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是传统的元宵节。这天晚上，系里举行了茶话会，接着是猜灯谜。地点在大素描教室的二楼。教授们都来了。系主任黄显之先生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微笑中永远充满着善意与和蔼。傅抱石先生块头大，谈吐幽默；陈之佛、秦宣夫先生身材矮瘦，两人都戴宽边眼镜，又都留着胡须，很像日本人。现在不少男青年喜留长发，五十年前，陈之佛教授就留满头长发。他告诉我们，从不去理发店，只是要陈师母用剪刀略略修剪整齐即行。当年他们也不过四十至五十的年龄吧。谭勇、伍霖生先生，三十岁左右，纯粹一派年轻人的气息。当时，墙壁上贴着一圈写着灯谜的五彩纸条，教授们也探过头来，边看边揣摩。为增浓猜谜活动的气氛，猜中者，可获得一支画笔或一盒颜料等小奖品；教授们还每人自作一条谜语，谁猜中了，就可获得这位教授亲自绘制的一幅小作品。这天晚上，我的头脑像聪明起来，一眼看到陈之佛教授制作的一条谜语：“五星红旗”（打本系一教职工名）。我想，本系不就十几名教职员工吗？先从系主任排起：黄显之。哇！黄色的五颗星，嵌在深红的底色上，显得多么耀眼分明啊！我立刻冲向领奖处，说出谜底：“黄显之”。那位负责同学点头称是，并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斗方来。画面是一枝报春的红梅，用的是小写意笔法，题词为“聊赠一枝春”。落款：陈之佛，钤一“雪翁”小印，压角章是“悟已往之不谏”，此句出自晋代陶渊明《归去来辞》一文，下句是“知来者之可追”。反映了解放初期包括这些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代文化人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与渴求。
每逢星期天，我和一二位兴趣相近的同学常往陈老师的寓所拜访，陈师母胡筠华，身材高挑。老夫妇俩的第二个小女儿，叫陈修范，打着两只小辫儿，正在读初中，见着我们这些大男生，还有点腼腆。有时教授应我们的请求，便从大木箱里取出他的画作。先生善于工笔花鸟。在这之前或之后，我看过许多工笔画，弄得不好，形象显得呆板，像图案，像彩纸剪贴，而先生的大雁临空，苍鹰展翅，野鹜游憩，小鸟啁啾，芦花鸡，山茶花……无不栩栩有灵气，清新隽逸中透露出雍容典雅的风格。看来我的老同窗、先生的贤东床李有光兄与修范的花鸟作品，在老师一脉真传的基础上，又开辟了新天地，绝非偶然。
应该说，傅抱石先生、陈之佛先生不仅当时在国内是第一流的国画大师，即使时至今日，能够超出或与之媲美的，好像为数不多。但我们从未有过向他们学习一笔技法的念头。今日细细想来，当时大环境的制约，认识上产生了误导，几乎是决定性的。系里闲置着像傅抱石这样的国画大师而不要他开一节国画课，只是让他每周给我们讲两课时的“中国美术史”；陈之佛的大幅工笔杰作，我们也只是在先生的住处悄悄观赏。这是因为当时正在劲吹着一股风：批“文人画”！批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欣赏趣味！动辄“小资产阶级情调”、“剥削阶级思想反映”！直到傅抱石先生受召在人民大会堂画了“江山如此多娇”，当了江苏省国画院院长，陈之佛先生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后，局面才逐渐改观。但好景不长，文革期间，两老虽已辞世，而陈大羽先生画的公鸡又遭了殃，黄胄成了“驴贩子”，批“黑画”之风，横扫祖国神州大地。实际上，“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国画才真正步入阳光灿烂、百花争妍的春天。
近半个世纪以来，之佛先生的那张“聊赠一枝春”，伴我走过一条坎坷曲折、荆棘丛生的路，它提心吊胆地随我经过凄风苦雨的“反右”，也战战兢兢地度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年浩劫，终于和它的收藏者一样，侥幸地保存下来，为神州百花园这多姿多彩的妩媚的春光聊献一枝春色。
（南京大学师范学院美术系1952届 秦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