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炉”往事

发布者:许晴亮发布时间:2016-12-11浏览次数:61



  

烧饼若欠火候或冷硬难嚼,可将其投入炉中炕一炕,再拿出来便带点焦味,又热又脆,香酥可口,此之谓回炉。

人亦可“回炉”,孙悟空不是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练成火眼金睛吗?1978年,我也回过炉,虽未练成钢筋铁骨,倒也烙上了些许金粉。

回炉者,进修也。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莘莘学子魂牵梦绕的母校——南京大学,特地为我们“文革”中毕业的学生安装了一座炼金炉。

都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阻滞了人类灿烂无比的科学文化的传播,我们1968—1970年的本科毕业学生被无情夺走了求学增知的黄金季节,匆匆步入工作岗位后均感知识不足。虽然才离校十年,血气方刚的青年大都已成家立业,但尚可效仿苏老泉“老”而发奋。我们留恋母校,渴望再回到北大楼前诉衷肠、教学楼里(曾曰“文革楼”)里拜鸿儒。

机会来啦!

1977年下半年,《新华日报》发表消息,称本着拨乱反正、偿还欠债、重塑合格人才的宗旨,教育部要求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可以招回1968-1971年(部分高校是六年制)毕业的学生补修学业,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拦。南京大学则明确规定只招68-70三届毕业生,并局限在江苏省内工作的,可迁户口,但工作单位、工资保留不变。

消息发出,同学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纷纷相约,回校再造。只是为外省工作的(如我班赵玉银、孙小海等)同学深感惋惜,他们愤愤不平,我等爱莫能助。

1977年10月14日,南大革委会办公室给在安徽工作的孙小海复信说:“来信收悉。关于你要求回校继续学习之事因上级未下达具体办法,现在不办理此项事宜,特此函复。”




1979年3月23日,中文系办公室给孙小海的回复则明确地说:“这批进修生报考根据省里规定,只限在江苏省工作的又是68-70届的大学毕业生中招收。故你在安徽工作不能报考这批进修班,为此也不能如愿。估计像这样的进修班今年甚至以后也不一定会再办了。”

随着盖上单位打印的报名表寄出后,一批老同学于1978年上半年重返母校,接受第二次高考。

说是高考,言过其实矣。各系分别组织考试。中文系负责监考的是杨咏祁老师,他在黑板上仅写了两道题,其中一条是“你如何理解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乖乖隆地洞,这是在考博士哩!不过,中文人,谁不能任意发挥一通?

考试成绩多少?至今不知,只知报考者全数被录取。考生不多,估计十一个系只报了一、二百名。我一个高中同学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分到河南,也是1978年回炉的,该校面向全国招生,入学率是15:1,他结业后留校工作一直干到校党委书记哩。

中文系计录取14人:68届的林佩宝、姚长寿、吴唯泉,69届的陈志群、金钖忠、王云波(原名王有才),70届的蔡毛英、冯大瑞、王铜山、王宗凤、谷长秀、陶顺娟、石如芳、朱正兴。除2人在机关工作外,均从事高等教育。1978年9月,我们这批老学生成了新学生,发了校徽、学生证、重安上了南京户口。学生证注明了进修生字样,字是刘蔚芸先生所书,写得相当漂亮。

随着我辈的“回炉”,在南京大学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一幕:“文革”前的学生、“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文革”后恢复高考入门的有老有嫩的时代骄子,“三代”同堂,共登一个历史舞台。我的一个学生1974年毕业于宝应县汜水中学,1978年考入南大历史系,他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很荣幸能与老师一起上南大。”真是春兰秋菊竟同时,一道风景好靓丽。

报考人数不多,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住宿自理。但入校后总是寄宿在亲友家中多有不便,时任党总支副书记的朱家维老师想方设法把我们安排了起来。本系女生有的挤进了八舍,有的住系办公楼(现赛珍珠纪念馆)顶层,有的开进了教工宿舍,我和王铜山、冯大瑞、古长秀则住到了办公楼北侧的小披子里,不过十平方米,此“窝”俨然成了我系进修生的联络站。

时隔八年再回南大,恍如隔世。昔日被学生管的老师已重执教鞭,回掌管理、教育学生的本职,正常的教学秩序得以恢复,南大迎来了高等教育的春天。本系的老师们都以昔日战友的情谊倾注了对我们的关心爱护,特别是朱家维老师。

进修者,清修也。




我们14号人称进修班,实际上未建立班级制,有时由我出面联络有关部门商谈一些具体事项,平时没有专门人专门管理。唯一的党员古长秀被编进了研究生党小组,与后来毕业留校的徐有富在一起。我们基本已成家,已担起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重任,一人在外都得省吃俭用。我每月工资50元得分5处花,自己仅留15元。到了南京便常有路过的同学来访,只能在南园的小食堂招待,一顿三元钱左右。想吃面条,自己用煤油炉煮,稍加点青菜,便觉得美味无比;或到珠江路一小巷内花一毛五分钱吃一碗青菜肉丝煮成的“寡妇面”,那更是莫大的享受。

生活虽然清苦,但我们学习却很贪婪,恨不得一日当三日过,尽快补回浑噩的五年时光。

回炉一年半,倒也增益精进不少。系里发给我们76级和77级的课程表,由我们自选科目。一生难得有此良机,开什么课就听什么呗,因此频繁穿梭于这个那个教室,着实领教了中文系鸿儒们的风采。为了不落一节课,王铜山、王宗凤有时不得已需抱着他们的儿子去听老师们的滔滔演讲。

中文系史上最牛的系主任陈白尘是匡亚明校长特聘来的,他的仙风道骨令我们惊羡不已,他开设的现代戏剧课程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他讲自己曾老泪纵横拜读了一青年写的话剧,欲招他当自己的研究生,终因对方外语成绩不佳而未能如愿,这种奖掖提携后生的精神真令人敬佩。

原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程千帆先生之名本已如雷贯耳,他被匡校长冒着风险挖来之后更是老树绽新枝,不遗余力,倾囊相授其极为渊博的学识。他以专著《唐宋诗词举要》作为教材,字正腔圆,边吟边释,有板有眼,每堂课都令人击节赞赏,大饱耳福。比起那些能写不能说讲的人来说,程先生是最令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课程结束后,他叫每人写一篇学诗心得。他很喜欢我写的那一篇,便主动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到《青春》杂志社找他的学生,后因不合该杂志的办刊宗旨而未能发表,但我还是非常感谢他老人家的。

在学生时代因《论茅盾的四十年文学道路》一举成名的叶子铭教授声名显赫,是中文人的楷模,他亲授《子夜》研究,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开讲,让我们茅塞顿开,尤其是对茅盾先生的考证过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被人私下呼作“洋疯子”的赵瑞蕻先生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绘声绘色,诗人的浪漫情怀丝毫不减当年。戏剧专家吴新雷老师笑口常开,边讲边唱,哼出的越剧有板有眼;他还透露了他无意中发现曹雪芹家史的趣事,他也因此成了“红学家”。洪诚、许唯贤老师通释《训诂学》,程灜先生破解文论。周一展先生畅谈文学史,记得他曾大胆评说毛主席的一句词“弹洞前村壁”乃不通之大通。杨咏祁先生讲授《美学》,新秀高小方的《古代汉语》也讲得十分卖力。大治方始,鸿儒纷纷登台亮相,各展所长,令新老学生眼界大开。系里对我们分外开恩,只听课,不参加考试。

课余时间干什么?当然以泡图书馆、系资料室为主。我们都有借书证。当时书禁刚开,每天都得提前半小时在图书馆等待启钥。记得当时最走俏的书是薄伽丘的《十日谈》,每天门一开,冲在第一个的都是伸手要借此书。按规定,当日借当日还,过期一天罚款一角(一份青菜烧肉片的价格)。为了满足大家阅读的愿望,王铜山借到《十日谈》后让我们传阅了好几天,被罚好几角。其他诸如《金瓶梅》、《我的奋斗》之类也可堂而皇之地研读。

读书之外,最大的享受乃是看内部电影。中文系师生隔三岔五地能看一场如《基督山伯爵》之类的内部电影,此乃供学习、研究之用,令外系进修生羡慕不已,说“还是中文系快活”。唯有物理系一位同学不屑一顾,他分在无锡电影制片厂,曰:“我不看电影,那全是剪辑出来的,骗人的。”殊不知,省教委有两个办事员因未要到电影票还与中文系结怨哩!求知是无止境的。一年半的锦绣时间倏忽而过。1980年2月初,我们领到了南京大学颁发的一纸《进修证明书》:“学习期满,准予结业。”

敢问路在何方?当初传言我们这些进修生可以重新分配,特别是要去充实人才缺乏的高校师资队伍。我们是满怀改变命运的希望而来的。谁知到了1979年下半年,中央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调整,高校师资由奇缺变为不缺了。结业证书一发,哪里来的哪里去吧!

依依惜别在特殊年代建起的南京大学炼金炉,所有的进修生回到了原先的工作单位。回炉的烧饼香气犹存,在改变了人们的世俗眼光后,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奋发有为,或则跻身政界,或则坚守教坛,都在各自的一亩三分地上收获了更为香甜的果实。中文系的14位进修生中有4位在省市区县处级岗位上任职,有1人在省级刊物当编辑,2个当校长、书记,8个成为教坛精英。本人一回到中学便当上了语文教研组长,旋即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从事高级函授教学。正是因为回炉进修,给了我们以底气、学养。如今我们皆逾古稀,回望从前,我们都发自肺腑地高喊:感谢您,青年学子的大熔炉、我那魂牵梦萦的母校——南京大学!

写于2016年8月

  

(中文系1965级 朱正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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