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岁月能磨灭旧迹，时光会促使遗忘，其实并不尽然。毕业离校半个多世纪了，多少校园往事仍然记忆犹新。有些还在思念与回味中有了更深的领悟，比如终于明白郭影秋校长何以能在那政治运动接连连，教学科研受重创的特殊年代，仍能睿智领航南大方舟，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不拘一格地捕捞觅食，长知识，学本领，走上社会能负得起工作责任。
一
我是化学系1956级学生。那时重视教学，许多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也走上教学第一线，为低年级讲授基础课。如我们大一的“无机化学”，就是著名化学家、系主任戴安邦教授亲自主讲的。清幽宁静的校园里，治学求学的气氛很浓，学子们踏上起跑线就受到很好的薰淘。身近闹市而心无旁鹜，矢志求学而不辞辛苦。可惜好景不长，次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带给校园的不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而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满墙，大喇叭震响，批判讨伐，舌剑唇枪。而且自那以后，就是运动不断，来则“压倒一切”，动辄夜以继日。正常秩序全被打乱，教学科研排挤一边。到后来又逢空前重灾，温饱尚且堪忧，求学之难更不待言！
毕业后，我接触过不少来自各地的同届生。谈起大学生活无不抱怨运动耽误学习，专业学得不深不全，因而工作常感力不从心，难以施展。有一次参加化学化工学会活动，有十来个专业相近的同届生聚到了一起。闲谈中还是少不了抱怨。有人说因为某某老师被划右派，某某老师被拔白旗，有些课程将去兵挡，草草走过场；有人说因为忙于日夜炼铁，有些课简直没上；也有人说体力劳动又多又重，还搞什么劳卫制满堂红，占去大量时间，弄得筋疲力竭，哪还顾得上学习；还有人说最后那两年，肚子填不饱，啥也做不好；等等，等等，诉不完，道不尽。
有位来自某师院的还说到他的一位女同学，写得一手好字，出身又好，政治可靠，总被抽去抄写材料，学习耽误得更多。毕业前学校临时抱佛脚，让老师按中学教材逐章逐节教大家如何讲课。可是她要忙于誊写大量毕业生资料，顾不上听课。但她表现好，评语被写得很好，分配工作时被一所名校抢去。但不到三周，就因不能胜任教学而被退回。再次分她到一家新办的小化肥厂，厂里让她带两名技校生搞化验室。本非难事而她却一筹莫展，因为上学时由于大炼钢铁而几乎没学分析化学。结果再次被退，脸面丢尽。
听完以上的种种诉说，我深感作为南大学子还真是万幸。所以当大家问起我南大情况时，我委婉地如实相告：运动的确躭误学习，但谁也无法回避。南大也只是见缝插针安排教学，总算将无机、分析、有机、物化、物质结构，还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基础课，都按纲学完，没落下一章一节，也没少做一个实验，而且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师讲授。分析化学当时系里实在安排不出人手，也没让助教老师顶过岗，而是从南工请了资深老师来授课。外语课有点特殊，大多数同学中学学的是英语，进了大学按规定第一外国语一律学俄语。后来大跃进要向科学进军，得提前接触专业文献，刚起步的俄语即便捧着词典也无法阅读，于是只好重拾英语。这时系里就安排本系老师，结合文献知识，为我们开设了《化学英语》。到大四分了专业专门化，结合做毕业论文，在那最后的一年多里，该学的专业课也都学了。所以参加工作后也还凑合吧，没听说有人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
尽管我没丝毫夸张，人家还觉得我在吹牛。他们质疑说：“就算你们比四年制多讨了大半年的便宜，也不见得就会好那么多吧？南大的运动搞得又不赖，从反右起就名声在外了，难道你们南大的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不成？”明知此问只为驳斥我而并不求答案，但我还是为此而不断盘点着大学生活，并与老同学一起琢磨着其中缘由。
我们深感到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毕业离校前母校还能在每个学子的行囊里装了那么些知识和技能，足以让我们应对工作，立足社会，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而这首先得归功于郭影秋校长的治校有方。记得郭校长是在反右后期到校履职的。当时运动高潮刚过，大家都盼望学校能恢复往日平静的教学科研秩序。听说新校长原是省委书记，战争年代还带过兵，就估猜他是为领导运动而来，只好悄悄收起心中所望，怀着敬而畏的心情等待新校长的到来。不久，郭校长就到任了。一到校就不顾鞍马劳顿，不停地走访师生。无论在宿舍，在食堂，在图书馆，在运动场，在草坪上，在道路旁……常常都会看到一群群同学围着校长有说有笑，偶而还见校长端起相机为大家拍照。正因为如此贴近群众，郭校长很快就摸清了师生们的所想所求。没多久他给全校做了一次报告，明确地号召大家“坐下来，钻进去”，切实认真地搞好教学和科研。这可是把话说到了大家心里，使得全校人心大快！过了不多久，记得一天早上大家正赶着去上班上课时，只见北园门口围着很多人在看一张小海报，白纸黑字，并不醒目，但却牢牢吸引着全校几千对眼球！原来郭校长要作一次有关明史的学术报告。我看时正好戴安邦老师也刚看过，只听他对身边几位助教老师说：“校长这是在告诉我们要重视科研了！”后来听说报告只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进行，只邀历史等系少数师生参加。但对全校科研的重启，却是十分强烈的催化剂！
说到这我想穿插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从金银街休养室去南园，碰巧郭校长下班从西大门出来，我们一路同行一路聊，他问了我们的生活情况，关心地问我们边养病边参加学校正常活动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没啥困难，请他放心，接着又打趣地问他，原来要管一个省，现在只管一个学校，是否感到轻松？他认真而又风趣地反问：如果请一个杀猪宰牛的到我们生物系教大家解剖青蛙白鼠，他会感到轻松吗？笑声中我们深深感到郭校长对新任职务的认真和敬业！
正因如此，他才煞费苦心在波涛起伏的政治运动中为教学探路开道，做到此消彼长，交错前行，从而保证我们按纲学完必修课程。但若仅仅如此，我们就能很好消化吸収，转化为工作能力，并足以为社会服务吗？显然不够。南大的运动没少搞，南大的每天也没多出一分一秒。倘若还不影响教学的话，那要是回到正常年头，本科学制岂不至少可以缩短两年？
二
其实郭校长他还另有高招，而我们却得益其中而不知晓。大炼钢铁那会儿，许多机关单位和学校，都在显要地方筑小高炉，全员投入，日夜奋战。把搜集来的旧钢材炼成了生铁。千方百计彰显为夺取1070万吨钢的政治热情。而南大却有点“反常”，只留中文、历史等系在校内较偏僻的北阴阳营、西园等处筑炉炼铁，却把理科各系派往校外。化学系是想当然的排头兵，却被派去“支援钢铁”搞分析。我当时因病住在金银街休养室，那里各系同学都有。一天我们一群人在去南园吃饭的路上，几个中文系同学拿出一本炼铁的小册子和我讨论其中的化学问题。说着说着就发起牢骚来，说学校简直乱点鸳鸯谱，该是化学系的事却把你们派出去，让不相干的文科生去炼铁，笑话！谁料郭校长就走在我们后面，听到这话哈哈大笑，说现在是全民炼铁，难道中文系不在全民之列？照你们这么说，阳光只属于天文系，风雨只属于气象系，也都与中文系无关哦？假定现在南大接到一项任务，要派人去采访报导全民炼钢铁的盛况，试问我该派哪个系去呢？化学系还是中文系？如果派你们去，你们一点不懂能写得好吗？学中文要接触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得有宽广的知识面。趁现在的机会多长点科学知识，好得很啊！化学系同学出去搞钢铁分析，既帮助当地提高钢铁质量，又能发挥聪明才智，活学实际知识。不是有几个同学创制土法定碳仪了吗？这样一举多得不好吗？学知识也要因时因地制宜，才能学得更多更好。（原话我难以准确复述，故不敢加引号）既风趣又深刻的一席话，说得大家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到了食堂，那天吃鱼，一位生物系同学还模仿校长的话对大家说：“鱼只属于生物系，与你们无关。”
后来的“教改呜放”和“红专大辩论”，让低年级学生“解放思想”编写高年级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为拉板车是不是又红又专而各找论据争得面红耳赤；就以当时发热的头脑来想，也觉得有点荒唐，但又不得不为。谁又敢冒走“白专道路”之大不韪？图书馆都挤得座无虚席，我借出几本书坐到草坪上翻呀抄的，忽然听到有人问：“干什么呀？”“编大纲呢，自己还没学过，不就抄呗，荒唐。”我不无好气地抱怨，说完一抬头，见是郭校长，知道失言了，手足无措。可是校长却很平和地说：“就当预习吧，早些知道以后要学些什么也好。抄抄也长知识啊。”现在想来，当时校长也无奈，但仍看重长知识。他也身体力行，随时随地总不忘给学生传授知识。记得为参加建国十周年的国庆游行，学校要准备一辆彩车，左右两侧布幔上要画大幅飞天，我和另一同学担负绘制任务。以我们的水平将很小的样本放到那么大，衣饰飘带等就显得单调，不耐看。美术社团的刘毓安同学说，他们地质系的绘图员老师善画仕女，还会塑菩萨，就请来帮助修改。他来后，不仅充实了衣饰，连脸型也大改了。许多人看了都说好。郭校长来一看，也哈哈大笑说：“嗬，我们的扬州美女也飞天了！”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历史和审美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审美观点也有不同。扬州美女的瓜子脸在唐代就不见得看好。说着我就准备去修改画面，而校长又阻止我说：好在我们这不是在复制敦煌壁画，而是借其画意表达我们的高扬意志，就带点江苏色彩也不错，古为今用嘛。一席话让在场的同学长了不少知识。
在我的记忆中，“大跃进”年代那么多运动，郭校长最为倾情投入的恐怕要算“向科学进军”了。现在想来他大概预料到这是可以让政治运动与教学科研相并行的好机会，因而刻意发动和组织。在他极具号召力的动员下，全校从老教授到年轻学子，全都豪情满怀而跃跃欲试。赶超英国的口号在南大被具体化为“赶牛津，超剑桥”。怎么赶？怎么超？一时间师生们众说纷云，甚至异想天开。不久，陆定一同志来校视察，为我们鼓劲说；“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拼了命也要赶上去！”这又给我们大大加了一把劲。许多方案都步步落实。大师们的真知灼见，更让我们眼界大开，获益匪浅。比如听了戴安邦教授关于创建学派的建议，才知道什么是学派，名校何以多有自己的学派。戴老还很有信心地要在他所领头的配位化学（当时叫络合物化学）研究领域创立南大学派，也叫“大N学派”，因为大写的N既形象地描述了他的主要实验曲线，又是南大校名拼音的首个字母。这个建议在化学系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即便在今天，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也仍然值得重视与厉行。化学系当时主要是搞新产品，比如各种高纯试剂的研制。一个或者几个老师带上几个学生，组成许多科研组，从选题、查文献、制定方案到反复试验，发现、讨论和解决问题，直至成功或者失败。在整个过程中，师生朝夕共处，息息相通，既是师徒，又是朋友。大家都怀着爱国报国的满腔热情，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攻坚苦干，西大楼的灯火彻夜通明。那是运动，也是教学。作为运动，我们制出了一千多种化学新品，喜报频频。作为教学，那就像戴安邦教授三十年后所总结并创导的，“既传授化学知识和技术，更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还培养科学精神和品德”的《全面的化学教育和实验室教学》（文见《大学化学》1989年2月号）。有了这番学习与锻炼，后来我们做毕业论文时就有种熟门熟路、得心应手的感觉，进展就比较顺利了。
三
再说每次运动总是连带着很多劳动，这是改造知识分子，培养新青年的必修课。有些劳动还相当繁重，占用时间多，消耗体力也大。对此学校尽量巧作安排，如组织化学系同学浩浩荡荡奔赴化工厂劳动，既有声势，又能在实践中学到不少书本上难以学到的知识与技能，真是一举多得。一点不错，我们学理科的，毕业后不少同学分配到化工岗位，也同样工作得很出色，这与化工厂学得的实际知识不无关系。我当时因病被照顾免去一些繁重的劳动，化工厂也没去。当时还自我安慰是“因祸得福”，有比同学们稍多一点看书时间。但后来自问，如果分我到工厂，工作起来困难肯定要多得多。错过那次劳动也就错失了一次学习机会。有些重体力劳动，郭校长知道无法回避，但处处启示同学要注意劳逸有度，保护好身体。有一回全校轮流去修水库挖土方，是重体力劳动；我受照顾留在校内出黑板报搞宣传。一天在南园板报栏前，宣传部戈平部长正向我交代任务，郭校长也在，工地上搞广播宣传的赶来向戈部长汇报，说他们去征求同学对广播节目的意见时，有同学说就上午九点二十分的节目最好，希望能多播几次就更好。原来这个所谓节目就一句话：“现在是九点二十分，指挥部命令大家休息二十分钟。”汇报者的意思是要写一篇评论，批评这种“好逸恶劳”思想。没等戈部长表态，郭校长抢先说：“好啊，这意见提得还挺幽黙。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下午再播一次。青年人正长身体，是得劳逸结合。”回头又对我说：“黑板报也要宣传这一点”。
还有一次因为有某校学生向省委反映说学校克扣学生口粮，江渭清书记召集大学校长查问，听说是因为劳动时饭量大，扣下一点作补贴。江书记就说劳动时粮食不够吃怎么不向省委反映？由省委设法解决嘛，解决不了就少劳动。哪怕不劳动，也不能克扣学生口粮啊，口粮关系到学生健康啊。郭校长回来把江书记的话原原本本地向全校传达，这说明他与江书记心有同感，正好借江书记的话告诉大家健康更重要。可当时我也听说有些学校就没敢这样传达，怕影响学生的劳动情绪。
郭校长还十分关注改善学生的伙食。那次校长会议上，江书记指示各校必须把已扣的口粮如数退还学生。于是有些学校发粮票，个别学校让学生尽情饱餐一次，结果出了事故。南大却是细水长流，隔三差五地供应一点免票的包子菜饭，既实惠又受用。同时郭校长还提出并确实做到了学生伙食隔天一小荤，一周一大荤。虽然小荤多是些小鱼小虾，大荤才能吃到几块肉。但这在当时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能坚持这么长时间更不容易。
四
那些年，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总与教学抢占时间。政治是统帅，其他都得让路。处于弱势的教学要想完成使命，真是举步维艰！当年那种政治运动，未曾亲历的年轻人怕是难以想象。那是全国全民的总动员，为求高效果，特重造声势。可是强势之下却容易使人头脑发热，乱失方寸，往往引来事倍功半甚至妄而失实的苦果。即或有所明察，也多因大势所趋，螳臂无法挡车，难以违拗逆转。而南大，在郭校长的主持引领下，却另辟蹊径，顺势而特行，竟也不拘一格地给学子们传授提供了大量必备的知识，为他们一生的生存劳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精诚办学的郭校长，平易近人亲密联系群众，师生们的所想所求在他心里是一本清账。因而他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想出睿智可行的办法来推动教学。他把握政治运动涨落波动的规律，紧抓波谷与间隙，迅即安排正规教学。劳动既是大势所趋，也想方设法使同学从中多获知识，一劳多得。最了不起的是抓住了“向科学进军”这一难得的机遇，让运动与科研并轨而行，且融教学于科研，以运动的气势激励科研、教学，用科研的成果彰显运动的绩效。矛盾统一了，还为教学打开一条新路，真是奇迹。
但是这样的机遇毕竟很少。大多情况下总认为抓业务是“白”，搞运动是“红”，
两者有如水火。想搞点业务得让人觉得你没有懈怠运动，否则可能会遇到麻烦。所以郭校长不仅注意顺势，有时还会做点“出风头”的事来造势。比如社会上热炒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时候，他也提过要建“南大人民公社”，随后还真从校办工厂的收入中给全校同学每人发过五元钱。五元钱在当时大约相当学生半个月的伙食费，外校同学听了都羨慕着呢。还有当外面传说北大请了周总理做兼职教授时，他立马就把江渭清书记请来兼南大教授，并给全校师生讲了一课。后来人家说南大搞运动名声在外，这些也被列举了。
领悟郭校长当年的治校之道，懂得在无可奈何的强势之下要办些与之不符的事，就得设法先顺势而求特行。因为只有顺势，或可特行；如若逆势，寸步难行。一次与人聊及此心得，有位曾就读另一名校的朋友非常感慨地说起，他们当年的校长就是一位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学界秦斗，深受师生爱戴，就因学术上只顾坚持，不求缓冲，结果连校长也当不成，完全失去办学育才的作业平台。他那凛然正气让人钦佩，但奇才难展又实在可惜。
世间事，一旦形成大势往往趋之者众。一哄而上，则其势愈狂，也更难免失控失常。即使有敢冒不韪而逆行者，成事极难。唯有顺势而特行，或能迂回而得进。但这就不仅仅是方法，而是谋略，甚至堪称艺术！
（文/沈性文，图片资料为编者所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