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得知母校“八舍要改造”的消息那一刻起，一股要在八舍改造前再去看一看的冲动一直在胸中涌动。由于返聘，一时半会儿还不能成行。就按朋友建议，先为八舍写点什么吧。当真正看到母校“我的南大 我的八舍”征文启事后，写作激情和勇气油然而生。写些什么呢，当然是写真情实感！什么题目，从哪里落笔。偶而看到儿子电脑屏幕上的两行字：“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光阴的故事”（罗大佑）。仔细品味这短短的20个字，多么富有诗意，多么符合我此刻的心境，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就是它了。再贴切一点，便有了“八舍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光阴的故事”这篇花絮。
是的，时光如流水，八舍的大学生也是流水的“兵”。南京大学首届工农兵大学生，在1972年4月那个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古都南京这所名校报到，我也作为其中的一员，与同学们一道，住进了被称之为“华东第一女生楼”的八舍。在学校领导、老师们三年半精心的培养教育，以及自己的刻苦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学业，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1975年7月，我从母校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至今已41年。毕业那年，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的同学有250余人。至今，在京的不少同学与全国各地的同学和老师，还保持着联系。是母校和八舍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八舍，是我们20世纪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学习和深造的地方！八舍，是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青春岁月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留下青春美好记忆的地方！那时的八舍还是“大屋顶、五层高，古色古香”。也有人说：“70年代的八舍是一座鸳鸯楼”。是的，至少在1972年4月我们入学时，化学系的男生和女生一报到都被安排住在八舍。整个八舍，一二层住的是男生，女生住三四五层。因此，男生还被称之为“女生的保护神”。不过，那时大学有严格规定，工农兵大学生在校期间不允许谈恋爱，不允许结婚。同学们自觉遵守，安心学习深造，很有必要。后来，每个班也确实有几个同学毕业后成为了佳丽，这自然也是美好的事。或许，有的同学曾因为这个规定而错失良机。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代大学生可能是难以置信的。
入学时，我作为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二）班一员，被安排在八舍416室，一进宿舍，明媚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暖洋洋的。房间里有4张（有说5张）高低木板床，铺位上贴有女同学的名字，还有的空铺位用于大家放行李。我是本宿舍第二个报到的，第一个报到的是来自东台的周明明，我就住在她的上铺位，于是我们最早认识。久违的学校生活一下子就出现在眼前，仿佛又回到1965年我考入如东县县中高中时报到的情景。为自己又能够当学生，而且是大学生而激动不已。报到当天，宿舍的全体女生陆续到齐，一个个春风满面。大都来自江苏农村和城镇，我记得有来自射阳县的曹逸、盱吁县的郁保宁，陈文娟来自无锡，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来自北京的解放军学员张燕华。我记得我们宿舍的这6个同学都是一个班的。同学们温文尔雅，红扑扑的脸蛋，待人热情诚恳，扑实无华。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十八九岁。我们416室的同学一个个以刻苦学习为己任，学习氛围浓厚，团结进取，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是一个关系非常融洽的小集体。在那里，我与她们度过了一年多的美好学习时光，并结下深厚友谊。后来，有不少同学都成了好朋友。毕业后，我们大多都分配到了北京。
入校第二年暑假后，化学系有机专业根据需要进行人员调整，我便和有机化学专业的其他几个同学转到高分子专业学习。当我要离开原来班里的同学，要离开416室到新的班级和新的宿舍时，真是难舍难分，都激动得哭了。后来，当我和有机专业的一个同学来到高分子专业班的320室时，一开始有几分生疏感，但新宿舍的鞠传珍、梁玉美、纪永玲、赵秀芬、顾卫平、周桂芳、刘如强等同学热情相迎，自己为又多了几个新同学而高兴起来。这个宿舍的同学们大都来自山东，热情豪放，待人诚恳，学习刻苦，很快我们就熟悉了。我在这个新的集体中学习生活不长时间，就又换到313室（住7人），这是当时313室的赵玲同学不慎从宿舍掉下楼负伤康复出院后，我便主动从阳面的宿舍换到了北面（笔者注：其实我早已忘了是我主动提出，是写这篇文章过程中与赵玲通话时她告诉我的，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想不起来，也可能是老师安排我们互换的。赵玲被摔情况后叙）。直至大学毕业，我一直住八舍的313室。我与在有机化学专业（二）班一样，作为党员，作为学生干部，与313室的同学们自觉地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学习、同锻炼、同劳动、同娱乐，朝夕相处，很快成了好朋友。我与姜淑香、李桂华、南佩英、刘凤英、雷雪莲、孙明芳7位同学还利用周末（那时一周只有周六一天）休息时间，多次在美丽的南大校园拍摄了不少珍贵的黑白分明的青春照片（在照相馆租的照相机），一方面放松心情，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留下对母校的永久记忆。前些天，在微信群里，我告诉同学们要写这篇文章，请大家提供照片和回忆，有好几个同学都把当年的这些照片晒出来，引起大家的集体回忆和考证。看到当年的南大、当年的八舍，还有当年我们的青春岁月，一个个高兴得乐开了花，心里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许多，并期盼着早点组团到我的南大、我的八舍与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再相聚。
当年，在我们共住八舍的难忘日子里，同学们除了在教学楼上大课和小课外，其它时间基本在图书馆、教室、宿舍里刻苦自习和做作业。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都是有梦想的人。比如我吧，1965年7月一考入江苏如东县中学读高中的那一刻，就是有了上大学的梦想。当时50多个初中生只考取了我们十几个人，在村里（当年称生产大队）的男孩、女孩中，我算是第一个考取高中的。除了自己的勤奋，父母、哥姐的支持外，重要的是新中国重视教育、重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加大教育力度的结果。我们兄弟姐妹7个除了大我10岁的大姐没有上学外，都是初中以上文化。我作为共和国同龄人是幸运的，但是，1966年5月，正当我在高中阶段第二学期的紧张学习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年夏天，大学停止招生。1967年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我们县中“老三届”高中的学生，尤其是66届学生更是这样，大家基本是全心在刻苦学习，准备考大学。1968年12月我高中毕业时，大学仍未恢复招生（大学停招一停就是六年）。我们的大学梦，由此破灭。高中毕业后，我被学校推荐到县文化馆工作，办展览，参加了《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打倒新沙皇》两个展览的布展全过程，并在南通地区巡回讲解。后来，我又当过小学和中学老师，当过农村干部。1971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家中，借着明亮的月光，在罩子灯（煤油灯的第二代）下填写了红彤彤的入党志愿书，心里亮起了一盏明灯。对于来自农村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说，农村的工作、劳动和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磨练了我们的坚强意志，除了出色完成工作和劳动任务外，文化知识的学习一直没有放松，上大学的梦想时常隐隐地在心中萦绕。
1972年，大学在停止招生六年后，通过试点，终于在全国普遍恢复招生，而且是在工农兵中招生。作为期待已久的“老三届”的我们喜出望外。通过个人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课考试、领导和学校审核批准，我们终于被录取来到母校学习。72级的大学生，不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不少人是共和国同龄人，共产党员，基层干部、骨干，还有解放军五好战士，工厂的先进工作者等。而且，我们大都经历过那个动乱的年代，又在毛泽东主席预言的大乱达到大治的关键时刻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来到南大，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也是“文化大革命”后南大首次恢复招生，全体老师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终于能回归本职工作，实现了他们多年来重返讲台的夙愿，都非常高兴。他们同样是肩负重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全力承担起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一代工农兵大学生。他们对这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投入了满腔的热情、全部的智慧、莫大的希望，以及坚韧不拔的耐心。这可能是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反倒使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受益匪浅。这些老师与同学们打成一片，我们非常尊重老师，老师也非常爱护学生，不似亲人胜似亲人。整个学校，是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团结和谐的气氛，学生以学习为荣、老师以教学为荣。而且，老师们直到我们毕业后，一直关注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不少任课老师只要出差到各地都去看望同学们，同学们也热情欢迎他们。我记得有好几个老师如袁老师、曹老师等出差到北京，还亲自来看我们同学，特别愿意到同学家里作客，还经常鼓励我们。他们觉得与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相处，很亲切，并且有深厚的友谊。我记得有一年，还有一个老师好象是姓胡，比较胖，现在一时间记不起他的名子了，后来没有怎么联系。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来北京出差时，联系上我，我请他到家里作客，并告诉他我住复兴路的大院的位置。他到复兴路后下车，一个号一个号地找，因为复兴路比较长，院与院之间距离比较大，那天他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使我十分感动和内疚。这就是我们南大的老师啊！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和同学之间真诚的师生情啊。
回想初入母校，我们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在政治、思想、作风，学习、生活等诸方面的教育和启发。尤其是一开学，学校就召开部分工农兵大学生座谈会，那天，学校领导和有名望的戴安邦教授等都来参加，我为能与领导和当代化学家一起座谈，感到特别荣幸，真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现在还历历在目，永记心中。学校还从工农兵大学生中挑选了十几个同学到珠江照相馆照相，有高分子专业的赵玲，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在有机专业。这些照片放在写有“工农兵上大学”大字的橱窗里，在位于新街口的珠江照相馆展出好长时间。直至毕业前，我鼓足勇气去与他们商量，并高兴地取到照片，那照片梳着两条短辫，虽是彩照，只是后加的颜色，当然无法与现今彩照比，但就是这张照片，已是我人生第一张珍贵的彩照了。我非常感谢学校和珠江照相馆的同志们。
是的，当时是在大学停止招生六年后，我们作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踏入大学校门。我们自己充满豪情，在学校和社会上，也都被刮目相看。同时，人们对来自第一线的经过实践锻练和考验的工农兵大学生寄于厚望。大学，把培养人作为第一要务。我们一入学，学校就提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任务。我理解，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其实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中提出的。对于刚刚恢复大学招生的学校老师和同学来讲，面对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大学，如何创新思维，培养合格人才，是一个值得摸索的大课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新中国的大学、人民的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所有大学、老师和同学都面临的重大课题，是首要问题，也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工农兵大学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上大学，与学校和老师共同探索办好大学的路子和方法，责任重大，义不容辞，也顿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怎样上大学？如何把“上、管、改”（当时的简称）体现在行动中，实际就是怎么做个好学生。当然，对于学生来说主要是学。这个“学”字学问可大了。首要问题是学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这是立场、观点问题，也是第一要务；第二是学本事，那就是学好学校规定的各门课程，甚至于还要挤时间博览群书，这是做事的立身之本；第三是学思维，就是学方法，知识是可以不断更新的，但思维是唯一且非常重要的。这是能力问题。当然，这三者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辨证统一体，有如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的原理一样有机联系和凝结在一起的。学校也正是这样培养我们，把德育教育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学习动力问题，第二是学习具体课程，第三是掌握学习方法。对于这一点我的体会非常深刻。现在的大学生也同样会面临这些基本问题。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很多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成长烦恼就会迎刃而解。
实践证明，通过这样上大学、共同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培养了大学生的主人公精神和主观能动性，就是说，不仅要我上大学，也是我要上大学。所以，我们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中后来出了不少优秀人才，活跃在各条战线，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拿我们南大来讲，就我所知，我们这一届就出了不少有思想有能力有贡献的人才，有的是科学界的顶尖人才。如72级催化专业的刘云圻同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化学所工作，在2015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如比我们小几届的高分子专业的闵铁军同学留校后被提拔为南大副校长。还有72级有机一班的张璞同学当了威海市副市长；72级留校的肖玲、张林、万玉纲、殷仁嘉等同学，还有到南京邮电大学的王政爱同学都很出色；72级毕业分配到部队从事国防科学研究事业的不少同学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72级高分子专业刘侠成为民营企业家，他创办的烟台福松化工有限公司是中国化工企业的先锋企业。作为董事长，他奋发图强，从国家和人民利益出发，为节约资源，研究出新的填补空白的化学新产品。还有毕业后奋发努力，成为书法家的巩作义同学，他与刘侠一道为母校100华诞敬献了巨幅书法作品（刘侠出资制作）；还有不少分配到省、市、县的同学都很有作为，大多成为本地本行业的受到欢迎的优秀人才。大家都为母校争了光，添了彩。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即使退休后，有不少同学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不忘兢兢业业地工作和培养后代，有的著书立说。如当年留校，后来调到东南大学的万玉纲同学编著出版了杨氏太极拳85式传统套路《行拳走架进》新书，为人们的健康事业贡献力量。还有很多同学都很优秀，不一一列举。
那五六年，南大领导和老师对首届工农兵大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既教书，又育人。他们精心教，同学们认真学。为了共同的目标，互教互学，真正形成了南大校门上的毛体校训：“团结紧张 严肃活泼”的局面，为同学们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南大学习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把南大、把八舍当成我们工农兵大学生自己的“家”。这个家确确实实带给我们思想、智慧和知识，带给我们温暖、快乐和友谊。老师们教会我们怎样做人做事，怎样面对未来，怎么有所作为；怎么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怎样无愧于大学老师，以及父亲母亲的培养和教育。
就我自己而言，作为学生干部，我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并不是自己比别人高，而是领导老师同学对自己的信任，是一种责任，一定不能辜负。首先是以身作则，按照学校要求，自觉地和同学们一起，如饥似渴、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互相帮助，努力把过去耽误的学习时间补回来。为了学好各门课程，我和同学们一样，每天除了在教学楼上课，就是在图书馆或八舍自习。每天晚餐后和大家一样争先恐后去教室和图书馆“占”位置。在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原著，提高了用其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用社会科学理念思考自然科学课程中的问题，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各门功课都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尤其是课前主动预习，课上认真听讲，融会贯通，得到老师的鼓励和培养。如在化学系有机专业段康宁等不少老师的启发式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学会怎样记笔记。段老师细到要求我们在记笔记时，每页笔记左边五分之一处画上竖线，右边五分之四记笔记。左边空白，以便记重点和要点。这个具体方法对我在大学各门功课的学习帮助很大，对后来的工作也是受益匪浅。我当时在学校记的各门课的笔记本还保留了几本。此外，段老师还经常面授机宜，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备课和讲课。还让我们几个文化基础相对好并有一定讲课能力的同学，上讲台为本系的同学们讲课。我记得，化学系有机专业（二）班有张林同学和我，催化专业班有肖玲等同学，都为本届同学们讲过课。在读的大学生通过备课为同届同学上讲台讲课，培养了讲课者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严密的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为做到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台上45分钟，台下必须几天功。这也是一个培养学生全面能力的成功经验。还有为我们上有机化学课的一个年轻的陆老师，教我们拿到一本教材后，不要马上一页一页仔细看，而要翻一翻全书，然后再仔细看，效果甚佳，这也是教我们方法，使我十分难忘。老师们创造的这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不仅锻炼提高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又达到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的目的。这是南大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
通过这些实例，可见南大老师讲课水平高在不是满堂灌，而是启发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己任。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认真备课、全心全意讲课，是因为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老师们一方面鼓励基础好的同学更上一层楼，同时帮助基础差的同学；另一方面还不让一个基础相对差的同学掉队。那些基础差的同学，不少年龄都比较小，他们一到学，学习积极性很高，记忆力也比较好，而且聪明好学。只要努力，方法得当，有时比基础好的同学都有后劲，这一点从后来的情况得到证明。当时，老师和同学们对他们也充满信心。老师们深知，由于历史的原因，工农兵大学生本身文化基础不一，水平参差不齐，教起来比较累。不少任课老师常在讲完课后主动地、不厌其烦地进行一对一辅导。有的老师讲完课后还到八舍来了解情况。化学系72级年级党支部书记任广柱老师、副书记袁传荣老师（年级业务主任，后任南大副校长）经常到八舍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思想和生活情况。当袁老师了解情况后，就把化学系各专业基础差的同学组成一个小班，在第一学期暑假为他们补课，袁老师帮补化学，数学系的王老师负责补数学。使这些同学很快跟上大班的学习进度。可想，老师们是何等的敬业，何等的付出。
在学习之余，同学们也不忘锻炼身体。除了体育课和规定的体育活动外，八舍的男女生常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在八舍后面的空地上围成一圈打排球等，既锻炼身体，又活跃气氛。高分子班的好几个同学，如鞠传珍、高洪利是校篮球队的运动员，刘侠是优秀田径运动员，在省运动会上还得过几次冠军。除体育锻炼外，我们313室的7位女生有时还利用周六半天时间集体活动，在校园放松心情，拍照留念。后来，在母校100华诞时，不少同学27年不见，相见而不敢认。313室的姜淑香感慨地对我说，真是太感谢你了，让我们宿舍同学留下了这么美好的记忆，留住了青春的影像。
那时，像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同学，家庭条件大都比较困难。平时男女生虽然同住八舍，互相之间基本不串门。因此，我们女生对男生的情况不太了解。有一次班里检查卫生我才有机会看到住三层的我们有机班的几个苏北来的同学冬天还垫的草席。有的是因为家庭条件差，有的可能是习惯。现在想起来，我作为班干部为什么没有帮助他们。还有，直到去年与我同龄的马斯才同学互相在发微信时，他才讲了上学时，家里条件特别差，是班长张林帮助了他的一些情况。当然，那时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是原因之一。从农村来的不带工资的同学，国家每月发18.9元的生活费，大部分同学家里基本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同学们除了购买饭菜票和生活必需品外，很少添新衣服。到周末时，不少同学就到八舍后门口买那个糯米饭里夹着油条的饭团子当早餐和中餐，物美价廉，这也是很多同学的最爱。据鞠传珍回忆，八舍楼下有流动的酒酿加小圆宵的汤卖，也是很好的美味佳肴。现在想起来还特别留恋那段生活，虽然艰苦，但对我们后来保持艰苦奋斗精神，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很有益处。那时我大弟佩祥在县中读高中时，我寄过几次自己省下来的2元钱，让他买日常用品。
（姚佩莲）
（未完待续，本文获得“我的南大 我的八舍”征文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