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年伊始，突然收到耶鲁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孙康宜先生的来信，向我推荐一本美国作者写的有关母校南京大学的新书，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或找人来翻译这本书。在信中，又附载了她本人阅读此书后极受感动的文字，不禁激发了我阅读此书的兴致。随后，孙教授又寄来了此书的封面和目录，但告知我中国已经有人在翻译此书了，故我不必再找人翻了。孙先生非常好心地愿意请作者方面寄一本样书给我，毕竟这本书与我生活的世界密切相关。我对南大的校史一向感兴趣，同时对美国人写的在华回忆录也是能收就收，这都是研究汉学的好资料。
过完春节，刚开学，我果然收到了Mark Eaglesfield先生（他是作者弟弟继女之子）寄来的，题为“My Nanking Home, 1918—1937：A Very Personal Memoir”（《我的“故乡”南京［1918—1937］：一部非常私人的回忆录》）的小书。书不厚，只有168页，共有12章，作者是Nancy Thomson Waller女士，由美国Willow Hill Publications在2010年出版。接到书之后，便一口气读完书中有关南京、有关金陵大学的部分，深感这是一部研究南京现代史以及金陵大学校史的好资料。
Nancy女士的父亲James Claude Thomson（1889—1974）教授，是美国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受到美国长老会外国差会（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派遣，于1917年来到南京的金陵大学化学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以及理学院院长。
其时金陵大学为中国13所教会大学之一，被美国评为中国惟一的一所A类教会大学，即本科生毕业后可以直升美国的研究院。作者Nancy就在父母到达中国的第二年，即1918年出生在南京，她在中国生活差不多20年，一直到1937年日寇侵占南京前才离开中国到欧洲学习。除了随父母短暂回美国休假，1927年到日本避难，以及在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简称SAS）读书的几年时间，Nancy一直生活在南京，高中毕业后，还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才称南京为其“家”（home）的。
1949年之前，来中国任教、经商、传教、公干的美国人很多，很多人回国后也都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爱中国”和“恶中国”。如果归类的话，这本《我的“故乡”南京》可以归为“爱中国”一脉，这从作者称南京为其“家”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从书中的记述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对南京有比较深的感情，对南京也有浓浓的乡愁。作者在1937年离开南京后，1940年代一度打算重返南京，但因为战争的原因未能实现；而作者再次回到“故乡”南京时，已是在43年之后的1980年了，其间世事白云苍狗，人间已换。
Nancy一家在南京的大部分时光就住在平仓巷4号。平仓巷这个地名直到今天还在，就在南京大学旁边，但4号是什么地方？直到看到书中所附的照片，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天天路过的南大体育部小楼“健忠楼”就是Nancy家的故居啊！一股亲切感立刻在胸中荡漾开来。Nancy家的房子地势极佳，就在金陵大学校内，地势高，可以俯看整个金大的操场，隔街就是金大校长陈裕光教授的寓所（今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而与邻居赛珍珠夫妇（Pearl and John Lossing Buck）家只有一篱之隔，“跨过篱笆，我就到赛珍珠家的玫瑰花园，这是我的乐趣之一”（页45），Nancy如是说。
赛珍珠在金陵大学的故居曾经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办公室，2012年，南京大学110年校庆时，修缮一新。从赛珍珠故居走到健忠楼不过数步，对照Nancy的回忆录，布局历百年而未变，让人感到百年世事沧桑中的变与不变。
Nancy家的小楼是她童年及少女时代生活的地方，也是她梦牵魂绕的所在，她甚至想象自己在小楼举办婚礼的情景。Nancy家刚入住时，家门口有一株白玉兰树，这株白玉兰也无数次进入Nancy的梦乡，可以想见她在1980年重返故居，再次看到这株白玉兰时激动的心情了。2005年，她的外孙女再次探访故居，也特地在这棵白玉兰下拍照留念。路过健忠楼时，我经常看到这株白玉兰，没想到其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如今这棵树依旧枝繁叶茂，摇曳在南大校园。
本书有关金陵大学描写中，我觉得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赛珍珠的回忆。金陵大学文理农三院嵯峨，力量很强，赛珍珠第一任丈夫卜凯其时就为金大农学院教授，赛珍珠家与Nancy一家比邻而居。因为这一层关系，两家有比较多的交集，Nancy书中也有一些关于赛珍珠的“秘辛”。在她印象中，赛珍珠是一个热情而体贴的人（a warm, thoughtful person）。与赛珍珠一家的交往成为Nancy一家在南京的美好记忆。
1936年，Nancy从上海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回到南京入读金陵女子大学，本书第12章“My Ginling Year, 1936—1937”，记载了她在金女大一年的学习经历。Nancy在大学中结交的中国同学不多，交往比较多的只有一位Rosamond Kung，Rosamond英语流利，Nancy只知道Rosamond的父亲是中国的财政部长，对其背景并不完全了解。有一天Rosamond邀请Nancy去家里吃饭，说她的姨父也要来。Nancy一开始还不以为意，不想吃饭时，竟然看到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走了进来。原来这位Rosamond同学，就是孔祥熙与宋霭龄的大女儿孔令仪（1915—2008）。饭间，蒋介石就像普通人的姨父那般慈祥，问了Nancy在中国过得如何，是否喜欢金女大的生活。然后就退到自己的思绪中去了。这段对蒋介石的描写很有意思，也可见家居时的蒋介石的侧面。孔令仪从小寄居在蒋介石、宋美龄南京的官邸中，甚至可以不敲门直接进入蒋介石的卧室。她与宋美龄情同母女，深受宋美龄的信任，宋美龄晚年生活在纽约，其生活也一直由孔令仪负责照顾。Nancy后来与孔令仪的交往就中断了，但这段短短的友谊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7年，在战争即将来临的阴影之下，Nancy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南京的“家”，前往瑞士留学，不久便回到美国。她的父亲James Claude Thomson教授一直在国外教书，曾在伊朗、日本、韩国等国教授营养学，1974年在美国宾州逝世。
Nancy一家的生活与中国息息相关，Nancy的家人也对早年在中国生活念兹在兹，甚至中国也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特别是Nancy的小弟弟James C. Thomson Jr.后来还成为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Jimmy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就读于耶鲁大学，1961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时期在中国的美国改革者（后来以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为名在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9年出版）。20世纪60年代，他曾任职于美国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是有关远东事务的特别顾问，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中国问题专家。1966年，他因反对越战从政府中辞职。1967—1972年，任教于哈佛大学，为本科生主讲美国与东亚的关系。1972—1984年，Jimmy成为哈佛大学著名的尼曼基金会（Nieman Foundation）主管。他1984—1997年任教于波士顿大学，主讲新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他还经常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在中美建交前，他就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主张美国与中国的和解，显出他超前的战略眼光。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他还在美国电视台ABC上充当了十天的解说员。他成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他幼年生活在南京的经验密切相关。彼时，中日关系紧张，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我的“故乡”南京》中多次写道，当时的国际关系是她们家饭桌上经常谈论的主题。正是南京的生活经验，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调。
Nancy后来没有从事中国研究，1940—1945年她在纽约的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工作，她又在法国住过几年，后来一直在美国康州的南肯特（South Kent）中学教法语。不过她一直未能忘情中国，晚年写作的这本《我的“故乡”南京》无疑是一部研究1918—1937年间有关南京，有关金陵大学的重要史料。Nancy女士今年已经98岁了，现在住在美国纽约州。写罢此文后，我特地又去了一趟Nancy的故居，南大鼓楼校区平仓巷旁的健忠楼。春天已经到了，楼前的白玉兰花不久就要开放了。
2016年2月26日
（卞东波，来自“无待有为斋”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