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情深 弥足珍贵——我的同学我的班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14-06-30浏览次数:10

1959年,我接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给我收拾行装,有什么呢?没有一件新衣服,更无箱子、挂包之类。五年大学期间,没有书包。没有雨伞,不用说胶鞋,连一双球鞋也没有。舅舅倒是给了我一双旧皮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穿起它来,真有点像卓别林似的。苏北是革命老区,当时交通不便,我又没出过远门,妈妈把我托付给一位邻居,乘汽车到了镇江,然后转火车到了上海姨妈处。其实到镇江离南京很近,为什么绕道去上海呢?虽然兄长晚婚支持我上高中,也为我省吃俭用挤出了点钱,但还是因为家贫,连很低的学杂费也凑不齐,只好舍近求远,去姨妈家求助。姨妈待我很好,表弟已在上海银行工作,表姐也在厂里上班。她家就住在上海交大旁边,真没想到,我还没有到南京大学,倒先“参观”了交大,也算提前接触到了高等学府。在上海,表弟给我做了一条新裤子,几乎穿了五年。表姐给我买了日用品,他们还给了我十几元钱,总算如期到南大报到了。回想读书阶段,可以说在贫困中度过:小学阶段从未吃过早饭。中学阶段,吃过豆饼、山芋,总算没挨饿。五九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开始,中学里人均月伙食费七元二角钱。可是对我们家来说,总是那么为难。我最怕的是周六接到“停伙”名单,怕啊:面子上觉得丢人,心里焦急再到何处去筹钱。大学阶段,享受了十元钱的“助学金”,且得到老同学家和其他亲戚的资助,过得比小学、中学“幸福”多了。我20岁才上大学,这期间,我个子还长高了。虽然度过的是挨饿的三年困难时期,但我毕竟完成了学业。回忆这一段艰辛的求学过程,自己最深的体会,就是:“穷且不坠青云之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报到时,我才知道分在南京大学数天系天文专业。当时天文专业招生人数很少,可算全国最小的系,小到不能独立成系。“大跃进”后的59级也只收40人,且限招江苏上海福建等省市考生,所以我们同学说不上来自“五湖四海”,却也是陌路相逢,实乃缘分。我们班同学有几个特点:1.入学时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穿不好、睡不暖;2.女生占1/4,戏称“九朵金花”;3.学业负担重,数学、物理都跟数学系、物理系本专业一起上课,作业、考试都一样要求;4.学习压力大,受“大跃进”影响,期终考试要“放卫星”,要互相挑战,看各班各科人均分数,在“争上游”中,我们班还都名列前茅;5.因多种原因,上届同学到我们班学习的人数较多,我们班也有2位到下一个班级学习;6.年龄差距大,几近十岁,老大哥、老大姐带着小弟妹组成一个大家庭、相亲相爱、互辅互助。

因国家困难,我们的生活还是很艰苦:当时大学生每月发粮票31斤、油票半斤、肉票一斤。本来就不够吃,再加油水少,饭量就特大,成天饥肠辘辘,还要响应号召帮国家减少困难,大家都主动上缴粮票和布票。女同学都是多上交,还要留几斤支援饭量大的男同学。参加生产劳动时,男同学护着女同学,力气大的帮助弱小的。有同学皮夹、饭票丢掉了,大家就主动凑钱挤票给以帮助。我和同学生病或住院了,其他同学都陪医陪护,还帮补功课。有一位同学常年小便失控,男同学不顾臭味,帮晒被子、草垫子,女同学帮助洗洗晒晒,还不告知他,偷着干以防伤害自尊。南京夏天天气特热,同学们争着在八舍南门台阶上洒水降温,晚上拿着草席去水泥路面上露天过夜。同学们一起动手,用“六六六粉”和石灰在床缝中消灭臭虫。晚自修时,十人一个房间,五张高低床、五张双人桌、十只小方凳,一人一个位置,大家认真看书做作业,互不吵闹。饿的时候,都用白开水充饥,十个竹壳水瓶,争相打水,从未排过值日表。谁买了一瓶辣椒酱,打开后每人一勺和在水里喝下,有“福”同享,其乐融融。早晨做操时,大家听到起床钟时,赶快起床,来不及叠被子,就等操毕再整理。有位同学爱睡懒觉,主要是认为集中按时做操有点形式主义,总是在同学催促下最后一个起床。大家都有集体荣誉感,力争同室的不迟到,全班的不少人。女同学还住八舍,赶到男生宿舍的草坪或路上出操。学校组织集体演出,我们班组织排练节目,还都能在系里或校内得奖。体育比赛,特别是参加校、系运动会,篮、排球比赛,我班同学都踊跃参加。就是没有比赛项目,也都参加观看和做好后勤服务,打开水、抱衣服。我从小喜爱家乡地方戏淮剧,入校后,朱文诜同学爱好京剧、会拉京胡,我就跟他学唱,很快就学会了《红娘》、《苏三起解》等段子。后来小组乃至班级都能清唱《借东风》、《甘露寺》等曲目,成为我们班级一“绝”。没想到,从此京剧伴我一生,我担任了江苏省高校京剧联谊会会长近20年,还被聘为中国高校京剧委员会名誉会长,得到过99年中央党校学员比赛唯一的一等奖。真是同学中“能者为师”和奋发进取的环境使然。而有些同学喜欢中午休息,少数不睡的同学,看书也好,洗衣服也好,都是轻手轻脚,讲话都是捏着嗓子似的,从不影响别人。五年同学,从没发生过一起同学的矛盾,更无争吵、生气和闹情绪等不悦之事。上届同学到我们班上,大家很快就亲为一班人了。本来系小,也都认识。也有到下一级去的同学,仍然相处如初,不分彼此。同学们都要求进步,互相促进。五年中有多位同学加入共青团,几位同学加入共产党。我们班级多次被系、校评为先进班级,我们班团支部也被校团委评为先进支部。全班都有集体荣誉感,情系班级,心想班级。

同学相处五年,情感日渐加深,生活上都互相关照。早起后,谁的被子来不及叠,哪个同学看到也都会主动帮助叠好、把鞋子放好。至少每周要接受一次班、系的寝室卫生大检查。我们班四十多人,四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几乎个个都得到过“流动红旗”。我们每个同学几乎都有一个外号、绰号。平时不呼姓名,什么“排骨”、“疯子”、“老糊涂”等等。我还有一个名字“大刀杆”(人长得高且瘦),叫者高兴听者开心,都感到十分亲切。我们现在都七十多岁了,见面仍叫绰号。当然也有文雅的名字对联,那是我的“发明”,为庆祝国庆,又要结合天文专业,还要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所以上联撰为:“金(刘金沂)星(韩星臣)耀(朱文耀)大(吴连大)江(温铁江)”,下联撰为“祖(朱祖彦)国(厉国青)永(王永保)其(李其德)康(谢乃康)”。现在看来,还真是有点意思。

那时的毕业,不是“就业”,因为都是国家分配,需大于求。一人一单位,而且多岗可选,都由系里按照计划统一分配。不要申请,不提要求,每人的表态都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为天文专业全国只此一家,毕业人数又少,所以也算“实事求是”,没提“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基层去……”什么的标语口号,所以同学间没有竞争,没有嫉妒,有的只是关心。对于已婚的同学,希望他们能分到同一城市;对于已经相爱的同学,都祝福他们能分到同一个天文台。分配名单一公布,大家都很高兴,没有抱怨,没有沮丧,高高兴兴,互相祝愿,互相鼓励。要离校了,聚餐班会,那时没有也不会喝白酒,用少量红酒碰杯,唱歌,畅叙同学之情,珍惜临别之欢。同学们要离校了,留校的同学自然充当起半个“主人”的角色,帮助每个同学整理行装,托运行李送至车站,直至车动挥手告别。多数同学都是泪流满面,有的女同学还哭出了声,这就是同窗之情啊,弥足珍贵。

同学深情,是从同窗五年铸定;同学厚谊,却贯穿在每个同学的事业乃至人生之中,真可谓一日同学,终生手足。

毕业后,都在全国天文台站和南大工作或读研。大家相聚机会较多,同学们情况也都有了解,大家都在相互关切:各人工作怎样,结婚了没有,孩子们如何,总在牵挂之中。64年毕业后,有同学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差不多一年时间;有参加农场劳动锻炼,要一年多时间。在岗同学都用各种方式保持联系,互问情况、互相关心。“文革”开始了,我班同学中有被挂牌游斗、关押审查的,北京天文台的一位被打成“反党”判重刑,紫金山天文台一位同学被关押批斗,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们都挺过来了,事后看来,这些同学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精神品质是母校教育的结果,也是同学们的仗义执言、给予鼓励关怀的精神支撑。所有同学都很关心他们的处境和命运,写信慰问、看望安慰,给其精神的支持和鼓励。“文革”结束后,不少受冲击的同学都先后“解放”了,恢复了工作,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去,努力抢回被耽误了的十年宝贵青春年华。对重判同学,大家最为关切。为争取他早日平反,在老班长的组织下,所有同学都签名上书请求平反信,最终给以释放平反,安排重要工作,为天文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家庭也得以重聚,重享天伦之乐。此后,多次举行同学聚会为其庆祝。人有生死祸福,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同学,学术研究正走向顶峰,不幸患癌症,各地同学不时去他家探望慰问。故去后,全班同学发起募捐活动,以表对其家属和孩子的抚慰。后来,又有四位同学不幸先后去世,同学们都亲临送别,寄托哀思。大家年岁都高了,本班同学每年都搞同学聚会,除在海外和特殊情况的个别同学偶尔次把未能参会外,都从全国各地赶到聚会地欢聚。同学们较集中的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每年都增加到二、三次,家属甚至下一代都一起参加,老同学延续友情,给后代也是个生动的同学深情的教育。为了便于交流,老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倡议编写和更新各位同学的通讯录,以便联系。为总结各自人生,约请大家每人写一篇带有总结人生的回忆文章,编印“《岁月如歌》南京大学天文系64届同学回忆录”一书,既可互相交流、重忆、珍惜同学友情,也可留给家人乃至子孙们翻阅承传,让他们了解我们这一代同学是如何度过国家的每段时期的成长、奋斗历史。此中都离不开大学同窗时期的互相帮助、关心激励的生动故事,每位同学在成长发展过程中无一没有分享共获大学阶段的扎实基础,真是值得回忆:有缘相会同窗,互励终修正果。

上一班跟我们班一起毕业的同学,从来不分彼此,很快就融入一个班集体,直至毕业。班上也有同学跟下一个年级毕业的,在校时都还住同一幢宿舍,上课不在一起了,但是还是十分亲热。毕业后,无论分到哪里工作,凡是曾在本班学习的同学,都是心心相印,无论是在工作地岗位上还是在退休的生活里,总是保持着密切联系,息息相念,凡是年度或临时聚会、旅游拍照都在一起欢乐聚谈。费用上大家也互相支持,争相多出,不分多少。收入多的多花,有困难的少出,真似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一样。同学中家境都不太好,尤其农村来的同学,多数靠国家助学金维持(每月最高额助学金是每月十三元,总额度每班是封死的,班级间、年级间调剂几乎没有余地,但我们同学都是谦让,多数人都主动放弃不申请,申请者也互相谦让,从未让班主任、系领导为难,同学间也从无不悦之感。

毕业前夕,正好雷锋事迹见报,不久,毛主席又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我们班级每个同学都积极响应,身体力行助人为乐做好事。到工厂学工、到农村支农,大家都抢重活干,照顾女同学和体弱的同学,同学中很少有两条棉被的,在乡下住农民家里的稻草地铺,常有两个同学同被窝,一人的被子铺,一人的被子盖,同地而眠,十分温暖,稻草香酵,沁人心田。同学相处乃至人际关系,关键是个“情”字。情从何来?在于互相尊重。你来我往,日积月累,自然产生感情。我们多数同学都有一个俱生而来的看法:以诚相待,以礼相敬,没有处不好的人。当然,这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不可公开散布的,否则按照“资产阶级人性论”、“不讲阶级分析”的观点,那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一位同学在政治学习讨论时,对“三面红旗”说出了真实想法“至少卷起一面”,后遭到个别老师的严厉批判,但越是这样,同学间的感情越是体悟得深,表现得切,多数同学都默认赞同,且内心给予同情和支持,都经受了时间的磨练和考验。人都老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和班长年龄在班上都不算大,但大家都把他们看作是老大哥、老大姐似的,一切活动只要一个电话、一份邮件通知,马上立即团结在他们的周围,这是历史造就的组织纪律性吗?现在都是老“自由”人了,说到底,这是同学情感这根无形的钢索维系着啊。

回忆同学生活,珍惜同学感情,确实感到大学五年同窗生活建立起来的友谊对我们顺利完成学业、步入社会后成就各自的事业多么重要,何其珍贵。当时老师对我们并没有专门开课,也无多少理论指导。但是就我的人生实践、自我感悟,觉得还是要加强学习,遵循校训“励学敦行”,把同学之间、人际之间的情感认知上升到理性层面,对己对人对学生要进行“情感教育”,或者说“情商教育”、美国著名人际关系学专家戴尔·卡内基上世纪早期就提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专业知识所起的作用是15%,但是人际交往能力却占成功因素的85%之多。”“情商之父”丹尼尔·古尔曼甚至认为,“仅有IQ(智商)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用EQ(情商)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发挥与生俱来的潜能。”我甚至认为,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还得多少学点“阿Q精神”。学生们有了各种情商上的能力,就能梳理正确的价值观,建立良好的学习动机,有效管理时间,应对考试压力,控制情绪并懂得自我调节。同学们通过自己组织的各种集体活动逐步培养同学友谊和懂得相互尊重,更好地理解批评,更深地体会情感,学会如何避免使用暴力解决矛盾,学会正确地表达情感和宣泄情绪,以充分的语言沟通取代拳脚相加甚至生命相残,培养起同学们的善心爱心,善于融入社会,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学会关心他人和礼貌待人,学会思考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而且不仅对自己、对所有的人,更何况对待亲友和同学。德国柏林青少年教育学者塔尔马斯认为:在当今社会,不少老师和家长往往更重视“硬性技能”,看中当即被证明、可被量化进行比较的“脑力”特质,而对信任、激励、责任感及同情心等情感特质的“软性技能”并不重视。须知拥有强大的情感能力及人格特质的人,能对自己和整个社会散发“正能量”。人处顺境时,能自我肯定,奋发向上,攻坚前行,发挥更多的自我价值;而遇到困难时,又能勇敢面对,向困难抗争,将“危机”视为“转机”。要知道困难和挫折也是人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矛盾和问题面前,绝不言败、决不放弃,勇往直前,直达自己的人生目标。

    (韩星臣: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并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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