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案头上，我一直放着本江苏省教育厅编著的《江苏历代名人录——教育卷》，其中赫然列有我的老师——赵俊欣教授的名字和业绩。赵老师已经离世27年了，今年恰逢他诞辰100周年。我是赵俊欣教授在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的最早一批学生，又和他在南大共事多年，抚今追昔，诸多崇敬与思念之情浮上心头。在我们的记忆中，赵俊欣教授是一位富有爱国情怀的传奇教授。
一
赵俊欣教授1913年出生于镇江，祖父赵蓉曾（号镜笑），是前清的廩生，镇江名儒。父亲赵驭六，系孙中山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的旅长。叔父赵光、姑母赵芬、伯母严承志都是参加广州起义的英雄豪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伯父赵声（字伯光）是策划广州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的总指挥，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
赵俊欣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辛亥革命烈士家庭中成长，从小受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幼年时期，他在祖父所开的“天香阁”学堂读书；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7岁文章成篇。先生深受家庭影响，立志要做像父辈一样救国救民的栋梁之才。在家人和前辈的支持下，赵先生先后在江阴南菁中学、省立南京高中、中央大学攻读，一直成绩优异，出色完成了全部学业。1935年，赵俊欣到巴黎后顺利考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博士班，且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获得公法、政治经济两张高级文凭，并通过题为“修改条约问题之法理分析”的论文答辩，取得博士学位。在巴黎大学完成学业后，赵俊欣于1937年12月到达柏林，入德国柏林威廉皇家国际公法研究院继续研究国际法。
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信仰三民主义的赵老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如“五卅”惨案的大游行，“九·一八”事变后抨击政府的无能，“一·二八”事变赶走朱家骅等学潮，他都是积极分子。他的反帝倾向还表现在1938年底，当他在德国威廉皇家学院作研究时，纳粹帝国居然公开承认我东北伪满政权，赵老愤慨至极，不顾一切阻拦，回到国内。而此时的中国，正值日寇大举侵华，大片国土沦丧，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就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回到了灾难深重的故土故国。
二
回国以后，面对抗日救亡的危急形势，赵老一时找不到工作。经多方设法，辗转几个部门后，他终于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司，先后任专员、主任之职，主要工作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或缔定新约。这份工作尽管忙碌紧张，但他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1942年3月到1944年4月在外交部期间，他参与了谈判并签订了中美、中英、中比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收回内河航行、沿海贸易等各权。这是他敢向西方大国叫阵、参与反帝斗争争取中国主权而取得的初步成绩。正由于赵俊欣在外交部工作比较出色，得到上司器重，不久又被外派到欧洲任职，开始了新的工作。
1944年夏末，赵老从国民政府外交部调往由戴高乐领导的、驻北非阿尔及尔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任中国代表。这个苦差，一般人是不愿也不敢去的，因为它是直接对抗德国法西斯的前沿阵地，由于纳粹的垂死挣扎，整天遭遇炮火，风声鹤唳，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可他勇敢赴任。时间虽短，他也总算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上尽了自己一份力量。1944年秋末，巴黎解放了，“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处就正式改名为中华民国驻法大使馆。赵后来在这使馆工作三年，从一秘到代理副大使并兼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代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47年末，国民政府外交部又将赵俊欣调至巴尔干委员会作代表（相当于副大使）。这是联大的下属组织，当时完全由美国操纵，他很不习惯，仅一年多时间，他就愤而辞职。1949年初，他又被委任赴德国担任驻德军事代表团的代团长，实际上这是四强（英美法苏）驻柏林的联军管制委员会（即军管会）。
外派欧洲期间，国内外形势变化巨大，赵老虽信仰三民主义，但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深为不满，逐步认识到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已无力治国安民。他的“家国情怀”，使他进一步意识到百年来的民族耻辱是最难忘的感受，国家统一、民族兴旺是最大的诉求；和平民主、民富国强是最大的期盼。这一诉求与期盼可以高于个人荣辱，为此他萌生了携家回归祖国大陆的想法。出于爱国热情，1950年10月，赵老摈弃了在国外的优厚生活和高官厚禄，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排除各种干扰回到新中国。
三
1951年7月赵俊欣先生携全家归来，看到新中国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情景，无比兴奋。不久，他被安排到南京大学西语系（英德法）；由于英语、德语专业不缺教授，于是赵先生选择了教法语，从大学一年级教起。我就是1954年的调干生，跟赵老读一年级的法语。平心而论，这对赵老来说是有些大材小用。可他毫无怨言，从不计较，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由于他教学得法治学严谨，获得历届同学好评。从此，他就在法文专业执教卅年。
由于赵老的历史较为复杂，加之“极左”路线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赵老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每次运动他的言行都很自然地受到关注。可赵老心底很坦然，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加之他长期饱经政治外交的风霜磨练，能审时度势，从而明哲保身。在“文革”中，他多次下乡劳动，灵山挖煤、去城西湖农场、建长江大桥的杂工都有他的身影。在下放学校溧阳农场时，可谓真正关进牛棚，他原本对小猫小狗都不爱碰，分配他去放牛，而他全然外行，总是跟牛跑，结果牛养得肥壮，他却瘦得不成形。有一年夏天，他放牛导致中暑发高烧，幸亏送南京抢救及时，保得一命。
文革后，他已年过六旬，但仍为迟来的科教春天欢欣鼓舞，为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新政的出台感到欣慰。赵老师再次焕发了青春，执教毕业班、带研究生、编教材、培养出国师资等等。一人承担了几个人的任务，为弥补已耽误的时光，他真是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
鉴于他在国际法、外国文学、史学、哲学、外交等都有很深的造诣，赵老作为全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理事、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兼法语编审组组长、《法国研究》顾问，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带领大家在5年内主持审定的法语专业各种专业教材就有18种，并参加其他语种教材若干册的审定，为法语教学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亲自主编了《法国文学作品选集》、《法语文体论》，撰写论述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孟德斯鸠的近30篇论文。法语界同行认为，赵老对法国启蒙时期哲学和美学的思想研究很有造诣，是一位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
文革后，南京大学恢复了法律系（现为法学院），南大法律系特邀他带国际法研究生。赵老师原本就是中央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法留德又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赵老深知中国奇缺这方面的人才，希望能执教国际法，有生之年能多做些事。直到1985年，他已得了癌症，仍带病给法律系研究生开课，编写国际法教材。即使生病到1986年最后阶段，他在病房内仍用那台旧式打字机争分夺秒地赶写教材，不幸于1986年8月10日心脏停止跳动，终年74岁。
这就是我的恩师——赵俊欣教授的一生。
（张怀亮，原载《南京大学报》11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