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书楷、母亲汤铮训，1931年就读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和教育系。斯时，他们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爸爸曾获教育部举办的东南十所大学中、英演讲比赛第一名，被誉为“未来的外交家”。妈妈也是同学中佼佼者。同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国人民义愤填膺，青年学子更是慷慨激昂。作为同是“中大”同学会骨干的我父母，率领男女同学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他们的行动，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平津、上海等地学生纷纷来到首都南京，与他们共组“救亡宣传团”，深入到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城乡宣传抗日。在这场爱国运动中，我父母相识相知，建立深厚感情，他们一个湖北籍、一个湖南籍，于1933年在南京结为夫妻，我亦于翌年正月十四在那里诞生。
1935年，大学毕业后，我父经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政治系主任杭立武先生推荐，进入民间外交团体一一“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任干事，该会由首都各界著名人士组成。朱家骅任会长，胡适等人任理事。在这里，我父悉心研究欧、美、日各国动态，曾在报刊杂志和中央电台多次发表文章、讲话，介绍世界局势、“国联”的性质及对中国的帮助。1936年4月，当德国希特勒公然撕毁“一战”后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河非武装区时，年仅23岁的周书楷在当时最权威的《东方杂志》，发表万言评论，指出法西斯在西方动手，必将鼓励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在东方的侵略步伐。果然，在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宼全面侵华战争。事变发生后，我父以国际联盟中国同志会名义，发表宣言，以多种文字向全世界控诉日本侵略暴行。
1938年，国联同志会机构随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场激烈的武汉保卫战正在进行。正当此时，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即将在美国纽约召开，有1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教育部从各大学和民间团体选拔十六名青年组成中国代表团，我父也被选上。他们将冒着敌机轰炸、敌舰封锁的危险，前往出席本届大会，为祖国发声。祖父、姑姑和妈妈带我到汉口为我父送行。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历尽磨难。中国青年代表团乘轮船历时22天方抵达纽约。随即在大会开幕式和美国58个城市发表演讲，广泛宣传我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呼吁各国正义的支援，取得很好效果。许多美国码头工人，听了中国代表团讲演后，拒绝装运战争物资运往日本。我父应英国国际联盟同志会之邀请，和杨惠敏，一同前往英国讲演。杨惠敏在上海抗战时，英勇泅渡苏州河，给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送去一面国旗，由谢晋元团长亲自升上楼顶，从而鼓舞了全上海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女童子军。正当他们即将返国参加抗日之际，接获外交部电报，要我父留在驻英使馆任“实习员”。他在伦敦一面工作，一面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抗战期间先后任驻曼彻斯特副领事和顾维钧大使秘书，协助其开展对英外交。在欧战爆发后，英国受到德国法西斯轰炸封锁的情况下，为中国争取到英镑贷款并开通滇緬公路，给抗战出力。他还随同顾大使出席1945年5—6月联合国宪章的修订和签字大会，为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作出贡献。
我母亲在武汉行将沦陷前，带我两个幼弟前往湖南衡山外祖母家。在国难当头、亲人离散的情况下，她强忍悲痛，投入到救亡教育战线，先后担任湖南著名的岳云中学、国立十一中和五十四军子弟中学国文教师。她在课堂上选讲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教学生唱岳飞的《满江红》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并排演话剧《八百壮士》，激励学生爱国热情，使得一些有志青年直接投身到抗战前线上去。在战争环境中，母亲身染肺病，因得不到妥善治疗，不幸于1945年1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饮憾逝世，年仅35岁。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我父于12月底调回重庆外交部任秘书，旋奉派为“国共美三人谈判小组”翻译，因公务繁忙，直至1947年7月，方得以请假一周，回家乡安陆县与亲人团聚。八年离乱，此时我祖父、继祖母和母亲已在战争中过早离开人世。我和家人等也饱受颠沛之苦，这都是日宼侵略所致。
我于1949年9月报考解放军军政干部学校，后入朝参战，在前线入党，离休前任黄石市粮食储运公司书记。二弟任市科协副主席和市人大副主任。三弟是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高级技师。四弟是东北大学教授。我们的子女也大都有大专学历。
我们决心继承先辈的爱国精神，努力学习，把一切献给伟大的祖国，使我们的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圆中国梦。
2015年4月18日
（周鸿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