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大工作的几个片段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16-09-01浏览次数:76

我自1946年进入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195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在南大已经度过整整70个春秋了,占去我的大半生。其间,我有两次险些离开南京大学。一次是大学毕业分配时,我原被分配至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我已卷好行李,准备去哈工大报到了,突然因工作需要,让我留校任教。第二次是1955年我刚晋升讲师不久,教育部来函要求从南大地质系调8名教师支援兰州大学地质系。经学校党委研究由张祖还等8名教师支援兰大,我亦在其中,排在张祖还之后,显然是作为骨干教师派去的。我已作好去兰大地质系的准备,开始收集我国西北地区的地质资料。正准备择日登程之际,教育部又突然来函取消支援兰大的决定。从这两次没有离开南大,说明我和南大确有缘分,孕育了我与南大的深厚情结。

  

匡亚明复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革命组撤销,成立了教学科研处,我担任处长。1978年5月,匡亚明复出,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副教务长兼科研处长。在文革前,我和匡校长很少直接接触,因为当时杨世杰任教务长,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匡亚明复出后,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增多了起来,对他雷厉风行的作风深有体会。恢复高考后,77级、78级学生同年入学,两届学生入学时间只差几个月。教室突然紧张,尤其缺少一百人以上的大教室,我向匡校长告急,他很重视,考虑了一会儿说:“北大楼后面有块空地,可以盖几间简易的大教室。”他说干就干,天还下着小雨,我们各撑着一把伞到北大楼后面实地察看。匡校长用脚步丈量面积,高兴地说:“这里盖几间平房教室没问题。”他还特地关照我说:“不要忘记在教室附近修一个简易厕所”,他还说:“每间教室南面的门要开大些,北面靠讲台处再开一个小门。”我感到不解地问:“开这个小门有必要吗?”他说:“学生下课都往南面的门口拥出,这个小门是专门为教师开的。”我恍然大悟。匡校长亲力亲为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图1)。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匡校长非常重视国际交流,认为学校太闭塞了,当务之急应派遣教师到国外进修。为此,我特地开办了教师英语提高班,从各系抽调教师,脱产一年,提高英语水平,请外文系教师上课,重点培养英语听说能力。1979年2月,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谢恩率领一个教授代表团来南大访问,匡校长热情接待。两位校长当场商定,由南大派出一批教师去威大进修两年,匡校长让我立即与各系联系确定人选,由两位校长亲自面试最后确定了12位教师前往威大进修。

还有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匡校长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起了决定性作用。通过南京大学与霍普金斯大学两校校长互访,以及霍大物理系钱致镕教授的“牵线搭桥”,1981年9月,两校正式签订了共建“南大—霍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协议书,“中心”于1984年动工建设,1986年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建立的第一个中美合作的文化实体,旨在培养从事中美事务的专门人才和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

  

走出国门

  

1982年3月应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邀请,南京大学派出教师代表团赴美访问。代表团由七人组成:副校长徐福基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团员有叶子铭、肖信生、苗永宽、林紫炳、吴银根。为时6周,前3周在霍大访问,后3周去美国其他大学访问(图2)。

在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期间,主要有两项任务:一项任务是与霍大穆勒校长进一步商谈有关建立“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细节问题包括选址、图书、设备等问题,主要由徐福基和我参加;第二项任务是对口学术交流。我访问了“地球与行星科学系”,做了题为“华南花岗岩与成矿关系”学术报告。报告结束后,听众都散了,只见后排坐了一对老年夫妇,我主动与他们攀谈,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沉积学家童豪富(W.H.Twenhofel),我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读过他写的一本名为《沉积学》的书,印象很深刻。

霍大有一个研究机构设在华盛顿,机构的全名是“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其中不少教授是白宫的“智囊人物”,院长名乔治·派克。通过他的联系,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白宫专门接见了南大教师代表团。布什对霍大与南大共建“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表示赞同和支持。临别之际,赠送我们每人一只刻有他签名的领带夹。

在霍大访问期间,中央大学美国校友会邀请徐福基和我去纽约聚会,钱致镕陪同前往。我们从巴尔的摩乘机去纽约。中大校友会在纽约一家酒店宴请我们,到会校友有30多人,其中有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等,席间宾主叙谈甚欢。

在霍普金斯大学访问结束后,我们开始访问美国其他名校,先后访问了哈佛、耶鲁、杜克、布朗、加州伯克利等13所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最后由旧金山乘机回国,结束了六周的访美之旅。

  

励精图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教育部作出了决定,重点投资五所高校(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西安交大),五年内每校增加一个亿经费,南大却不在其中。一时间,人心浮动,议论纷纷,南园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南大向何处去?正当学校处于思想混乱之际,教育部任命曲钦岳出任南京大学校长,同时任命余绍裔、袁相碗、冯致光、许廷官和我为副校长。曲钦岳时年49岁,是学部委员,天体物理学家。他在学校工作处于困难之际,毅然受命。不久,陆渝蓉出任党委书记,党政齐心,团结一致。大家表示虽然没有获得教育部重点投资,我们绝不气馁,要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拼搏精神,把南大工作搞上去(图3)。

曲钦岳校长抓的头一件事是制定“南京大学事业发展规划(1984—1990)”,规划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促进学校事业发展。当时,我们提出“扬优、支重、改老、扶新”的学科建设方针,即发扬基础学科齐全的优势,抓好重点学科的建设,大力改造传统学科,积极发展新兴应用学科。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1987年成立了七年制医学院,南京鼓楼医院成为南大医学院的附属医院,1988年成立了国际商学院和法政学院,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科学研究方面,曲钦岳认为,基础研究应与国际接轨,他让科研处调查了解国际上有哪些SCI杂志,要求教师和研究生积极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在这方面,南大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以致后来出现SCI论文连续七年位居全国高校榜首的喜人景象。在人才培养上,贯彻“全面培养,强化基础,因材施教,增强活力”的方针,提出“五个一套”的课程建设要求,全校教学工作蒸蒸日上。由于教学管理出色,冯致光、丁承憼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在国际合作上,我们也取得重要进展,曲校长曾两次主持“中美大学校长论坛”,中美双方各有10所名校校长参加,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开展讨论。1986年“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无疑属于国内首创。1985年7月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来校访问,南大授予他名誉教授证书,李政道热情表示:“有生以来,江苏是我故乡。今日之后,永为南大成员。”吴健雄是中央大学校友,国际著名物理学家,1988年10月南大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她对学科建设提出了精辟见解:“基础科学是发展应用科学之本,正如鱼与水,没有水,即没有鱼,愿母校师友继续为基础科学树本,为未来应用科学推进。”

我在任期内,也曾两次出国。1986年9月,我应日本名古屋大学诹访兼位教授邀请去该校地球科学系讲学一个月。讲学期间,我拜会了名古屋大学校长饭岛宗一,表达了南京大学愿与名古屋大学在地球科学领域加强合作的意向。1987年5月我又受教育部委派,参加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签定“中澳联合培养博士生协议”。在澳期间,我们访问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等名校,取得了预期效果。

1988年,我年届61岁,按教育部规定,卸下了副校长担子,回到地球科学系,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校友情深

  

南大校园内,长期飘扬着一条横幅:“今日我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我为荣。”校友与母校间的感情是永远割舍不断的,他们是终身的“南大人”。从1992年至今,我担任了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兼任中央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据初步估计,目前南京大学的海内外校友已近30万人。仅据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统计,自1921年创立地质学科以来,本院毕业校友已超过1万人。在1万多名校友中,有29位院士。这只是一个学院的统计,南大有28个院系,20多万校友遍布海内外。校友心系母校,是支撑母校办学的强大力量。

1997年南京大学校友总会与东南大学校友总会同时收到台湾中央大学校友会邀请,访问台湾。南京大学以冯端院士为首,东南大学以顾冠群校长为首,联合组成了10人代表团赴台湾中央大学访问。也就在访问前夕,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顾冠群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访问期间,我们受到台湾中央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校友会的盛情接待。台湾中央大学校园位于台北市附近的中坜镇,校园幽静。走进校门,迎面一块巨石,上刻“诚朴”二字,表明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在学风上是一脉相承的。在访问期间,我们三校就“21世纪科学和教育的走向”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同时校友之间也开展了热情洋溢的联谊活动。一周的访问时间,中间安排了三天时间的旅游活动,我们参观了台北中山纪念堂,游览了阳明山、日月潭等名胜景点(图4)。

南京大学管理精英学友会是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的一级分会,主要由各行各业从事经营、管理的校友组成。学友会现有会员2000余人,拥有众多的企业中坚、商界精英和行业专才。自2006年起,学友会每年向贫困学生捐助奖学金。我受聘担任管理精英学友会总顾问。2010年我写了一段寄语与学友会会员共勉,现录于后:

精英人才的标准,包括四个方面:品德、知识、能力和贡献。

品德:诚实、诚信是品德的核心,做人要诚,做学问要诚。

知识:不仅掌握1—2门专业知识,而且有一定的人文、科学素养。

能力: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贡献:开拓进取,创业创新,为社会作贡献。

泰州是长江三角洲的15个主要城市之一,下辖3个县级市:泰兴市、靖江市和兴化市。其中,泰兴是我的家乡。2006年3月,南京大学泰州校友会正式成立。我应邀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希望南京大学泰州校友会为“泰州大学”的早日建立发挥积极作用。每逢暑假,南大泰州校友会均会组织部分中、小学生参观南大,我都出面热情接待,以体现对家乡青少年的关心。

  

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

  

一部学校的校史,记录了这个学校的酝酿、成立、变迁和发展的全过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南京大学是国内少数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学之一,更有必要写出一本反映学校发展的校史。我从副校长位置退下来不久,有一天,曲钦岳校长找我商量,希望由我出任校史的主编,他说:“你对学校情况比较了解,由你来抓这件事,我就放心了。”我没有推辞,欣然同意了。学校领导为此成立了一个很强的写作班子,成员包括:包仁娟、杨振亚、冒荣、龚放、任利剑、王运来、袁李来。我担任主编,包仁娟、杨振亚、冒荣任副主编。我们首先拟定了一个详细的编写提纲,感到有两个问题必须处理好:一是处理好中大与金大两个源头的关系;二是摆正抗战时期“南京中央大学”在校史中的位置。

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都是南京大学的前身。金陵大学肇始于1888年建立的汇文书院,中央大学则源自1902年建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前者比后者还长14年。我们遵照教育部的指示,以三江师范学堂作为学校的源头,但也考虑到金大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在拟定编写提纲时,全书共分四编,前三编分别是:三江师范学堂至国立东南大学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和南京大学时期。第四编是金陵大学简史。

关于抗战时期在南京成立的“南京中央大学”要不要写进校史?我们进行了慎重的讨论。最后,一致认为应该写进校史,并占有适当的位置。

《南京大学史》终于在南京大学成立90周年之际如期出版。

《南京大学百年史》则是在《南京大学史》的基础上修编而成,仍由我担任主编,龚放、冒荣任副主编。10年间,学校又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均载入了南大的史册。

从2004年起,为实施通识教育,南大开始设置新生研讨课,这是一种专门针对新生开设的小班专题讨论课程。2011年首次开设《南大轶事》新生研讨课,由于我主编过校史,在该课即将结束时,主讲该课的王运来教授邀请我与同学们座谈,讨论气氛相当热烈。座谈会后大家合影留念。

此外,我还主编了《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史》。南京大学的地质学科肇始于1921年国立东南大学时期的地学系,该系含地质、地理、气象三个学科。1930年1月,地学系一分为二,成立了地质系和地理系(含气象学科)。2011年,为了迎接南京大学地质学科创立九十周年,我们在《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史》的基础上又修编出版了《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简史》。

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仍历历在目。这里仅回忆了改革开放后我在南大工作的几个片段,虽然比较零星,但我与南大的深厚情结却清晰可见。

(王德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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