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3月知道被南京大学录取。4月17日从部队驻地江西上饶出发，4月25日到达南京大学。开始了大学时期新的学习生活，度过了人生非常难得而又十分难忘的三年半的青春时光。
认真读书
南京大学是我国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一直没有招生。
我们是南大文革中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学员的情况比较复杂，来之前年龄学历相差很大。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社会上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大多数同学非常珍惜来校学习的机会，渴望来大学多学一些真才实学。
我录取在哲学专业。这年招一个班共30名学员。这30名学员中江苏省地方学员10名。其他20名是从全军各单位招来的部队生，其中10名是干部，另外10名是战士。
学校对我们的培养很重视。基础课和理论课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是参考文革前本科生的培训计划制定的。基础课我们学了：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世界古代史和近代史、英语。高等数学和天文学开的是讲座。专业课我们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第一卷）、马列经典著作选读、毛泽东著作选读、国际共运史、农村工厂社会调查等课程。
我非常珍惜上大学的机会，抓紧时间来读书。小学、中学家中贫穷，经常为交学费和伙食费发愁。参军后，想看书，但工作忙，平时无时间，只能靠夜晚和节假日挤点时间学习。现在全部时间都可以用来读书学习，而且有老师讲课、辅导。另外，我是部队的干部，带着工资上学，生活无忧。这更能让我集中精力读些书。
这时的大学，虽经文革浩劫，但大学毕竟是大学：一是书籍比较多，二是人们思想比社会上开放，禁书可以读，敏感问题可以研究。我在这里读了大量的书籍，大体是三个方面：
一是经典理论著作。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列宁选集》1—4卷和《毛泽东选集》。较认真地钻研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左派共产主义幼稚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二十多本〈篇〉著名的著作。
二是历史著作。通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等书，阅读了大量古今人物传记，像《史记》、《汉书》、《新唐书》中重要人物传记几乎都读了。对民国重要人物，共产党领袖人物，美国、日本、欧洲、前苏联等国家可以搜集到的领导人、政客等传记都看了看。
三是文学著作。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政论散文、诗词、明清小说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些名著。
通过上课和大量阅读，增加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和心胸。从理论上较系统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与同学探讨学习问题。右图为徐立贵
以下这些思想和观点，对我终生都有影响：
——人的知识、思想不是先天就有的，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获得、丰富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政策、主张、看法正确与否，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判断。
——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解决问题，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干革命、当领导 ，一定要学习理论，打好理论根基，这样才能对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看得清些，看得远些。保持清醒头脑，不糊里糊涂。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我们对人和事的看法不能固定不变，要随人和事的变化而变化，对策也要随之改变。
——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不同。事件、人、政策、办法，都因时间、地点、条件不同而不同。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对待。“今非昔比”，“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过时的皇历不好用了”。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髄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斯大林说：“一切因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毛主席说：“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看情形办理。”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深刻指出：“任何过程，无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己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韩非子曰：“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举例说：“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
——矛盾无时无地不在。不逃避现实，不迴避矛盾，面对矛盾，正视矛盾。
——注意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它。工作如此，人生也如此。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决定和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最终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领袖人物的作用是巨大的。“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人物的著名著作中，把伟人称呼为创始人（beginners）。这是极其适当的名称。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
——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
——不是家族使个人高贵，而是个人使家族高贵。
——贫穷不会磨灭一个人高贵的品质，反而是富贵叫人丧失了志气。许多帝王、许多公候将相，都是白手起家的，现在有许多村夫牧人，从前都是豪富巨族。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才能有前途，才能做一番事业。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注意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问题。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利益决定和影响情感。
——团结大多数。谁团结的人多，谁就有力量。
——长袖善舞，多钱善沽。弱国无外交。应先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办好。国、家、个人都要自己先强盛起来，才好与别人交往。
——量变可引起质变。一件一件事做，一个字一个字写。积沙成塔、水滴石穿，只要功夫深，铁棍磨成绣花针。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祸福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会互相转化的。吃亏有时是好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一步行动，胜过十打纲领。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不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不仅要解释过去，而且要大胆预察未来，并勇敢地从事实际活动以实现未来。”
——听其言，观其行。韩非子曰：“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纯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凃，则臧获不疑駑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重视实绩考核干部。
这些思想观点的了解、接受、赞同，我对社会、政治、人生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多了。我感觉是仿佛站高了，看问题清楚了很多。
参加开门办学
学校执行毛主席关于“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的指示和要求，实行开门办学，学校和系原计划我们的总学时中，18个月在校内，15个月在校外，后因情况变动，在校外的时间稍缩短一些。
1972年初夏，在我们到南大不久，学校安排我们到江苏溧水县南大的农场去劳动半个月左右。边劳动，边在农场附近的农村作了些调查。
1972年10月，我们去南京汽车制造厂开门办学，时间7周。开始一周半到两周集中劳动，后五周多时间用于教学，每周还要劳动一天。我分在南汽底盘分厂劳动。
来南汽，我们首先与工人同劳动，向工人同志学习。对“劳动创造世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等理论有了深切的理解。
休息时间，利用工人夜校等场所，我们与青年工人一起学哲学。我还现买现卖给我所在车间的青年工人上学习哲学的辅导课，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3年5月下旬到6月底，我们班去江苏南京附近的凤凰山铁矿开门办学，我主要在新的吉山矿区活动。
出发前，系里要求我们通过这次学习和调查，一要弄清我国矿山建设中基本情况；二要了解怎样在工业建设中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加强对所学理论的领会和掌握；三要对矿山的勘探、开采、选矿、炼铁、炼钢的过程有个大致的了解；四要学习提高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大胆地写文章。
在南京汽车制造厂与工人师傅合影，右为徐立贵
开门办学时，与青年工人一起学哲学。着军装的是徐立贵。
到了矿山后，我通过听矿山党委书记等领导同志及工人代表的报告，到工人中调查了解情况，还是很有收获的。我深刻感受到哲学不神秘，工作和生活中充满着辩证法，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到，能否遵循客观规律去办事。
给人讲课
这期间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锻炼是给人讲课。在矿山我给选矿厂的工人们讲哲学课，他们非常喜欢听。给选矿厂青年读书班讲了“哲学不神秘”一课，效果较好。在给人讲《费尔巴哈论》第四章时，由于准备得好，受到欢迎和好评。在给南京制本厂工人辅导时，刚开始讲课，工人们不大注意听，当我讲了几分钟后，课堂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下面肃静无声，工人们个个聚精会神，以往会场上交头接耳打瞌睡的现象没有了。随着我的讲解，下面时而若有所思，时而面露喜色，有时点头赞许，有时哄堂大笑，三个半小时，中途没有一个人退场。当我讲完时，下面不约而同一齐热烈鼓掌表示感谢，议论纷纷：“这堂课讲得好，讲得生动！”“讲给我们听，就应该这样讲！”“听了几次课，就他这次讲得好！”听到这些赞扬的话，看到把马列主义宣传得好，工人同志高兴的情形，受到鼓舞，也很感动。
不久，胡福明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给南京大学外文系老师们作一次学习《费尔巴哈论》的辅导报告。我感到紧张，学生给老师讲课，这不是班门弄斧吗？想推辞。胡老师说：“别紧张，放开讲，就等于给老师们汇报一下你来校学习这本书的体会吧！”他这么一说，我压力减轻了一些。但仍集中精力，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好几天，讲课内容基本上熟悉于胸。
聆听胡福明老师教诲，右为徐立贵
1973年的7月6日下午我去外文系给200多名老师和职工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辅导报告，脱稿讲，比较自如，效果较好，讲课是成功的。胡老师坐在下面，从头听到尾。课后点评说：“不错，要继续努力！”“全书的线索基本上理出来了，可以！就是叫系里的老师来理，没有一个星期恐怕都不行，搞出来也还不一定有这个水平！不要迷信，你们要大胆地干！”外文系的一位老教授对我说：“你讲得可以，好好干！根据我的听课经验和对人的观察，你现在正处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好好研究理论，今后前途无量！”
老师们的肯定和希望，使我受到鼓励鞭策。对怎样学会讲课、讲演，进行尝试和摸索：要大胆干，去任何场合讲演都不要怕，相信自己能讲好，沉着不慌。讲演前，一定要作充分精心的准备，把要讲的问题自己弄得清楚明白。对怎样才能讲清问题进行思考，把思路整理好。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语讲课、演讲。真佛只说家常话，注意摆事实，讲故事，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语言要精炼，讲话不能太长。这些感悟，对我日后做领导工作，讲话、作报告、演讲，有很大的帮助，这是需要不断学习、实践、领悟，才能逐步掌握的一种能力。
参加省委工作组去江苏太仓
1973年11月底我们参加省委工作组，到江苏太仓县直塘公社蹲点调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是我们开门办学的又一种形式。对于我来说，这是深入农村，调查了解情况，锻炼学习的好机会。
出发前，在南京听了省委领导同志作的关于搞好蹲点调查的报告。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接见我们参加省委工作组下乡的老师和同学。要求我们下乡把学习、调查、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蹲点调查期间，我们向大队、生产队干部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组织学习有关文件，向他们和广大社员说明来意，深入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访贫问苦，开座谈会，个别谈心，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讨论、综合，向省委机关写了几份调查报告。由我执笔写的调查报告，事实清楚，情节细致，教训深刻，文笔也流畅。同组的《新华日报》记者老吴看后对我说：“你这个报告写得不错，我看你大学毕业后，可以去当记者，也可以搞文艺创作。我看你的形象思维和文字表达是很有基础的。”这使我受到鼓舞。
在与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接触中，也包括与工作组同志一起工作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1974年1月15日下午从直塘乘车到上海，18日中午，我从上海回南京，结束了在江苏太仓参加省委工作组下乡蹲点调查工作。
开门办学后来还参加两次：1974年底我们班同学与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及南化公司的一些工人一起，参加了《韩非子》一书的注释工作。我参与两篇文章的资料收集和注释工作，向老师、专家学到了很多东西。注释结束时，召开了理论座谈会，我参加了讨论。
讨论时，注释组老师出的讨论题中有道题是：“韩非子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试论韩非子出现在韩国的必然性。”对这个题目我思考准备了三天，对韩非子所处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作了充分论证。但我在研讨会上，对老师提出的“韩非子出现在韩国的必然性”命题，提出异议：认为在战国末期，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像韩非子这样的思想家有其必然性，但韩非子出现在韩国，不一定是必然的。韩非子这样总结前期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创造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学说体系，为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提供理论根据的思想家，也完全有可能出现在秦国。对此我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证，讲得很有道理，引起大家的关注。南大历史系著名教授刘毓璜先生对我的发言评价是：“很有见地”。会后，我的这个发言稿的观点被好几位研究者拿去摘抄。
我们参与注释的这本书，1982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以《韩非子校注》为书名出版。我很荣幸获得一本《韩非子校注》的赠书。
1975年的春天，我们去江苏无锡压缩机厂开门办学。这次开门办学，给我留下的记忆不多。
在校学生会工作受到锻炼
由于我入学时是部队干部、党员，初中、高中都当过学生会干部。南京大学的党、团组织对我很信任。在南大学习期间，我先后担任南大团委委员、常委，后由校党委提议，担任了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学生会筹备组的负责人。1974年11月，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委员会，由全会推选，经南京大学党委批准，我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1975年7月与南京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委员会委员及部分工作人员合影。二排右起第六位是徐立贵。
在当时的南京大学学生会工作，情况比较复杂。工农兵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经历不同，大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学员中文化水平高低不一，社会阅历深浅有异，学生中人才济济。当时学生会的任务，就是要在党委的领导下，组织学员完成好学习任务。把这些来自各地、互不认识的人组织到一起，团结一道展开工作，而且都是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开展工作，工作辛苦，难度大。在参与、组织领导学生会的工作中，我的心智得到新的锻炼。
大学毕业时，我专门作了总结，觉得有些经验教训值得今后记取：
（1）注意自己在社会中处的态势。我之所以能当上南大学生会主任，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是三年级，学的文科。因为人们习惯选高年级文科学生担任校学生会领导，而我符合这个条件，这使我的当选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这只是个前提，南大文科高年级学生有二、三百人，为什么不是他们中的其他人，而是我当选呢？还有其他重要原因，但前提很重要。人要注意把自己放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态势中去。
（2）不能脱离本单位的群众。在学生会的工作中发现不少人品优秀、责任心强的学员，在忙学校面上的工作成绩实出，很有影响。但一到按单位选代表，推荐候选人时，这些同志往往得票少，甚至落选。人称这些人是“墙里开花墙外红”。我有时也有这样的尴尬处境。这实际上有些不公道，他们的确付出很多，但本单位的人对他们了解不够，因此他们得不到本单位的肯定。对此，我们当事人一定要头脑清醒，当我们在外面轰轰烈烈做事时，一定注意多与本单位的人保持密切联系，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多反映他们的愿望，也多向他们汇报自己的工作。注意做好“自己选区”的工作，争取得到“自己选区”的拥护和支持。
（3）群众组织一定要置于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在南大学生会主持工作，我和其他学生会领导始终把学生会置于校党委的领导之下，使学生会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好群众组织的作用。
（4）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要有理论政策水平。要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要把握好全局。要能对群众组织的行动作理论说明和政策解释，使大家理解你的方向是正确的，做法是对的。
（5）重视和善于演讲。在众人面前演讲，是领导人人品、水平、能力、政治主张、处事风格的公开亮相和展示，是宣传造舆论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对此，我十分重视。只要有机会，我就敢于去演讲。演讲之前必须作充分准备，这是成功的基础。演讲要有针对性，回答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南大学生会工作期间，我在几次全校师生集会上发表的演讲都获得好评。这些经验对我后来当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从事社交活动，都很有用。
（6）领导人不要企求得满票。社会上人们的利益不一样，领导人只能按照大多数人意志行事，有些人不满意，甚至反对是正常的。我们不是圣人，工作中总有考虑不周和失误的地方，人们对我们有些意见，是必然的。因此，当听到有人对我们提意见时，不要紧张。要冷静分析，确实有错就改正。没有错，就坚持。不企求得全票。
（7）注意与意见不同的人共事。人们在一起相处、共事，经常会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处理问题有不同的意见，应尽量求同存异。领导人身边，要有一批坚定的骨干，带领中间力量前进，允许反对派存在，但应尽量减少反对派。
1975年7月与共青团南京大学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位是徐立贵
可敬的老师
在南大学习时遇到一些可敬的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教育和帮助。夏基松教授，李华钰老师，林德宏老师，林仁栋老师，朱亮老师，王友三老师和姚诚老师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仅课讲得好，都很有学问。而且在各个方面关心我们的成长，给了很多具体的指导。
胡福明老师当过我们班主任，给我们讲过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论》等讲得很精彩，还给我们讲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主席哲学著作选读等课。他讲课很认真，很投入，很有激情。对导师们著作的讲授，历史背景介绍很清晰，导师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提出了哪些新的思想和观点，对当时和后来的影响，还有哪些观点后来在实践中作了补充和修改的，都回答得很清楚。他在教学中要求我们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上下功夫，不要满足记熟导师们的语录和结论，要学会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除了教我们理论课外，他还带领我们到工厂、矿山、农村开门办学，搞社会调查，有时和我们睡在一个地铺上。经常跟我们谈心，在很多方面帮助和指导我们。
他亲自下达任务，鼓励我走上大学讲台，给南大外文系的老师作学习《费尔巴哈论》的辅导报告。在南京凤凰山铁矿开门办学时，他两次与我单独研究修改我写的关于矿山建设中的辩证法文章。
他虽然很有学问，但生活很清贫。他当时抽烟只抽二角五分一包的飞马牌香烟，而我们工农兵学员有时还抽三角二分一包的大前门牌香烟。他穿的袜子有时破了，脚趾头露出来，照穿无妨。有次他要参与接见一个外国学术团体，他的上衣的确有碍观瞻，他专门来到我们学生宿舍，找我同寝室的地方学员殷志林借了件新上衣去参加外事活动。
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中国识分子那种甘于清贫刻苦做学问、追求献身真理的风范！
我们毕业后，与胡老师联系少了些。1978年5日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主要由他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我们听闻之后，都钦佩老师，为老师高兴。
在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学习三年多时间，对我后来的工作和发展影响很大。1975年8月毕业回部队后，我先去连队当了四年多副指导员、指导员，后去政治机关任干事、副处长，然后在师军级领导岗位工作二十多年，200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些年除了尽心完成工作任务外，我联系实际写了几十篇调查报告、论文和工作体会，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路，就在你的脚下》和《学会倾听》两本书。这些进步和成绩，是在党的领导，各级首长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也得益于在南大学习打下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工作锻炼。
1975年7月毕业时与老师，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第五位为徐立贵。
谢谢母校！谢谢母校老师的教导和培养！
2020年7月3日
（编辑/王振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