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6年10月，东南大学（1920—1927年，中央大学的前身）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教授开始酝酿筹建研究院。他们认为要进一步培养教学科研人才，为增进人类对知识的奉献，光靠大学是不够的，大学只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基础，研究院才能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当时由理学院院长孙洪芬领衔提出《创办大学研究院案》，议案写道：
大学教育之目的，不仅为注入式之灌输学术于学生，要在指导作育学生，使能独立研求宇宙间真理，以增进人类之知识，与求其实际上之应用。以今曰学科门类之纷繁，……大学教育不过为高等普通教育，欲求作育专门人才，则尚有待于研究院焉。
尝考欧美各国大学莫不设有研究院。……
我国教育部大学规程，本有大学得设研究院之条文。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亦曾先后设立研究院。教会设立之大学，如燕京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均已设立研究院有年。吾校学科大备，成绩素优，奈何于此独落人后乎！且吾校毕业生每有毕业后仍继续留校从事研究者……研究院之结果，有问题甚大、费用甚多，在外国大学研究院可得博士学位者，而以本校无研究院不能授以较高之学位，以彰其功，……非奖掖后进之道也。
或以为吾校经济素不充裕，图书仪器尚未大备，设有研究院恐力有未逮，实亦不然。盖可研究之问题至夥，以中国亟待研究之问题之多，尤易于成功。苟善于择题，固不必需特殊之设备，耗巨量之金钱，方能从事研究，巴斯德（注一）之往迹，即其例也。……且研究问题之多寡难易，以学系而异。各系于仪器、设备、师资、学力四者，能设立研究科者则设之，不必强同，宁缺毋滥。
议案同时提出了研究院组织及研究院规则，规定：
（一）研究院研究生如欲得硕士学位，必先在本校本科毕业，或在其他大学毕业而经本系教授会认可。
（五）研究生对于所研究之题目，必须作一优良之论文，表明其有独立研究之能力，而于人类学术上有确实之贡献。
（六）研究生除所研究十八学分课程，与研究论文外，必须经一度考试，或口试，或笔试，由该系研究生考试会规定之。
（九）研究院毕业得称文科、理科或农科硕士。（M.A.，M.S.，M.S.A.）。
《创办大学研究院案》的提议人，有孙洪芬、胡先骕、王季梁、秉志、张子高、陈桢、卢晋侯、陈焕镛、邹秉文、张景钺、查啸仙、陆志韦、谢家声、陈鹤琴、唐启宇、戴芳澜、孙恩麐、邹树文、陈清华、王善佺、郝象吾、廖世承22位。
1926年11月18日又经教授会修正通过《研究院简章》共十三条。（注二）以上建议案及所提拟的具体办法、简章，一直没有被当局所釆纳。由此可见中央大学研究院的迟迟没有建立，不是当时老师没有远见，而是正当北洋军阀统治的混乱，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大学还是各派政治势力竞争角逐的场所，学潮起伏，纠纷不断。在这相当长时期的混乱局面下，合理的正当的建树无从谈起。从中大校长不断更换就可以看到学校是何等的不安定。在北洋军阀后期，校长更换了四次，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自1927年至1932年五年间，校长更易竟达九次之多。（注三）东南大学在1927年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将在江苏的九所大学、专科学校合并统办，其间又改革教育体制，试办大学区制失败。后来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江苏大学。至1928年4月24日才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可见，研究院迟迟末建立，学校本身动荡不定也是一个因素。
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还有两次难以想像的外力直接干涉校政，宣布解散学校事件。先是“段（祺瑞）执政”期间，曾派武官议员入校，封闭学校，割断电话，搜阅文卷档案，学生出来保护，竟受殴打，他们密谋解散东南大学，后来江苏省省长宣布东大解散。这是第一次。几年后，1932年6月因学生拒不接受教育部派去的校长，部长朱家骅愤而解散中大。因校门四闭，竟动用飞机在学校上空撒下“解散令”。南京警备司令部传讯学生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校内风声鹤唳。面对这样的局面，行政院决议组织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进行整顿。委员会由蔡元培任委员长，李四光任副委员长，委员有钱天鹤、顾孟余、竺可桢、张道藩、罗家伦、周鲠生、谭伯羽、俞大维等。这一年学校解散了，让学生都回家，学校停止招生。在这样的形势下，尽管建议创办研究院的学者教授是多么富有名望，他们提出的建院理由是多么恳切中肯，也徒然成了一纸空文，束之高阁，这就毫不足怪了。
1932年8月，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学校开始安定下来。罗家伦倾向于建立研究院，1934年开始筹建理科研究所算学部及农科研究所农艺学部，1935年1月，由罗家伦、邹树文、陈剑修、艾伟等组成研究院筹备委员会。1936年8月算学部和农艺学部开始招收研究生。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在沙坪坝借用重庆大学在松林坡的空地，建设一批简陋的校舍。生活条件艰苦，并末影响按期开学。1938年12月中大研究院正式成立。罗家伦校长兼任研究院院长。他在中大工作10年，到1941年辞职时，回顾迁校后的四年，曾感叹这日子不是好过的，但是在这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可以告慰国人的是，中大在这四年中“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注四）研究院的建立，逐步发展和在1941年以前两次授予硕士学位，就包括在这一点“小小的发展”之中。
二
中大研究院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七七事变”发生后，半年之间日寇占平津，上海、南京相继陷落。事变后一年又三个月，广州、武汉又先后失守。东中部大片人口稠密地区皆遭敌占，整个国家受着空前的灾难。中华民族在屈辱悲愤中奋起救亡，坚持抗战。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大教授们以民族存亡为重，团结合作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使研究院得以顺利建立和发展。1938年建院后，1939年即以5个研究所、7个学部公开招生。它们是理科研究所的算学部和物理学部，农科研究所的农艺学部，法科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部，师范科研究所的教育心理学部和工科研究所下属的土木工程学部和机械工程学部。
农艺学部除原有作物组外，1939年又增设经济昆虫组和植物病理组。政治经济学部下设行政组和经济组。土木工程学部下设土木结构组和水利组。机械工程学部下设机械工程组和航空工程组。
1940理科研究所增设了化学部，农科研究所增设森林学部，它下面分设森林保护组和森林利用组。
1941年，新设立了文科研究所和医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设在沙坪坝，下面分设历史学部和哲学部。医科研究所设在成都华西坝，同1937年直接从南京迁去的中大医学院在一起，下面先设生理学部。
这一年，理科研究所增设了地理学部，工科研究所增设了电机工程学部。农艺学部下又增设了农业经济组。
中大研究院下设研究所、学部、组，从1938年成立，发展到1945年的体制结构如下表：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上的进攻，开始连续数年对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进行狂轰滥炸。
中大师生在校内直接受到战火侵袭的是日机连年空袭，校舍被炸坏，蒙受了损失。罗家伦鼓舞士气说，“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注五）
研究院到1941年秋季先后建立了7个研究所，14个学部，正是在敌人连续数年空袭下兴建起来的。以后，几乎年年都有所发展。
1942年，在森林学部中增设了森林经理组。在法科研究所的政治经济学部里又增设了国际政治组。在医科研究所下增设了公共卫生学部。
1943年将原农科研究所的农业经济组扩建为农业经济学部。理科研究所又增设了生物学部。
1944年医科研究所增设生物化学部。1945年在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学部里又增设道路工程组、卫生工程组。农科研究所增设畜牧兽医学部，法科研究所增设法律学部，文科研究所增设中国文学部和外国文学部。在教育心理学部之外与之相并立的又设立了教育学部。到抗战胜利，中央大学研究院已发展到下属7个研究所，23个学部了。这样的规模在国内高等教育界是空前的。（注六）如生物化学，过去只有教会学校协和医学院在吴宪教授主持下招收研究生，而今我国自己的大学由郑集教授建立起了生化学部，培养研究生。
这些研究所，有的学部办得很有成绩，富有时代特征。医学院生理系、医科研究所生理学部在成都逐步形成我国当时的生理科学研究中心，培养研究生，组成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召开学术会议，定期发行《中国生理学会成都简报》，将研究成果撰写论文50余篇向国内外发布。他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以竹管代替铁管，加工成自来水系统，建立仪器制造车间，自己吹制套管、安瓿、导管等玻璃用品，生产教学研究成套实验仪器设备，供应国内60多所医学院校、包括延安军医学校在内之所需。此外，对延安还供应中文生理学教材、实习指导，接受密派培养进修教师，如期返回。此事虽小，但是作用和意义极大。在此期间有的教授、学者还分赴英、美，保持对外学术联系。所有这些，是捍卫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困难条件下作出的显著贡献。（注七）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之后，研究院各个学部改建为直属研究院的23个研究所。到1947年秋，又将政治经济学研究所一分为二改建为政治研究所及经济研究所，同时增设了社会研究所。中央大学研究院设置社会研究所，虽然比燕京大学在1926年建立研究院，培养社会学研究生要晚21年，但是，国立大学中也终于有了培养这门人才的研究所了。（注八）师范科研究所的教育、心理学部各自独立建成心理研究所及教育研究所。
中央大学研究院在1947年秋已经建立25个研究所（注九），门类比以前更加齐全了。如果同1936年2个学部招研究生的格局比较，1947年增加了十多倍，如果同1938年成立研究院，1939年正式招生时的9个学部比较，接近增加三倍。这是中大研究院建立后十年里机构的发展和它的发展进程的简况。
注释：
（一）引者注：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曾任里尔大学和巴黎师范大学教授，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他在微生物发酵和病原微生物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工业微生物学和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并开创了微生物生理学。——摘自《辞海》（缩印本）1980年版第99页。
（二）《创办大学研究院案》及其提议人、《研究院简章》均见《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年4月版，第161—165页。
（三）北洋军阀后期东南大学校长四次更易：
（1）1925年1月17日报纸公布教育部1号令免去郭秉文校长任命胡敦复为校长。（学生拒绝）
（2）7月聘蒋竹庄为东大代校长。9月16日蒋代校长辞职。
（3）章士钊签发教育部令派秦汾兼任东南大学校长，秦汾当天辞职。
（4）1926年（3.18后）段祺瑞下台，蒋竹庄恢复代理校长。
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大校长在1927—1932年间九次任命更易：
（1）1927年6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将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等九校合并建立第四中山大挙，任命张乃燕为校长。1928年张乃燕继任为首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2）1928年6月张乃燕辞职。7月8日国民政府决议任命吴稚辉为中大校长，吴拒不受命。挽留张乃燕继续担任中大校长，到1930年11月张乃燕辞职。
（3）1930年12月任命朱家骅为中大校长，1932年1月朱辞职。
（4）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桂崇基为校长，学生拒绝，1月下旬桂辞职。
（5）1932年1月26号国民政府任命任鸿隽为校长，任拒不受命。
（6）中大法学院院长刘光华被请出代校长职务，6月刘辞去代理校长职。
（7）1932年6月28日行政院决议派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任中大代理校长，学生拒绝。
（8）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解散中大，彻底整顿期间，由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李四光代行中大校长职务。
（9）1932年8月23日任命原中央政治学校校长罗家伦为中大校长。
据中大校友黄孝葵学长（看了本文征求意见稿后）指出：1932年暑假，正是李四光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喻德渊等人第三次上庐山，考察第四纪冰川问题。1932年夏恐怕并没有给中大做什么事。见《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第92页。黄孝葵是《李四光传》的作者之一，50年代前期曾在中国科学院任李四光副院长的秘书。
（四）（五）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第601、602页。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2年版。
（六）同在抗战时期，试与清华、北大、南开比较。清华大学研究院有文、理、法、工四科研究所，下属中国文学部、外国文学部、哲学部、历史学部、算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心理学部、政治学部、经济学部、社会学部、机械及航空工程部、电机工程部等共15个学部。
北京大学研究院有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中国文学部、语言学部、史学部、哲学部、人类学部、算学部、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质学部、经济学部、法律学部等12个学部。
南开大学研究院有理科研究所、化学部及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二个研究所二个学部。
以上均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63—668页。
（七）陈定一、蔡纪静：《中央大学研究院生理研究所历史的回顾》，刊于《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研究院通讯》第七期《中央大学研究院建立60周年纪念专号》第37—44页。
（八）董天民：《辉煌的三十年》刊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4年4—5期。
（九）1999年6月7日郑集教授面告，抗战胜利迁校回南京后，于1947年增设了法医研究所，可以在回到北京后与陈定一核实。6月12日专访陈定一学长，他记得法医科有很大的实验室，但并没有设立法医研究所的印象。再与1948年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三六级毕业纪念册》核对，在214页上，有生物化学科及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科及生理研究所、公共卫生科及研究所，共三个研究所，有法医科，并没有法医研究所。再同招收研究生及南京大学档案室所存授予硕士学位名单核对，也没有发现有攻法医的研究生和授予硕士的记录。因此，暂作这样的说明，不加肯定。
（未完待续）
（陈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