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上海，有一个人民图书馆，离我在读的初中不远。我常去阅览《西游记》、《镜花缘》等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大部分回目就是在那里背熟的。读到《封神演义》也像《水浒传》那样有天罡地煞共一百单八人，我想比较个究竟，就往小本本上抄。一位阿姨见我如此“用功”，驻足凝视，未免吃惊，遂提醒道：“小朋友，千万不要着迷神怪，不能去求仙访道啊！”
高中时代，读遍了校图书馆收藏的凡尔纳科幻小说和别莱利曼的《趣味天文学》、《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那时热爱数学，经常一吃完晚饭就去上海图书馆，自习大学的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教程，直到图书馆“打烊”还不想走。后来，父亲用他的借书证替我把书借回家——中学生尚不能办外借。
20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南京大学天文系。生活清苦，没钱买书，就到校图书馆读、借、抄。在那里，我抄录了任继愈的《老子今译》、闻一多的《怎样读九歌》，乃至《白香词谱》、《千家诗》、《胡笳十八拍》、《孙子兵法》等等，有些“手抄本”一直保存到了今天。还有一次期末考试刚结束，有同学见我行色匆匆，便好奇地问我欲何往。原来，当时我们没有广义相对论这门课，我想趁放假抓紧自学，这时去校图书馆倒是不用“抢座位”啦！
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自不待言，院、台两级图书馆为科研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真是与书有缘，1965年刚跨入天文台的大门，适逢书库易地，我遂参加劳动一周，天天帮忙搬书；1998年离开北京天文台回归上海前，我是“天文信息组”负责人，统管四个学术刊物编辑部、一个天文数据库，还有一个图书馆。
80年代后期，我在英国爱丁堡皇家天文台做访问学者。该台收藏有不少科学古籍珍本，不仅有400多年前初版的哥白尼名著《天体运行论》，还有中世纪的羊皮书。这些书平时藏诸秘室，并不轻易示人。偶有盛典嘉宾，则可特事特办、可专门安排参观。我参观过一次，犹觉不过瘾。临回国前，又向主人探询，可否再看一次，结果如愿以偿。
在京30余年，常跑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自然获益匪浅。英文原版的阿西莫夫作品——如今其著作的中译本已不下百种，我大多借自北图。当然，偶尔也有遗憾。例如我曾多方査找历年的原版美国《科学年鉴》，但始终很难齐全，最后寄厚望于北图，结果还是落空了——不知是否因我不善检索之故？
8年前回上海致力于科普出版，查阅文献资料当然离不开上海图书馆。如今，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与时俱进，上图的系列讲座已成社会知名品牌，我也有幸先后3次在那里做科普讲演。2005年，上图的图书文化博览厅征集作者赠书，展示一年，然后入藏。此举当于公众有益，我便捐赠了自己主编的全套《金苹果文库》50种，另加本人科普作品《梦天集》一册。
2005年11月，在前几年刚刚整修一新的明复图书馆，我参加了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先驱者胡明复先生的铜像移位揭幕仪式。是夜未眠，若有所悟，弹指间自己已然满头白发，而我熟悉的那些图书馆却更加容光焕发、青春靓丽了。来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我还要不断地去图书馆学习，或许还有休闲。
（文/卞毓麟，原载《新华书目报》2006年1月5日B69版“图书馆专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