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戴文赛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同一单位工作，深受先生的培养、关心和教诲，有很多虽然是40余年前的往事，但至今仍深刻难忘，并激励着我继续前进。
一 北大初逢
戴文赛先生的名字很早就知道了，那是在1949年夏天，我就读于国立成都理学院数学系，刚念完一年级，由于解放大军逼近四川，那年的暑假特别长，一天晚上，我们数学系一二年级中有八位同学一起躺在草坪上乘凉，大家自然地仰望星空，用所知的零星天文知识指点星座。二年级的一位同学叹道：“如此美妙的宇宙，我们竟不能欣赏，真是遗憾”。于是大家商定，明天开始分头找天文书和文章，尽快了解宇宙。所阅读的天文资料中，有一些是戴先生的著作，如“我们的太阳”，“牛郎织女”“观测日月食”等，我们还了解到戴先生是福建漳州人，留学英国并获剑桥大学博士，是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当时天文学界有南张（钰哲先生）北戴之誉。我们都表示，能有机会拜他们为师就好了，可惜，我们8人中只有我一个坚持爱好天文。
1950年夏转学到北京大学数学系后，报名参加了由北京市文化局在北大组织的“天文普及协会”，半年后成为负责人，主要活动是在北大和一些中学进行天文普及，并组织大家向市民作科普宣传。当时在城外清华大学也有一个“大众天文社”，社长为杨海寿，并请戴文赛先生作顾问，可能戴先生当时对我这个人有所耳闻。
1952年夏毕业分配时留校当研究生，我的理想是做应用数学研究。可是因“思想改造”政治运动刚结束，教授们对在运动中“积极帮助”过他们的学生干部，特别是我这个前数学系学生会主席可能心有余悸，因此在讨论谁作我的导师时，原北大数学系教授们都互相“谦让”，而戴文赛先生因院系调整刚到北大数学系，又得知我喜欢天文，就在会上勇于承担任务，作我的导师。当系主任段学复教授通知我时，我感到意外，但也因能成为戴先生的学生而高兴，实现了当年愿望。
10月底的全系工作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戴文赛先生，按预先猜测，象他这样全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一定是一位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老教授，但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年富力强、热情洋溢、并具有绅士风度的中年人（他当时实际上只有41岁）。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易先生，我们要在一起了，关于学习安排以后再谈，现在先通知您三件事，第一，这学期有三个班要上天文课，希望您参加做好辅导工作；第二，我已介绍您参加刚成立的北京市天文学会，并已批准成为会员；第三，下星期天在市科协会议室召开天文学会的学术讨论会，希望准时参加。”由于太出乎意料，不知怎样回答，只是讷讷地表示感谢，一定尽力做好工作。这样的初次相逢情况印象实在太深，至今仍记忆犹新，戴先生的谦虚、热情而坦率的作风，体现了老师对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期望；特别对我们这样一些刚在政治运动中“帮助”老师思想改造的“积极分子”来说，是一次生动的教育。
二 艰苦任教
1952年是我国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开始，教育战线也不例外。按照苏联教学计划，综合大学和师范学院的数学、气象和地理系一年级，都有半年四个周学时的天文学课程；图书馆系的“科学概论”课中也有天文学内容（约20学时），这些课全部要由戴先生一个承担，可是在北大从未开过天文课，既无教材，也无教学设备。而且1952年是院系调整后首次扩大招生，数学、气象、地理系各招有140多人，都要用大教室才能上课，故有时连教室安排也有困难。记得有几次数学系的天文课是在大礼堂进行，黑板只能放在主席台上，但又没有扩音器，在台上讲时后面的学生根本听不见；在台下讲又无法写黑板。戴先生就提出采用演双簧的办法：他在台下站在第二排讲，我在台上写黑板，当看戴先生转身对我给一个信号，我马上就把他下面讲的名词、公式或结论写在黑板上，这种讲课方式恐怕是空前的。尽管如此，戴先生不仅毫无怨言，还积极想办法克服各种困难，没有教材就抓紧时间自己编写，虽然有时只能在每次课堂上像发传单那样给学生几张油印讲义，但终于能及时赶出。没有教学设备，就自己设计，找仪器厂老师傅商量，造出了天球坐标仪和观测太阳黑子用的投影板，还向地理系借来几架经纬仪。没有资料，就广泛査阅书刊，复制出大量照片和幻灯片，三个班的天文课就这样开出来了。
谁知还有时间上的困难，十月底学校突然决定：教师和研究生都要参加为期一月的俄语突击学习，要求学后能顺利阅读俄语专业书刊。俄语突击期间，每天至少要学习12小时，星期天也学。故天文课拖到12月初才正式开始，到学期末的实际讲课时间只有八周，戴先生只好抓重点，精简内容，终于基本上按教学要求完成了三个班400多学生的天文学课，这在天文教育史中真是一个奇迹，通过边学边教，使我对天文学的了解更全面了。
为了做好下一届的天文课教学，从寒假就开始积极进行准备。趁刚突击完俄语的有利条件，迅速组织翻译苏联的天文教材；戴先生自己就承担了“普通天文教程”的一半（后于1954年出版）。又充实图片资料，改装望远镜，到1953年暑假时，他高兴地对我说：“第二次开课的条件比上次强多了。”可是到快开学时，学校领导突然通知，希望戴先生参加即将成行的赴朝鲜慰问团。在当时，抗美援朝是国家的首要政治任务，对戴先生这样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学者来说，参加到朝鲜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光荣任务，是不会拒绝的，只好把准备就绪的第二次三个班的天文课教学任务，大胆地交给我这个新手去完成。
为了更广泛地开展天文教育，戴先生一贯重视天文普及工作，就是在教学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也不放松，在北大学生中支持建立“天文学习会”，并担任名誉会长，边学边讲当时苏联学者新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施米特学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他宣传部门向戴先生提出的任何科普要求，总是有求必应，而且还根据天象变化（如日月食等）向群众作科普宣传，我自己也在戴先生影响和教育下，更多参加科普活动，不仅使我对天文知识进一步熟悉，还锻炼了口才，对我以后提高讲课效果有很大作用。
三 “我支持你”
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专家，作为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当然希望我能跟他一起研究天体物理学，但在我对天文学了解更深入些后，感到像我这样一个数学系毕业生，物理学基础较差，研究天体物理学会事倍功半。经多次认真考虑，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想研究天体力学，为此特地去拜访我国著名的力学专家、当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周先生很干脆地说：“你可以搞天体力学嘛，若能对法国权威庞加莱提出的课题继续研究，那就更好了”。于是我下决心研究天体力学，犹豫再三后，带着愧疚的心情将此想法告诉戴先生。他听后显然很不高兴，但仍平心静气地说：“我感到很意外，让我认真考虑一下。”第二天就正式对我说：“你不愿搞天体物理学，使我感到遗憾；但是我支持你。”我听后深受感动地说：“戴先生仍然是我的导师。”他立即回答：“我一定尽到我的责任！”当时就向我介绍了他所知的有关天体力学的书和信息，还带来了他过去学习球面天文学、天体物理学、数据处理等课程的笔记。几天后，就在他家中给我介绍了对天体力学很了解的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王先生向我推荐了几部天体力学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庞加莱的《天体力学教程》和《天体力学新方法》以及蒂塞朗的《天体力学论述》。在师友们的帮助下，很快从清华大学和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借到了这些书，幸好我在大学生时学过法语，从啃这些经典著作开始了我的天体力学生涯。
与此同时，戴先生还有意安排我翻译俄语的《球面天文学教程》和一些天体力学的论文，借此让我了解当时苏联的情况。1953年春，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路过北京，戴先生特地邀请他到北大，主要是将我介绍给他。张先生得知我要搞天体力学时非常高兴，热情地表示任何时候都可以到南京去找他。戴先生又去信给主持上海天文台并担任天文学报主编的李珩先生，向他介绍我的情况和要求，得到李先生的热情回信，欢迎我到上海去做研究生毕业论文。
以后的发展正是按戴先生的安排进行的，1954年夏天，戴先生奉调到南京大学天文系。到1955年春，根据戴先生的计划，我以进修生的名义到南京大学天文系，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了解到天文系的教学情况，选听了一些天文课程；还到紫金山天文台向张钰哲台长和其他专家请教了有关天体力学的课题；同时参加了正好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天文学术讨论会，7月就到上海佘山观象台，在李珩先生指导下开始做毕业论文《伏罗拉群小行星的摄动计算和轨道改进》，进展颇为顺利。1956年6月9日，在南京大学天文系我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完全实现了戴先生“我支持你”的诺言。后来，有很多人问过我，当年做天体力学研究生时，导师是谁？我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就是戴文赛先生。”
四 不耻下问
同戴先生熟悉一些后，感到他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彬彬有礼；而且在学习和学术讨论中，也是非常谦虚，不耻下问。在准备天文课时，校内只有一架4.5寸折射望远镜，由于是从清华大学移交来的，戴先生也未用过，就请一位会用的学生来教，戴先生同我们一起认真学，直到完全会操作，经纬仪也是一样。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下面两件事：
一是“恒星天文讨论班”。1954年初，找到了前苏联著名学者巴连拿哥的《恒星天文学》教科书，戴先生就建议建立一个讨论班来认真学习，参加者除戴先生和我外，还有席泽宗和杨海寿，各人分工负责讲一部分，戴先生除自己所讲的认真准备外，别人讲的内容也是先详细预习；听讲非常专心，并作正式笔记。他曾对我们说：“在听你们讲时，我就是学生，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对书中所讲的所有问题，都要不断提出讨论，直到完全弄清楚为止。记得我是负责星系动力学部分，运算和公式特别多，戴先生对所有的公式都要询问其来源，对所有的运算都要弄清到自己能从头推出。如在讨论建立银河系自转运动方程时，戴先生一直追问到理论力学的基本公式；在讨论解出结果时，一直追问到解偏微分方程的傅里叶方法，并要我当场推出具体结果。通过这次讨论班，我不仅提髙了业务水平，还从戴先生那里学到严谨谦虚、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对于像我这样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二是关于科普报告。戴先生当时已有数百次科普报告经验，还出版过大批科普著作，而我和杨海寿虽然也都做过科普工作，但同戴先生相比，简直是小学生，戴先生仍然在不断考虑提高科普报告的效果，在我们做科普报告时，他有机会还亲自来听，即使没有听，也要向有关人员打听报告效果。记得戴先生曾对我说：“看来你的科普报告，对大学文化水平的人效果好，对小学水平的人效果差，主要是通俗性不够。杨海寿的科普报告很通俗，对小学水平的人效果很好。而我自己的科普报告，恐怕最适合中学水平的人，以后若对大学或小学水平的人做报告时，要学习你们的长处。”我听后非常感动，后来做科普报告也认真准备了，我们三人还一起交流过对不同文化水平的人，作报告时应注意的问题。
对待向全校做赴朝鲜慰问回国报告，戴先生更是高度重视，因为在当时全国人民心目中，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报告前先在师生中间询问意见，了解大家最想听哪些内容，又在别人先做报告时，倾听下面群众反映，再认真准备自己的报告，结果，全校公认戴先生的报告最好。
五 推心置腹
我在做研究生期间，同戴先生之间的私人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开始认识后不久，由于缺乏了解，我对戴先生有些敬而远之。大约他对我这样过去是学生干部，又是不久前政治运动中“帮助”老师的积极分子，不知怎样对待，我当时没有自知之明，只是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看到很多这种情况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我在1952年时的形象：心高气傲，锋芒毕露，不懂礼貌。于是戴先生只好对我沿用绅士风度，见面时叫我“易先生”并称呼“您”，弄得我不知怎样回答，而且一起出门时，还把门打开让我先走，使我更不知所措，但时间稍长一些后，得知他并不是有意对我如此，而是长期形成的习惯，我才略为放心。
大约三个月后，相互了解多些，能进行思想交流。戴先生对我显露出的一些不良作风（如骄傲自大、主观偏见和杂乱无章等），也能提出批评，对我不愿搞天体物理予以谅解；也肯定了我的一些积极表现。这时，当面叫我或给我留条，就直呼名字“易照华”略去先生二字，称呼也由“您”改为“你”，交谈也更自然。
到1953年暑假后，我们的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于戴先生的坦诚热情和平等待人作风，我们之间逐渐消除了拘束和隔阂。我发现戴先生虽然比我大20岁，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积极向上热情，在业务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高的追求，因此，我们的共同语言很多，逐步达到能推心置腹地无话不谈，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下面一些事例。
一次当戴先生向我介绍了我国天文界的情况后对我说：“我国的天文事业太薄弱，以前我们出国留学的人，回国后都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现在解放了，我要重新开始，除教书外，要在天体物理学研究中做出贡献。我支持你搞天体力学，也希望你在天体力学中做出贡献。”
另一次在我们交流看法后对我说：“我也是要入党的，现在恐怕条件不够，故先加入民盟。我们民盟的活动也很多，象共产党过组织生活一样，最近几次活动都在帮助段学复同志（数学力学系主任），帮他克复畏难情绪。我对共产党是非常敬仰的，对党团员都很尊重；我总是把周围的党员中某一位看成党的代表，如没有党员就选团员；例如现在就是吴文达同志（当时的党支部统战委员，戴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有什么思想问题和困难都找他商量。”又曾对我说：“上次通知我去参加赴朝鲜慰问团时，我感到很矛盾，但考虑到这是党交给的任务，我一定要去，而且要做好。”
由于戴先生的坦诚态度，我在一些学术问题讨论中也能坦率地谈出不同看法。记得在1954年春，戴先生写出一篇名为《太阳距离在一日内的变化》的论文，他说打算投《天文学报》并问我的意见，我看过以后就直率地说：“题目是有意思，回答了太阳早晨比中午远还是近的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老问题；但从学术水平看，恐怕不大适合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他听后开始显得很吃惊，但立即说：“我再考虑一下。”到下半年他去南京后，在一次信中提到这篇文章说他考虑后也同意不宜投天文学报，已改投另外刊物了。
因能敞开心扉，彼此在一起都感到愉快，后来戴先生连一些个人私事也能毫无顾虑地对我讲。戴先生去南京后，我们每月至少通信一次，交流业务上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的看法，故几乎每信都长达千言。有一次戴先生来信谈到一些公事，我把此信带给党支部书记林建祥同志看，他看后非常感慨地说：“你们两人的关系简直不象师生，真是一对老朋友，信中无话不谈。”其实，师生和老朋友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戴先生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
这段时期他在当面中叫我或给我留条时，就象朋友一样直称“照华”。我当研究生的三年多时间内，从“易先生”、“易照华”到“照华”的称呼变化，反映出戴先生同我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从一般的师生关系，演化到成为我的良师益友的过程。
尽管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戴先生同我的私人关系多次受到损害，但是戴先生作为我良师益友的美好形象，终身不忘。
（南京大学天文系 易照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