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但现在新生进校时，你能听到的是清一色的普通话，从口音上分辨不出他们来自何方何地。而我们读大学的年代不是这个样子，当时会讲普通话的人很少，大家都把浓浓的乡音、方言带到学校来了，光听讲话，你就会立刻想到毛主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我来自苏北农村，1960年进南大时，满口地道的家乡话。记得报到时，接待我的一位高年级同学，在给我登记姓名时，我告诉他我叫“李德富”，他笑着说我是从苏北来的。他后来留校任教，我毕业后与他成了同事。至今，他有时遇到我，还会拿腔拿调地那样叫我的名字，然后哈哈一笑。对我来说，作为新生报到时乡音未改的那一幕也就立现脑际。
我记得在读初中、高中时各有过一次推广普通话的热潮，结果不了了之。在那时的环境中，大家认为讲普通话是“洋腔洋调”，加上老师绝大多数也不会讲普通话，他们学起来同样也是笑话百出，所以对学生的带动作用不大。初中地理老师讲到“热带地方，一年四季都很热”时，第一个“热”字读普通话的音，第二个又读成地方话了；高中时，一位语文老师朗诵课文说：“小刘明白是明白了……”，同样是，第一个“白”字是普通话读法，第二个就又用了土音，都引起了学生的哄堂大笑。学习普通话如一阵风，过后仍旧是方言一统。
进入大学以后，南腔北调集中到一起，语言交流上就很别扭，大家都开始力求向普通话靠拢。我暗下决心要学好普通话，主要方法是跟着广播学，读书看报时，轻声用普通话念，不断纠正地方音。功夫不负有心人，日积月累，大有长进。记得国庆、元旦等节日，班上搞小联欢，每人都要出节目，唱歌、朗诵、戏曲演唱等都可以。因为多数人讲普通话仍不标准，乡土音还很重，因此倒多了些“可笑”性。后来有人提议干脆用地道方言说唱，这一下，大家开口都很顺溜，只是成了方言大杂烩，更让大家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进校不久，班上同学都有了自己的绰号，这是按家乡、年龄、个子大小等不同而来的，除了老张、小李一类外，更有老山东、小苏州、大上海、广东娃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叫法。当然，在参加全系以班级为单位的歌咏比赛时，班文娱委员事先就下了“指示”：“会唱的、普通话标准的要放声唱，土音重的、五音不全的唱时要张大嘴、轻发声，滥竽也要会充数，懂吗！”由于全班同学默契配合，齐心协力，居然唱出了不错的名次。
我在南京大学任教的三十多年中，一般学生竟听不出我是哪里人，但一些来自苏北盐阜地区的学生说，从少数字的尾音上能听出我这个老乡来。这说明我讲普通话具有“相当”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树高千尺忘不了根”，我与家乡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和恋恋不舍的感情。
我想，来自五湖四海的全体南大人也都有这样的故乡情结吧！
（文/李德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