1948年秋，我从上海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社会系。我本想考英语系，但在大学教授经济学的舅舅张一凡教授劝我考经济或社会系。他说外语的工作范围较窄，他强调说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迅速，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也是将来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当时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中央大学在世界著名大学排名中也名列前茅，在亚洲排名第一，超过了东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因此吸引了海内外学子纷至沓来，考生云集。上海考区社会系只录取12名，而报考者数百人。我经过拼搏终获录取，不胜欣慰。
崭新的学习天地
社会系主任孙本文教授在北大毕业后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博士学位。他教学很认真，要新生轮流念一段英文版《社会学》并译出，然后讲评指点。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出一个社会学热门专题，引导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最后由他总结。
中大拥有国内外一流的学者教授，因而除修社会学外，我还选修或旁听了经济、法律、外文和中文系的课程，这些为我后来的外贸和国际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对英语有兴趣，经常去图书馆阅览国内外英文书报，还翻译一些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既练习了英文，又挣了零用钱。周末常去电影院和英国驻华文化协会看英文版电影，如《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翠堤春晚》《卡萨布兰卡》《百万英镑》等，可谓寓教于乐，既学了英语，学了莎剧，又欣赏了故事和插曲，如由施特劳斯作曲的美国影片《翠堤春晚》插曲《当我们年轻时》脍炙人口，传唱不衰。这使我想起2002年母校百周年校庆时，北京校友集会上，校友方应暄、王萃年伉俪用中英文演唱此曲时的盛况。此后每次校友会开会休息时，为活跃会场气氛，他俩，还有洪慕莲等音乐系校友或能唱或会唱中外古今名曲，大家跟着节拍吟唱，情绪热烈欢快，似乎又回到了“当我们年轻时”的年代了。
我们读书的时候，学生生活很困难。虽然我享受奖学金，但因物价飞涨，生活仍很艰苦。伙食很差，菜无油，饭有沙。有一天伙食团宣布，政府停止配煤，拟出售存米或取消打牙祭来买煤，或干脆停办伙食。但多数学生反对，有人主张砍树烧桌椅，甚至罢课游行**。后来校方设法借到了煤，风波暂告平息。尽管物质生活清苦，但我们的课余生活仍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在班长熊第注带领下，定期学习《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周末经常唱歌跳舞。有一首《当我们年轻时》（THE MORE WE GET TOGETHER）曲调简易欢快，歌词充满友谊，我很喜欢，在以后工作期间，每遇联欢场合要出节目时，此曲常使我轻易过关。
当时南京是长江南北花生米的集散地，“南京花生米”远近闻名。农民兄弟进城卖花生米，他们散布在马路两边人行道上，一袋花生一杆秤，看货成交付钱。他们同文昌桥学生宿舍区马路两边的小酒店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逢节假日和晚上，同学们在四牌楼校区图书馆夜自修结束后，往往相约二三好友在小酒店里坐下，一瓶啤酒，一碟花生和豆腐干，品尝出火腿的美味，天南地北，无所不聊。在生活清苦，学习坚持之余，有这样一块小天地来放松情绪，也算是苦中作乐了。
“四一”惨案
1949年3月，我解放大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乱成一团，一面假惺惺派代表去北平和谈，一面反对我党的八项和平条例，同时疯狂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惨案”。
4月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六千余人举行“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示威游行，一路上歌声口号此起彼伏，声势浩大。队伍于下午二时解散。但当我们又饿又累回到文昌桥宿舍时，突然锣声大作，有人高喊“北平剧专同学被国民党特务打伤了……”我们一千余名同学马上紧急集合，一起赶到总统府静坐**。中央大学校务维持会常委、中文系胡小石教授也赶来慰问和支援我们。学生代表进去交涉，但杳无音讯。忽然从不同方向开来几辆卡车满载特务暴徒，下车后挥舞棍棒凶器呼啸而来，还嚎叫“学生都是共产党，老子在前线流血卖命，你们却在闹事”。我们坐在总统府门口的同学见状纷纷向门内涌去。我和几位同学在一名府内同情学生的工作人员暗中掩护下躲进一间无人的侍从室，用桌椅顶住门。室外喊声、打声响成一片。光天化日下，堂堂总统府内竟杀声震天，暴徒残害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血流满地，他们连最起码的尊严和羞耻都荡然无存！不久，这帮暴徒呼啸散去，我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血迹斑斑的总统府回到学校。在这次惨案中，中大两名同学不幸牺牲，47人受伤（编者按：据《南京大学百年史》）。晚上，系里同学相互传达：今晚国民党特务可能要来抓人，大家要提高警惕，如有条件，躲到校外更好。我就在太平路的亲戚家里躲了几天。
次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打学生的是什么“军队收容总队”从前线回来的伤兵云云。这不禁使我想起1946年6月27日《世界晨报》上一篇通讯《下关不幸事件别记》中的一段话：“在反内战运动中，民主人士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等和学联代表由上海到南京**，在下关车站遭国民党特务伪装苏北难民群伙毒打致伤。”昨天伪装难民，今日伪装伤兵，国民党反动宣传伎俩之拙劣无耻，何其相似乃尔！
转英语系学习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不久社会系并入政治系，当初我报考社会系的初衷落空了，但我对英语仍情有独钟，因为高中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过，那时除国文和历史外都用英语教学。中大英语系名师荟萃，不乏学界泰斗级教授，教出的历届学生中不少是出类拔萃之辈。我决定转英语系，并向陈嘉主任提出申请。他白天工作忙，约我晚上去他家。他要我当场写一篇英文作文《我的家庭》。他阅后用英文提了几个问题，我用英文答复，他让我回去等候系里的决定。后来系里通知同意我转系。同时转入英语系的还有社会系二人和医疗系一人。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从此我与英语结缘。我之所以能在几十年的外语工作中取得一些成就，对社会和国家有了一点贡献，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国家对外语工作有需要，另一方面，外语也充分满足和发挥了我的兴趣爱好，为我提供了在喜爱的专业天地里自由驰骋的机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回想起来母校当时批准我转系，是对专业兴趣的最大爱护和尊重，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因此，我想在此表示我衷心的感恩之情。
英语系老师人才济济，留给我的印象终身难忘。主任陈嘉教授留美获耶鲁博士学位，教我们名著选读课。《名利场》（YANITY FAIR），原著文字深奥，而陈先生深入浅出，稍加评点，就使我们豁然开朗。先生对戏剧的研究甚深。他对学生非常关心，有一次到北京出差，还抽空专门来外贸部看我们，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令人感动。
范存忠教授留美，20世纪40年代初期曾去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对英国文学有深入独到的研究，讲一口十分流利的纯正英语。先生教散文和作文，评点学生语病切中要害，深受学生爱戴。
楼光来教授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学贯中西，他教我们莎剧和作文课，他出的作文题有启发性，易发挥。先生尊重学生，对作文从不大改大删；但经他一改，虽只寥寥数字，却有点睛之妙。有时他的批改，引经据典，举一反三，往往有额外的启迪和收获。据说他青年时曾参加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任秘书。
赵瑞蕻教授教我们翻译与习作课。他具有热情洋溢自由豪放的气质，易与同学打成一片。他选的教材内容广泛，兼容古今中外。先生也是一名激情奔放的诗人，他常在课堂上朗诵中外名诗片段。他朗诵苏联诗人玛雅科夫斯基战斗的阶梯诗时那种全身心投入以至忘我的境界，至今让人难忘。
戴乃迭教授（GLADYS YANG英籍）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夫人。他们在伦敦求学时相识，结婚后回来中国。他们合作英译了多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和《鲁迅全集》等。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翻译的《红楼梦》，这也是至今最好的《红楼梦》英译本。她教我们口语和翻译课，她讲授的“对译法”效果好，提高快，对我今后几十年口译工作帮助很大，可以说起到了立竿见影和化险为夷的作用。她的标准伦敦音纠正了我带有乡音的发音。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次北京饭店的外事活动中她见到我，还问起我和班上在京同学情况。她热爱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几十年来她同杨先生伉俪情深，相濡以沫。文革中她和杨先生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双双投入监狱四年。1999年戴乃迭老师去世，杨先生十分悲痛，写了首挽诗：
早期比翼赴幽冥，
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
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
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
从来银汉隔双星。
对母校的感恩之情
1952年，我从英语系毕业离开了母校南京大学，投身于翻译和外贸工作半个多世纪。我为之服务了四十多年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现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已连续28年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并名列中国企业500强前列。为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化集团的辉煌成就也凝聚着我个人的微薄奉献。
当我回首过去这一生的工作时，首先我想到了哺育我的母校，我以母校中大南大为荣，对母校的眷恋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衷心感谢母校和师长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那卓有成效的外语教学，学识渊博的教授队伍，严谨求实的治学方法和十分可贵的学术环境给我夯实了外语的专业基础。“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我走完了我的外贸事业的征程。其次，母校的校友们，相识的和不相识的，通过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工作（英语和外贸）给予了十分珍贵和切实的帮助，我的成就同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关于我过去的学习和工作的具体情况，《南大校友通讯》2018年春季号上拙文《七十年的南大情缘》中我已做了汇报）
我衷心祝愿母校日新月异，砥砺奋进，遵循教育规律，积极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经验，以开阔视野建一流大学，推进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在不久的将来达到世界一流，再铸辉煌！
（文、图/周礼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