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们怀揣着录取通知书，满怀着美好的愿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南京大学，开始了被说是“天之骄子”的学习、生活。
一个学期之后，即四十九年前的1966年伊始，学校召开数、理、化、生4系一年级师生大会，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动员师生前往中南分校半工半读，参加分校建设。
动员大会后，同学们才知道有“南大中南分校”这回事，之前大家只听说过匡校长在溧阳办了个南大文科分校。那个年代，备战备荒，许多军工企业迁入内地去办，亦即所谓的“三线厂”。中央决定一些大学的一些专业也要迁到内地去办。作为先行试点，那时有4所大学，即北大、清华、华东化工、南大筹建分校，为保密起见，分别叫“651、652、653、654工程”。南京大学中南分校就成为“654工程”。据说仅“654工程”建设国家投资便达900余万，在当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换算成今天的币值不知道是多少？（编者按：《南京大学百年史》P366谓：“总投资为1019．65万元（后实际基建投资为580万元）”）动员大会之后，同学们可说是争先恐后递交申请书，踊跃报名。经过校、系组织审查、批准，确定名单。湖南、湖北、江西籍的同学全部都去，当然更多的是江苏、上海、浙江、山东籍的同学。批准能去分校的感到光荣之至，欢欣鼓舞。学校在教学大楼大阶梯教室召开过中南分校师生大会，校、系领导给讲建分校的伟大意义，校医院针灸处的费永仁老医生领大家高唱“南泥湾”“我们年轻人”“我们走在大路上”等革命歌曲；还由老师教唱“654工地之歌”，这首歌由“地质队员之歌”改词而成，好唱好听。当时气氛令人热血沸腾，正如“我们年轻人”歌词所言，个个都“有颗火热的心”，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图为物理系1965级4班在“654工地”（图片由潘元胜提供）
是那河伏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冲刷了我们的灵魂。
我们有火一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来到了654工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编者注：“河伏”指分校所在地湖南省常德市河伏镇）
新学期开始，分校师生立即离宁启程，学校组织举行了欢送仪式，从南园广播站到校门口汉口路上，两边站满欢送人群，敲锣打鼓，热情洋溢，气氛温馨，尤如欢送子弟兵奔赴前线，令人热泪盈眶。我们登上大客车，挥手相别从兹去。给我们带队的是各系老师和费医生。
到达下关码头，我们登上“江宁号”轮船往长江上游航行。很多人第一次乘轮船，感到兴奋。四等仓通铺也很温暖，夜里，我们在水上移动的空间进入梦乡。第二天睁眼一望，轮船顶蓬和长江两岸成了白色的晶莹世界，夜里飘落的鹅毛大雪造就了这令人陶醉的美景。
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到达武汉，在汉口的一间旅社住宿。第二天让大家自由活动，我们往闻名遐迩的武汉长江大桥奔去，为当时长江上“天堑变通途”的大桥而骄傲、赞叹，纷纷在此留影。
接着我们乘火车前往长沙。到达长沙火车站，湖南省委派来的几辆大客车把我们接到省委招待所。第二天让大家在长沙玩了一天，逛烈士公园，瞻仰清水塘杨开慧旧居等。吃过丰盛的晚餐，大客车把我们送到长沙码头登轮船，据说我们登的那艘并不算大的船当时在湖南是最豪华顶级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无法欣赏茫茫洞庭湖景观，只听见轮船在湖面上航行轻微和有节奏的马达、螺旋桨转动的声音。
天蒙蒙亮，轮船停靠常德码头。我们携着行李下船后立即登上接应的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子路上疾驶数公里后向右拐入丘陵山地中的专用马路，左拐右弯一段路，下坡再行驶一段路后，进入一窄窄的峡沟。峡沟中有一宽不足一米的溪流。当汽车停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峡沟中的“房屋”，这些“房屋”用木头、竹子为柱作壁，用杉木皮为瓦搭建而成。这就是我们的临时住所：有宿舍，大房间里密排着上下铺的架子床；有做饭菜的食堂；有烧供洗澡用热水的大桶锅；吃饭用的桌子和凳子都是用木板固定搭成。带队的老师为我们分男女按班级安排床铺位。每个人行李不多也便于放置。
我们的住宿地还设有广播站，由我们化一（2）班的方朴、宋如意和物理系的马文平等4个同学管理和做播音员（这4个同学在六九、七〇年“清理阶级队伍”和“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是后话，不述）。那个年代人人政治挂帅，关心国家大事，但获得信息的途径只有大喇叭中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和隔天才到的报纸。在这远离城市的山沟沟里，我们新的生活开始了。冬末初春，春寒料峭，又连日的绵绵细雨，温度低下加上潮湿，把全部衣服穿上仍感到刺骨的寒冷；但是没有任何人发什么牢骚，说什么怨言，因为当时每个人都“觉悟”很高，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当时工地负责人是化学系的李祥行老师，他英俊的脸庞戴副眼镜，不苟言笑，温文尔雅，一副学者型官员形象，但讲话很有水平。一次作报告时他为我们讲了“常德德山山无德，长沙沙水水无沙”的典故。还有一位是何平书记，他忙于南京——常德两地跑，较少在工地上出现。后来又来了一批毕业分配后留校任教的年轻老师，化学系的是范富龙、钱可藻，也有中年教师如段康宁老师等。说是“半工半读”，实际上只有工没有读，教室还没建好，到哪里去教去学？
图为物理系1965级6班在“654工地”（图片由潘元胜提供）
从我们的住处出发经由另一条不长的峡沟中的沙子马路前行，爬一段不长也不陡的坡道，眼界突然宽阔，向四周望去，是一幢幢在施工建设的房屋：图书馆、教室、宿舍、实验室。左边突出但不算高的山丘上，矗立着高高的水塔，右边工地上，几座圆柱形、壁厚达1米左右的建筑物令人惊奇，据说那是作原子核物理实验用的。水塔那边是食堂、医院等生活区建筑。整个工地各处工人们正忙碌劳动，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施工建设景象。
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劳动。我们被分散到各施工点，充当建筑工人的帮手，搬砖、提水泥、递钢筋等，需要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由于建设速度快，建筑材料供应滞后，我们化学系两个班的同学又被派去砖厂劳动。那个砖厂位于“654工地”和陬市之间，规模不小，砖厂的烧砖窑如一大型椭圆型穹顶大厅，制砖已是机械化流水作业。机制好的砖坯晾晒干后搬入烧砖窑，窑中装满后，燃煤烘烤，高温下灰色泥砖变成红色砖块。我们去那里的劳动任务是把烧制成的红砖从窑中运出并搬上汽车。可能当时这个砖厂专门为“654工地”加班加点生产砖块，我们参与其生产劳动也就是为我们的“中南分校”早一日建好出一份力。
一星期的劳动和政治学习之后，星期天是放松的日子。有机会时（如有车去常德）我们会乘工地的解放牌卡车去常德市游玩，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成群结队沿着沅江岸边的机耕大道徒步走数公里到“陬市”去逛街。陬市仅是公社的一个市集镇，只有一条街，这街很长，足有1.5公里左右。街由鹅卵石铺成，街两边是居民平房、小商铺、修理店、铁匠店等等。当时我们大家都穷，没钱买东西，只是走走看看，饱饱眼福而已，我们只买了“满街油（游）”回来。从陬市往西走，便是邻县桃源县，应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所写的“武陵源”之处吧。虽然离得不远，可我们同学和老师都没去过，也没想过要去看看，只听说何平书记去参观了一下。一天晚饭后，我班同学相约爬登到住处左侧、“654工地”对面的山地上游玩。上去之后，我们大吃一惊，眼前能看到的场景是：平坦的山地上长着灌木、杂草，一个个半圆柱形的坟墓静卧在那里，相隔1-2米密密麻麻排列着，不知其数。每座坟的墓碑只是块砖，看不清楚上面的文字，有的坟已经塌陷，有的还可以看见塌坟里面灰白色的骨骼，看起来这一大片墓地是无人来祭奠的。后来才听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常德大会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的墓地之一。我们那次是大伙一起在墓地里穿行游玩，虽心有余悸但也不会惊慌恐惧。那时，我们对常德大会战的历史也一无所知。
我们除了白天劳动之外，还有每天必不可少的政治学习，学毛主席著作，读党报社论、重要文章等等。1966年元月，团中央给全国各大学下发一个文件，刊载南大化学三年级学长温元凯精通4门外语、写出2篇有一定水平论文和浙大数学系学生竺苗龙参与新安江电站建设设计计算做出贡献的事迹，号召全国大学生以他们为榜样。不知什么原因，文件没有正式传达，只供大家传阅了一下。可笑的是，文革中，温成了匡亚明的“黑典型”、“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苗子”，大字报在南园曾铺天盖地地针对他进行批判。自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文化教育界气氛日益紧绷。在南大，姚文曾在1965年11月某夜由中文系好事者从《文汇报》用大字报抄录并贴于南园广播站醒目处，受到下晚自习后从北园回到南园众多同学的围观、阅读，但没有谁会料到该文的“伟大意义”。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日益增多，特别是后来批判“三家村”的文章，点了邓拓、廖沫沙、吴晗的名，读着这些文章，仿佛听到批判者的咬牙切齿、慷慨激昂的叫骂声，邓、廖、吴成了十恶不赦、千夫所指的罪人；读着这些文章，我们个个在学习讨论时也跟着吆喝、叫骂，个个装着对邓、廖、吴义愤填膺的样子，似乎不那样就表示自己的立场有问题。接下去批判“北京日报”，批判北京“旧”市委，批判彭、罗、陆、杨的文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1966年6月1日，大家从大喇叭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聂元梓等人贴出批北京大学党委陆平等人的大字报的新闻，初听感到惊愕，继续听下去受到启发、冲动，但大家也只表示对北大聂的道义支持，因为当时大家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党的喉舌发出的是党中央的声音，不能有丝毫怀疑。在山沟中的我们并不知道，受新闻广播的挑动，全国许多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在造校领导的反了。果不其然，没过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南京大学师生揪出校长匡亚明的消息，为此《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听完广播，山高皇帝远的山沟中也沸腾了，由化一（1）班的sh同学牵头，组织同学示威游行，把我们的领导李祥行揪出来走在前头，高喊“打倒”的口号，沿着沙子马路往工地方向走去，表现出群情激昂的样子，虽显得滑稽可笑，可有哪个同学敢不参加？不过何书记、李主任也没多少过错和供人揪的把柄，所以对他们没开过什么批判会，也没贴大字报，仅止于这么一次“游行示威”罢了。随后是更密集的听广播，读报纸，学习讨论，表决心，展开空对空的“大批判”。
山沟沟里小水潭的泥鳅翻不起大浪。当时，同学们也就很迫切地希望能回南大校本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运动的形势急速发展，没过多久，校部通知中南分校师生回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编者按：据“中一”朱学长的日记，7月1日中南分校师生回到鼓楼校区）当时我们认为回南大后几个月或一、二年还要回到分校来，所以我们仅带了部分生活所需行李回到南大。我们虽然离开了，但“654工地”的建设者仍在工作，工人们仍在施工。但是疯狂形势的发展却出乎大家的意料，回到南大后，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进入了疯狂状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抄家，批斗教授、学术权威；批斗匡校长；反工作队，批斗彭冲；大串联走南闯北。经过造反派、保守派的争执，保守派的“红旗战斗队”垮台；接下去造反派中“八·二七”和“红色造反队”两派的分歧和争斗，保许世友和揪许世友两派的交锋等等，此文不赘述。
经过疯狂的1966和1967年，1968年提出“复课闹革命”，要轮流派人去中南分校进行“护校”。我们化一（2）班同学于1968年夏末秋初从南京返回“654工地”。这时工地建设已基本成形，教室、图书馆、宿舍楼、食堂、医务室已经建好，工人已大多撤离，尚在工地的工作人员不多。我们原来生活区的木屋已拆除。新建好的宿舍不再是南大的“筒子楼”式样，每栋四层，每层有长长的阳台、走廊，但每间宿舍并没有卫生间之类的设施。房间很多，我们每一个人住一间还绰绰有余。
这次回到分校，就不是两年多前那样主要任务是劳动。这次有似“故地重游”的旅游性质。我们无所事事，主要任务是看护分校，是玩，过着“逍遥派”快乐自在的日子。当然，每天的政治学习还不能少，“斗私批修”不能忘。说是“复课闹革命”，有教室了，又有老师，条件兼备。在不算大的阶梯教室，段康宁老师尝试着给我们上了几次课，讲有机化学，来听课的同学稀稀拉拉，也不认真。大家的心已经野了、乱了，怎么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钻研应学的知识？呜呼！在“史无前例”的反文化的疯狂运动岁月里，我们的青春在悄悄流逝，我们虽然进了大学的校门，但我们却永远停留、固化在大学一年级这个阶梯上了，虽然数年后补发给“毕业证”，那也是徒有虚名。
护校期间，笔者之一曾几次与方朴等同学去沅江游泳，水很深，幸亏没被淹死。湖南籍同学提议去钓青蛙玩，大家积极响应。每人准备一根1到2米的小竹竿或小木棍，一端缚根细绳，在草地抓只蚱蜢或小青蛙缚在小绳另一端。在沅江河畔草地上，许多青蛙蹦来跳去觅食，更多的伏在地上睁圆着眼睛看有没有小虫飞过，一只只肥肥大大的，煞是可爱。我们抖动竹竿、木棒，让绳捆着的诱饵在青蛙眼前一晃一晃，青蛙以为是跳动的虫子，张开大嘴一跳，把诱饵咬住往肚里吞，当发觉上当了，还来不及吐出来，便被连缀在一起的五个妖魔包围抓住并被折断大腿骨放入篓子里。有一次出去，抓回的青蛙剥皮去内脏后装满两脸盆，炒熟后全班同学美餐一顿，那肉又鲜又嫩好美味。后来，还是湖南籍同学又出另一主意：傍晚去抓麻雀。分校房屋的瓦是那种厚实的平板瓦，人站在上面不易破裂。那时野外不仅青蛙多，麻雀也很多，它们往往以房屋的瓦椽为家，叼来小草筑成巢。傍晚时分，麻雀们都归巢休息入睡了。我们轻手轻脚走过去，把手伸入巢内把麻雀逮个正着，立即剥去翅膀上的羽毛放入篓里，全班男同学人人动手，那次抓的麻雀去毛后装满一脸盆，炒香后全班同学又美餐了一顿。
在分校护校，几个月时间后，我们便又离开那里。我们来去都是乘汽车经过“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家乡宁乡县的马路。到长沙，我们通过同学关系在中南矿冶学院（现在叫“中南大学”）住宿。白天我们去登岳麓山，游橘子洲，参观“第一师范”。再从长沙乘火车、乘船回南京。此后在南大继续卷入仍然进行着的“继续革命”和后来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直至1970年好不容易盼来的“毕业分配”，我们逃亡似地离开在“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分子”运动中已变成大监狱般的南京大学校园，“南大中南分校”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654工程”后来怎样了？当年的巨额投资有没有完全泡汤？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后来再也没有“南京大学中南分校”这回事了，南大的后来者更没有听说过。据说“654工地”后来成了部队的训练场，再后来听说又成了某企业的工厂。我们这些过来人，四十九年来，也只对“南京大学中南分校”的“654工地”留有淡淡的回忆。
本文写于2015年9月21—25日
（文/原南京大学中南分校化一（2）班学生 钟竹星、郭神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