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6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在地貌教研室做秘书，党小组长（只我一个党员）。
杨怀仁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就我们两人做地貌专业的教课安排，科研野外工作安排。每天一早我就到教研室打扫干净，热水瓶冲好新的开水，坐下来看书工作。
杨先生一般九点钟到办公室，来到闲聊一阵后开始工作，写公文报告。他念我记，有时候商量XX课由那位老师上，决定后我去找该老师商谈。
有一天，我告诉杨先生，系里来催他上的XX课要成绩上报教务处。杨先生看了桌上一大摞考卷，说：“好的，上午给他们。”但是看他仍在闲聊，没开始做批考卷的事，我一直着急。后来我有事离开办公室，过一会我回到办公室，他仍坐着没动考卷，我着急了，再提醒他，这考卷成绩单今天要交系里。没想到杨先生讲，已经登记好了，他把记有成绩的登记表（学校统一的，贴有学生名单的成绩登记表）交给我，我很惊讶这么快一下批好卷子，也登记好成绩。后来我发现杨先生没有具体看考卷，而是根据他对学生的印象了解，填写各人的成绩。杨先生讲XX是个人材，你别看他不声不响，地貌学学得头头是道，入门了。有时讲XXX，字都写不清楚，还做研究……原来他对每个学生都清楚。
杨先生只凭印象，不看改卷具体内容，我当时十分惊讶，感到老师胆子太大了。难怪我的成绩总是4分，有时认为自己考得很好，结果还是4分。这事过后多年，我才慢慢体会到杨先生是对的，他是超过常人高一层次地评价学生，考核学生。他看人很准，他将学生分成5分、4分、3分三等，多年后从同学中成就的情况看确是如此，才体会到杨先生的胆量，目光见解的犀利。我们在学校教书多年，能有这样的胆子吗？
（朱大奎，本文原载地理系58届《老同学》总第7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