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我一生的情愫 ——大学生活琐忆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1-07-12浏览次数:176


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也是陶冶情操的熔炉。我是1960年考入南京大学的,五年后毕业留校任教。每每回忆热火朝天的学生时代,三千世界,不知如何述说。今举琐事三件,由一窥千,年轻朋友见笑了。


亲情似火


1960年,我们国家突然陷进了“大饥荒”的深渊。恰恰是这一年,在郭影秋校长的主持下,南京大学恢复了哲学专业。开始,她像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临时挂靠在历史系,我同其他29位同学考入(或保送)了这个新办的专业,除了10余名“调干生”外,其余同学不是省内各中学的学生干部,就是出身特别好的人。我的故事,就发生在“出身特别好”上。

那时候,“出身特别好”是家庭特别穷的别名。入大学前,作为侄子上大学的礼物,我两个姑妈给我一床棉被。本以为南京在长江以南,冬天一定会比徐州暖和得多,哪知进入隆冬季节,朔风呼号,那被子就像一层薄薄的纸被它轻而易举地掀开,直刺已经僵硬的脊梁。这时候,我的同学刘林元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咱们合床睡吧。”于是,将一床被子作褥垫,一床盖起来,他的头朝南,我的头朝北,虽挤在大约1米宽的床板上,身子顿时热火起来。

我们是穷兄弟,穷兄弟的亲情像团火。战胜了严寒,熔化了你我他的界限,包括像文革这样的大分化,不论是留校的,还是分到外地的,没听说有人参加过武斗,更别说相互揭发这类事了。1978年,南大青年教师可合套分房:一个门号、一套房子分两家人住,我与老同学王振槐合住一套,两家合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八年间,虽有两个生活中心,但相互体谅,热火得像一家人。1980年,我因感于合作化后期给举国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孙辉同志合写了《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而受到上层人物点名批判。面对这天降之祸,我的同学们不怕受牵连,三天两头地跑来慰问我。民心不可违。半年之后,我有惊无险地躲过了那场飞来之灾。

说来也很窝囊,我们这一班作为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尽管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受到同事们的尊重,竟然没有出现“出类拔萃”的人物,以至让现任领导介绍系史时,拉来刘伯明、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程石泉、倪青元、殷海光、熊伟、陈康、苗力田、潘菽等老辈学者来支撑门面。然而,这非吾辈无能,乃因时矣;现在,时启英雄,吾辈却垂垂老矣。但我深信,兄弟们辛勤播种的火苗已经燃烧,薪火相传,二三十年后,必有学子、学孙把我们点燃的火把高擎起于星空!


友情如月


我19岁进入南大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加之我爱蹦爱跳,所以饭量特别大。入校三月到江宁县湖塾公社晓村岗大队去参加整社,元旦放假,中午那顿饭,我放开肚皮,足足喝了一斤米的稀饭。此事在班上传开来,依“大胃”之谐音,我便得到一外雅号:“蒋大尉”。这大尉可不好当。因为那时候,大学生每月30斤粮、半斤油、1斤肉,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很紧张的。有的同学寒暑假回家,还能省下一些粮票放到平时补补,可是我要回沛县老家,来回的车票钱虽然不足十块钱,但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数字,所以有几个假期我仍留在学校,肚子里的锣鼓声敲得愈响,我的情绪愈加痛苦。

然而,就在我十分痛苦之时,班上和班外的女同学给我提供了十二分可贵的帮助:送粮票或饭票给我。我记得,史玉美同学一次竟然送给我五斤,感动得我不知说些什么好。还有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陈玉兰,平时我们极少交往,有一次居然在饭厅门口叫住了我。开始我并不知她的用意,而当她拿出两、三张“十角”钱的饭票对我说:蒋广学,给你!“十角”钱的饭票(即买一斤米饭)不光是钱,而且是粮、是米、是我最需要的“硬家伙”。因为不是同班同学,我接过来,是否显得自己饥荒如狼?不接,这不是太让人垂涎了吗?当然,在说了几句客气话后,我还是接过来,将它们死死地捏在手心里,反复地琢磨,她为什么要把饭票给我。记得还是她,有一次我将棉袄拆开来清洗,我的“恋爱对象”散掉了,又是她主动地帮我缝好。我曾经想过:她对我是不是有点意思,经打听,人家是学校学生会的一名干部,早就跟一位军人谈恋爱了。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样做,纯是出于同学间的友谊。

由于我平时喜欢出点小风头,参加过系、校文工队,与年轻女孩子的交往还是很多的。在我结婚后,她们中的一些人曾到我家来玩,用我夫人的玩笑话来说:她们长得都不错,你怎么没抓住一个?是玩笑话,也是一道难解的哲学题目。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只有一个弟弟,没有姐姐和妹妹。在邻村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发高烧昏了过去,醒来,居然有几位女孩子围着我。有一位还画了一只小鸟,送给我。我似乎觉得同情、友爱是女生的天性。所以,到了离家进徐州读中学,我对女性老师、女性同学不断增长一种情感上的依恋。我觉得,同辈男女之间,既然认识了,就与之建立友好的关系;既然关系蛮友好的,那绝对不要因自己的冒失而破坏这友好的关系。对方越是条件好,我就越是珍惜它,使得这纯洁的友谊如天上的明月,虽然清静,却是相当的明朗。苏轼《前赤壁赋》云:“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词赋写得多么好!


初恋为杏


在那革命的年代,校领导虽然未明令禁止,但却想方设法,引导青年学生将全部精力用在学业和革命事业上。然而,20岁后,大家都进入了如歌如潮的人生,恋爱可转入地下,如数百米下的水流,虽听不到涛声,但势头却难以遏制。

我大概是在三年级进入了暗恋的行列。男女同学大都经过鱼虾戏斗的阶段,一起戏耍,不见回应,知非我类,怏然而去。可是,我与一位高中的同学、正在就读于南京医学院的刘姓女生,真真地恋起爱来。从高中时起我就受到过她的关怀。我们一起考到省城读书,自然交往也就多了起来。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她经常给我粮票,有时还给我一些零花钱,三块、两块,对我理发、洗澡,买支牙刷牙膏之类,起了不小的作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她曾多次帮我折洗被子,为我缝做过一件白棉布的短袖衬衫,穿起来,挺精神。在不觉不知之中,每到周末,总是想见个面,一起散步,交流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抒发宏大的人生理想。我们之间,未曾有过卿卿我我,但确实相互依恋。为了不过分地分散学习的精力,在1963年的四五月间的一个周末,在钟鼓楼的二楼栏墙边,我们对着火红的太阳,共同把关系确定下来。

杏者,幸也。人们常把早春含露乍开的杏花比作“情窦初开”。真的,那一天,我看到了一支鲜艳的杏花,心里痒滋滋的。

然而,我没有想到,一场风雨就让这支杏花败落了。1963年秋,我们班全体同学下淮阴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很天真,以为确定下来的感情,坚如磐石,将它存放在一边绝不会风化。于是一心一意地工作,一心一意地冲锋陷阵。待寒假回宁时,未等她来看我就急匆匆地随着南京大学大学生寒假文工团赴淮演出;回宁后又回乡悼念我在淮阴演出时去世的祖父。当一切处理停当而到南医去看望她时,伴她迎我的,竟然是一位非常帅气的白面书生。我顿时明白,让我兴奋、让我梦绕神牵的一支红杏真真地凋谢了。

初恋是多么不可思议。它猛然间来时,我并不懂得它是什么,只知道让我兴奋,也让我难以安宁,因而也觉得有些烦燥。它又突然走失了,这让我痛苦,让我无限地懊恼。现在想来,此事怪不得别人,就怪自己非常荒诞的处事方式:爱情,是条活蹦欢跳的生命,生命力再强,将它放置在厚厚的冰窟窿“保存”,也会失去生命,何况是初恋,这幼弱的生命更需要呵护。可是,那时我并没有这种觉悟,我怨恨她对爱情不忠。怨恨、懊恼日日夜夜地纠缠着我,让我生了一场大病。

幸好,我学习的哲学知识很快地拯救了我。情种贾宝玉曾对林黛玉信誓旦旦地表示:弱水三千,我就舀你这一瓢。这种对爱情专一忠贞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这瓢水流走了,还有两千九百九十九瓢水等你去舀,不是上天赐给你的新幸运吗?对人的宽容就是对己的解放,自己从怨恨、懊恼中解放出来,就有了广阔的自由天地。几年后,经一位老师介绍,我同一位漂亮的姑娘结为连理,如今天伦之乐乐矣。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的那位初恋朋友来南京,我们又旧地重游。相互祝福之余,说到了来生如何。我说,今生之事今生了,因而相约:余生者向先故者献上一束白花。她在做此承诺时,我想到的,还是那支曾让我心痒的早春杏花啊!


    (文/蒋广学)


作者简介:

蒋广学,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后留校任教。1974年参与《南京大学学报》复刊工作。1985年起任《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编,主持人文、哲学和社会科学版的编辑出版工作。1990年起调“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任编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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