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国家的风云变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他们的生平完全有资格成为历史著作的参考材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惊涛骇浪中，他们处于漩涡的中心，身不由己地被抛到某个荒僻角落，经受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苦难考验，但是他们逆境进取，自强不息，他们的灵魂由此被打磨得光彩照人。
南京大学气象系1952届毕业生翟裕宗就是其中之一。
一 乘风少年欲扬帆
1952年9月，翟裕宗从南京大学气象系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央军委气象局工作，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祖国最可爱的人。这一年他未满20岁，风华正茂、前程似锦。短暂的实习生涯结束后，他被分配到武汉中南军区气象处。不久即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考验。
1954年夏，长江中游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洪水超出武汉警戒水位高达29米多，整个武汉市区被洪水包围。为了获得气象数据以便正确部署防汛工作，翟裕宗临危受命，带领几个小组在沿江要害地段实地测风。出于专业的考虑，他建议到江中心去测量。气象台领导被这个年轻人的勇气所折服，专门调来了一艘小型水文观测船。翟裕宗和另一名预报员登上了船。巨浪迎面扑来，浪头常常高过驾驶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平稳地站立都不可能，他们就趴在甲板上，扶着船舷的栏杆，一个手持秒表，另一个手擎轻便风速仪，艰难地完成了测风任务，为长江防汛工作做出了一个气象工作者应有的贡献。为此翟裕宗荣立三等功，受到了表彰。
1955年2月，翟裕宗从武汉中心气象台调到中央气象局天气处业务科工作。气象局领导交给他一项重要的工作：拟定全国天气预报评分办法。1949年前，我国天气预报工作仿照欧美规范，解放后则按照苏联的规范执行。在实践中，我国的气象工作者普遍认识到，应该有一套我们自己的天气预报规范。翟裕宗拟定的全国天气预报评分办法，于1956年9月1日由中央气象局发文，正式在全国天气预报工作中执行。翟裕宗为新中国第一部天气预报工作规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6年秋，又一个重大任务落到了翟裕宗的身上。为了调查在西藏建立气象观测台站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局派遣一个三人小组进藏，翟裕宗是成员之一。对于在江南出生、长大的翟裕宗来讲，青藏高原的恶劣气候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完全超乎想象，更令人紧张的是，当时西藏刚解放不久，治安状况不稳定，时有进藏干部和解放军战士被潜藏的叛匪所掳杀。军区气象科领导派了一名警卫员随行保护，并发给翟裕宗一支手枪用以自卫。最终，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调研任务，成为我国西藏高原开展气象事业的奠基人。
二 忽遇风暴灭顶灾
正当翟裕宗踌躇满志，准备为祖国的气象事业大干一番的时候，厄运降临了。1957年春，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就“三害”作风向党提意见。翟裕宗在气象局机关刊物《气象简报》上发表了《谈谈气象系统内的主观主义》一文，对气象系统内不考虑中国特殊的具体条件，盲目照搬苏联的气象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异议。他还向党中央写信，反映了气象局天气处的部分领导歧视、不信任非党知识分子的做法。这样，在反右斗争中，翟裕宗不可避免地成为“右派”，被扣上“反党小集团的头头”的帽子，最终被定为“极右分子”，于1958年春被送往北大荒劳动。这一年他26岁。
正如也是作为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的著名作家聂弩绀在《北大荒歌》中所写的那样：“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为了有个能住人的窝，他们用斧子砍下树杆，用镰刀割下树条、茅草，用铁锹切下方形的草垡，搭建出简易的窝棚——马架子。
他们修水库、伐木、打草、割麦……胼手胝足，荜路蓝缕。这支特殊的垦荒队伍融入到十万转业官兵中，在一片茫无人烟的荒野中开垦出了万顷良田。1959年，八一农垦大学筹建，急需师资，翟裕宗等30多个“右派”被拨去任教。他被分派到农学系，讲农业气象课程。他万分珍惜重回老本行的执教机会，努力工作，获得了学员们的好评。然而右派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时时刻刻都觉得有一堵墙在隔着你，阻止着你与外界的联系”，翟裕宗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
这种卑微的安定生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结束。翟裕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经过多次揪斗和陪斗，于1966年夏，又一次被下放劳动，在生产队一干就是5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不仅损害了他的肌体，频繁的人身羞辱更撕裂了他的心灵。红卫兵叫他喝机油、吃蚂蚱、和“走资派”互相打嘴巴、罚跪、在大雨中跑步……，他不能反抗，也不能分辩，否则会受到更大的侮辱与伤害。他没有流泪，但心却在流血。意想不到的是，苦难偶尔也结出甜美的果子：一位饲养奶牛的姑娘相中了他，他们相爱了，成了家。
1979年初，翟裕宗的错划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改正和平反。
三 耕云播雨硕果丰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秉持着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自强不息，传承所学。翟裕宗也不例外。即使是在田里做苦力，他也会每天观测天象，作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每到庄稼割晒时节，他就成了义务气象员，预测天气阴晴。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预测稍有不准，就有可能被扣上“破坏生产”的帽子遭批斗。
1972年底，一次偶然机会，翟裕宗得知农业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套科普丛书，便萌发了为广大农村气象哨组人员编写气象观测与预报知识书籍的欲望。从1973年夏天开始，他用了2个月的时间，从黑龙江到广东，沿途访问了有关气象台站和一些著名的农村气象哨组，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时农村的交通还十分不便，有时他要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饿了就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到农家讨碗水喝。1974年书稿完成了，但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才出版（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还很严重，书的编著者署名为“黑龙江农垦大学”）。书的内容非常贴近农村气象哨组的需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第一次印刷发行了近5万册，供不应求。1981年出版社应读者的要求，第二次印刷发行。在1980年“全国气象科普创作会议”上，翟裕宗的这本《气象哨天气预报知识》被评为“优秀气象科普作品”。
翟裕宗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论著丰厚。他主编或参与编写的书刊主要有：《天气预报和农业生产》、《气象哨天气预报知识》，《黑龙江省农垦系统气象科技论文选》、《气象与气候知识问答》（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书）、《气象基础与农业气象》、《气象基础与农业气象实习指导》等。另有论文近20篇。
二是攻克重大科研课题。他主持了《八五零农场农业气候资源及其评价》、《八五三农场农业气候资源及其评价》两项国家重点课题，1986年被评为总局三江平原科技攻关一等奖。与他人共同主持的《三江平原地区农业气候资源综合研究报告》，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由他主持的《三江平原灾害性天气发生规律的研究（1983一1987）》填补了我国该研究领域里的空白。此外，他两次参加了国际气象学术会议，并于1987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农业气象学术讨论会”上被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
三是积极参与社会事业。撰写了《新中国气象事业回忆录》的若干章节。1992年底退休后，他牵头筹办了民营的龙飞农业研究所及德赛科技开发中心，并于1999年兼任黑龙江省密山市养蜂协会会长。2001年迁来青岛定居后，被青岛市李沧区老年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讲授计算机课程。
翟裕宗始终保持着对母校南京大学的深厚情意。在青岛定居后，他四处奔走，多方联络，与在青南大校友建立了联系，成立了青岛南大校友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每次举办活动，他都热心筹划，以其人格魅力，像一枚磁铁似的把校友们凝聚在一起。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南大人“诚朴”的本质，“雄伟”的境界。南大学子以母校为荣，母校当以有这样优秀的学子而增色。
（朱 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