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了似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些瞬间总是和他的人生走向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步入大学殿堂，作为外文系的学生自然把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必修课。那时，虽然每个学生都有一张图书卡，但如果哪位同学借了本“紧俏”的好书，那是一定要和其他同学一起分享的。我读到的《红与黑》、《简爱》、《基督山伯爵》等世界文学名著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获得的。尤其是《红与黑》，我是在一夜之间就着宿舍外厕所的昏暗灯光看完的，白天来不及看只能放弃夜晚的睡眠时间，这是大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因为第二天这本书将准时被交给其他同学。我至今记得，当时看的《红与黑》还是繁体字竖排本，只是遗憾没记住译者的尊姓大名。其时，我们大多十八九岁，《红与黑》中于连和德·瑞那夫人的爱情故事跌宕起伏，让我们一个个春心荡漾、浮想联翩，而主人公最终的命运又不禁让人扼腕叹息，也让我深深体味到外国文学的无穷魅力。而真正让我和文学翻译结下不解之缘是在大学四年级：李清华老师在《德国文学史》课上眉飞色舞地提到他翻译的德国小说《香水》，小说讲述了一个凶手从少女身上提取香料制作香水的故事，可谓构思奇特、寓意深刻，这本书至今依然一版再版，是最为畅销的德国小说之一。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怀揣文学翻译的梦想。
大学毕业后，在从事繁忙的科技德语翻译工作之余，我阅读了大量的德语文学原著，再尝试翻译一些德国短篇小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真的动起笔来，才知译事艰难。两年后，一篇稚嫩的短篇小说译作在《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上发表，让我觉得离文学翻译的梦想更近了。慢慢地，通过自由投稿，一篇篇译作在《译林》、《青年参考》、《上海译报》、《文汇报》等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岁月荏苒，就这样零敲碎打地翻译了近十个年头，报纸杂志的约稿、出版社的委托翻译合同渐渐找上门来了。
1999年，和出版社签下茨威格《精神疗法》的翻译合同后，麻烦来了：找不到原著。我那时在地铁工地担任现场口译，整天和几个德国人打交道。一次，看到一个德国朋友在用ICQ聊天，我顺手抄下了其中的一个电子邮件，后来找机会给那个邮件写了封信，对方是位女士，名叫苏珊娜，我请她帮忙购书，想不到没过几天，就接到了她的邮件，说书已买好，让我赶紧给她通信地址。三天后收到用快递寄来的原著后，我请她告知通信地址，好将钱款寄还给她，可她执意不收，说自己经常把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这次能帮上忙感到非常高兴。我后来得知，苏珊娜居住在巴塞尔，这座瑞士的名城坐落在德国、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精神疗法》中译本于2000年9月出版，是我的第一部译著，其意义可想而知。我后来和苏珊娜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至今还时不时地想起巴塞尔，想起她的助人为乐。
由于工作的关系，得以多次造访德国，当同事们纷纷忙着到超市购物，我却只对大大小小的书店感兴趣，每次都会买上一批原版书回来。2002年去德国，一位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好奇，每家书店都在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着她的小说，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的小说悉数买下。这位女作家便是被称为德国犯罪小说天后的英格丽特·诺尔，她出生在上海，原本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等到孩子长大并离家独立生活以后才开始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学创作，处女作《公鸡已死》甫一出版即轰动德国，女作家因此一夜成名，之后陆续出版了多部既叫好又叫座的小说。回国后，我一口气读完了《公鸡已死》，女作家尽管初涉小说创作，但其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与出色的驾驭故事结构能力，令人叹为观止，整部小说谋篇布局、情节设计精心，心理刻画老到。我遂萌生念头一定要把小说翻译出来，我不断地给自己鼓气：相信自己的眼光，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可小说译完多年，终究逃不过束之高阁的悲剧，几经周折才迎来柳暗花明的时刻：先是发表在2009年的《外国文艺》杂志上，后来又和女作家的第二部小说《情人的骨灰》一起在作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公鸡已死》易名《一个好女人》还在宝岛台湾隆重推出，女作家的第三部小说《女药剂师》中译本也有望在明年上半年推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的牵线下，北京知名影视公司已和外方出版社顺利签下这三部小说华语电影版权，而根据《公鸡已死》改编的华语电影将率先在年内投拍。一个作家的作品陪伴了译者十余年，我的直觉就好像是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死心塌地地谈了十余年的恋爱。身为女作家小说的推销者和译者，我既感到满足，更感到幸运。
这二十多年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2009年翻译《大赌局》，我被这部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约翰·劳一生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深深打动，也对人性和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而每逢遇到翻译中的疑难问题，小说作者克洛德·库埃尼总是热心地为我解答，作家本人后来不幸罹患白血病，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半年之久，通过骨髓移植手术奇迹般地痊愈之后，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新的创作中，他后来寄给我的又一部历史小说佳作《巴黎刽子手》就是在他病愈后完成的。2010年诺奖得主赫塔·米勒，因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作品素以晦涩难懂著称，在翻译她的小说《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时，一位德国友人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她为了弄清原文的意思通读了小说多遍，并多次亲临寒舍解惑释疑。每每想起那些感人而温馨的时光，我的心里唯有感谢、感激和感恩。于我而言，没有翻译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而文学翻译实在是件折磨人的苦差，是“戴着镣铐跳舞”。由于文学翻译稿酬极低，大多数人只能在职业之外从事文学翻译，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译者的语言思维要在中外文之间不停地转换，往往为了一个字或句子劳心伤神、苦思冥想。而在挑灯夜战、孜孜矻矻之后，当散发着油墨清香的译著捧握在手，译者自然喜不自胜，犹如十月怀胎的孕妇一朝分娩，当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响起，母亲疲惫的脸上写满了快乐。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译者，外语水平和母语能力缺一不可。正如傅雷先生所言，“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而且真正好的译文还要经得起原文比照，要做到上述两点谈何容易。文学翻译是门遗憾的艺术，译文和原著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译者只能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企及。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的影响力已日渐式微，坚守文学翻译这块净土，如今显得尤为重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好在作为文学译者，我还年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我坚信：文学翻译的远方没有尽头。
（沈锡良，本文原载2015年11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朝花”版）
作者简介：
沈锡良，1965年12月出生，上海市崇明县人。1988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现任职于上海磁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从事当代德语文学翻译工作二十余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副译审。
迄今已在两岸三地出版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作品在内的译著三十余部，计三百余万字。代表性译著有《精神疗法》《托特瑙山》《大赌局》《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爱情谎言》《公鸡已死》《情人的骨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