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也是陶冶情操的熔炉。我是1960年考入南京大学的，五年后毕业留校任教。每每回忆热火朝天的学生时代，三千世界，不知如何述说。今举琐事三件，由一窥千，年轻朋友见笑了。
亲情似火
1960年，我们国家突然陷进了“大饥荒”的深渊。恰恰是这一年，在郭影秋校长的主持下，南京大学恢复了哲学专业。开始，她像个没爹没娘的孤儿，临时挂靠在历史系，我同其他29位同学考入（或保送）了这个新办的专业，除了10余名“调干生”外，其余同学不是省内各中学的学生干部，就是出身特别好的人。我的故事，就发生在“出身特别好”上。
那时候，“出身特别好”是家庭特别穷的别名。入大学前，作为侄子上大学的礼物，我两个姑妈给我一床棉被。本以为南京在长江以南，冬天一定会比徐州暖和得多，哪知进入隆冬季节，朔风呼号，那被子就像一层薄薄的纸被它轻而易举地掀开，直刺已经僵硬的脊梁。这时候，我的同学刘林元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咱们合床睡吧。”于是，将一床被子作褥垫，一床盖起来，他的头朝南，我的头朝北，虽挤在大约1米宽的床板上，身子顿时热火起来。
我们是穷兄弟，穷兄弟的亲情像团火。战胜了严寒，熔化了你我他的界限，包括像文革这样的大分化，不论是留校的，还是分到外地的，没听说有人参加过武斗，更别说相互揭发这类事了。1978年，南大青年教师可合套分房：一个门号、一套房子分两家人住，我与老同学王振槐合住一套，两家合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八年间，虽有两个生活中心，但相互体谅，热火得像一家人。1980年，我因感于合作化后期给举国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孙辉同志合写了《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而受到上层人物点名批判。面对这天降之祸，我的同学们不怕受牵连，三天两头地跑来慰问我。民心不可违。半年之后，我有惊无险地躲过了那场飞来之灾。
说来也很窝囊，我们这一班作为南京大学哲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尽管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受到同事们的尊重，竟然没有出现“出类拔萃”的人物，以至让现任领导介绍系史时，拉来刘伯明、汤用彤、宗白华、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程石泉、倪青元、殷海光、熊伟、陈康、苗力田、潘菽等老辈学者来支撑门面。然而，这非吾辈无能，乃因时矣；现在，时启英雄，吾辈却垂垂老矣。但我深信，兄弟们辛勤播种的火苗已经燃烧，薪火相传，二三十年后，必有学子、学孙把我们点燃的火把高擎起于星空！
友情如月
我19岁进入南大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加之我爱蹦爱跳，所以饭量特别大。入校三月到江宁县湖塾公社晓村岗大队去参加整社，元旦放假，中午那顿饭，我放开肚皮，足足喝了一斤米的稀饭。此事在班上传开来，依“大胃”之谐音，我便得到一外雅号：“蒋大尉”。这大尉可不好当。因为那时候，大学生每月30斤粮、半斤油、1斤肉，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很紧张的。有的同学寒暑假回家，还能省下一些粮票放到平时补补，可是我要回沛县老家，来回的车票钱虽然不足十块钱，但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数字，所以有几个假期我仍留在学校，肚子里的锣鼓声敲得愈响，我的情绪愈加痛苦。
然而，就在我十分痛苦之时，班上和班外的女同学给我提供了十二分可贵的帮助：送粮票或饭票给我。我记得，史玉美同学一次竟然送给我五斤，感动得我不知说些什么好。还有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陈玉兰，平时我们极少交往，有一次居然在饭厅门口叫住了我。开始我并不知她的用意，而当她拿出两、三张“十角”钱的饭票对我说：蒋广学，给你！“十角”钱的饭票（即买一斤米饭）不光是钱，而且是粮、是米、是我最需要的“硬家伙”。因为不是同班同学，我接过来，是否显得自己饥荒如狼？不接，这不是太让人垂涎了吗？当然，在说了几句客气话后，我还是接过来，将它们死死地捏在手心里，反复地琢磨，她为什么要把饭票给我。记得还是她，有一次我将棉袄拆开来清洗，我的“恋爱对象”散掉了，又是她主动地帮我缝好。我曾经想过：她对我是不是有点意思，经打听，人家是学校学生会的一名干部，早就跟一位军人谈恋爱了。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样做，纯是出于同学间的友谊。
由于我平时喜欢出点小风头，参加过系、校文工队，与年轻女孩子的交往还是很多的。在我结婚后，她们中的一些人曾到我家来玩，用我夫人的玩笑话来说：她们长得都不错，你怎么没抓住一个？是玩笑话，也是一道难解的哲学题目。我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只有一个弟弟，没有姐姐和妹妹。在邻村上小学的时候，一次发高烧昏了过去，醒来，居然有几位女孩子围着我。有一位还画了一只小鸟，送给我。我似乎觉得同情、友爱是女生的天性。所以，到了离家进徐州读中学，我对女性老师、女性同学不断增长一种情感上的依恋。我觉得，同辈男女之间，既然认识了，就与之建立友好的关系；既然关系蛮友好的，那绝对不要因自己的冒失而破坏这友好的关系。对方越是条件好，我就越是珍惜它，使得这纯洁的友谊如天上的明月，虽然清静，却是相当的明朗。苏轼《前赤壁赋》云：“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词赋写得多么好！
初恋为杏
在那革命的年代，校领导虽然未明令禁止，但却想方设法，引导青年学生将全部精力用在学业和革命事业上。然而，20岁后，大家都进入了如歌如潮的人生，恋爱可转入地下，如数百米下的水流，虽听不到涛声，但势头却难以遏制。
我大概是在三年级进入了暗恋的行列。男女同学大都经过鱼虾戏斗的阶段，一起戏耍，不见回应，知非我类，怏然而去。可是，我与一位高中的同学、正在就读于南京医学院的刘姓女生，真真地恋起爱来。从高中时起我就受到过她的关怀。我们一起考到省城读书，自然交往也就多了起来。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她经常给我粮票，有时还给我一些零花钱，三块、两块，对我理发、洗澡，买支牙刷牙膏之类，起了不小的作用。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她曾多次帮我折洗被子，为我缝做过一件白棉布的短袖衬衫，穿起来，挺精神。在不觉不知之中，每到周末，总是想见个面，一起散步，交流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抒发宏大的人生理想。我们之间，未曾有过卿卿我我，但确实相互依恋。为了不过分地分散学习的精力，在1963年的四五月间的一个周末，在钟鼓楼的二楼栏墙边，我们对着火红的太阳，共同把关系确定下来。
杏者，幸也。人们常把早春含露乍开的杏花比作“情窦初开”。真的，那一天，我看到了一支鲜艳的杏花，心里痒滋滋的。
然而，我没有想到，一场风雨就让这支杏花败落了。1963年秋，我们班全体同学下淮阴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很天真，以为确定下来的感情，坚如磐石，将它存放在一边绝不会风化。于是一心一意地工作，一心一意地冲锋陷阵。待寒假回宁时，未等她来看我就急匆匆地随着南京大学大学生寒假文工团赴淮演出；回宁后又回乡悼念我在淮阴演出时去世的祖父。当一切处理停当而到南医去看望她时，伴她迎我的，竟然是一位非常帅气的白面书生。我顿时明白，让我兴奋、让我梦绕神牵的一支红杏真真地凋谢了。
初恋是多么不可思议。它猛然间来时，我并不懂得它是什么，只知道让我兴奋，也让我难以安宁，因而也觉得有些烦燥。它又突然走失了，这让我痛苦，让我无限地懊恼。现在想来，此事怪不得别人，就怪自己非常荒诞的处事方式：爱情，是条活蹦欢跳的生命，生命力再强，将它放置在厚厚的冰窟窿“保存”，也会失去生命，何况是初恋，这幼弱的生命更需要呵护。可是，那时我并没有这种觉悟，我怨恨她对爱情不忠。怨恨、懊恼日日夜夜地纠缠着我，让我生了一场大病。
幸好，我学习的哲学知识很快地拯救了我。情种贾宝玉曾对林黛玉信誓旦旦地表示：弱水三千，我就舀你这一瓢。这种对爱情专一忠贞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这瓢水流走了，还有两千九百九十九瓢水等你去舀，不是上天赐给你的新幸运吗？对人的宽容就是对己的解放，自己从怨恨、懊恼中解放出来，就有了广阔的自由天地。几年后，经一位老师介绍，我同一位漂亮的姑娘结为连理，如今天伦之乐乐矣。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的那位初恋朋友来南京，我们又旧地重游。相互祝福之余，说到了来生如何。我说，今生之事今生了，因而相约：余生者向先故者献上一束白花。她在做此承诺时，我想到的，还是那支曾让我心痒的早春杏花啊！
（文/蒋广学）
作者简介：
蒋广学，196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后留校任教。1974年参与《南京大学学报》复刊工作。1985年起任《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副主编，主持人文、哲学和社会科学版的编辑出版工作。1990年起调“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任编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