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的至爱何平同志的信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1-07-12浏览次数:295


2020年6月5日清晨,急促的电话铃声中得知你已于6点50分走了,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才十多天啊!由于疫情不允许家人在侧,经过再三请求,同意做完核酸检测拿到报告就能去陪你了啊!可你怎么这么快就离开我们呢?走得无声无息,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一个亲人在你身边,给我和儿子们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

2021年7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诞辰,你这个有七十七年党龄的老党员不能参加庆祝了。多可惜呀!最近,苏中地区建立“四联中”纪念墙时搜集资料,才得知你是曾因品学兼优于17岁就在“四联中”被吸收加入教师支部的地下党员。(“四联中”是抗日烽火中粟裕将军在东台炉灶庙吸收南通、东台、如皋、如东四县的学生成立的联合中学)。其实也不意外,这就是你做人低调、从不张扬、谦虚谨慎的优秀品质的点滴。

左起:潘洁、沈道初、王德滋、何平、丁承憼、姚平在匡亚明老校长塑像前


一年前的今天你悄悄地走了,没有给我和儿子留下一句话,留给我们的是无穷的思念和回忆。

你的性格原本就是不太多话,但你的为人、思想、行为、品德、修养对我和儿子们有很大影响。这正说明一点,身教胜于言教。在我们七十多年的相处中,相濡以沫,从未争吵过,我也没有称赞颂扬过你,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一直以你为榜样,一直认为你不仅是个好人,一个从不以权谋私、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还是一个热爱党、一切行动听党指挥,忠诚跟党走的好党员;就是罹患癌症在医院治疗时,也是医护人员的好病员,从来都遵医嘱不提任何个人要求,服从安排,能忍痛不吭声。在日常生活中,从不提个人要求,征求你的意见问想吃什么、喜欢什么,总是回答“随便”。你是一个从来没有发过脾气的好丈夫,是长辈的好儿子、好女婿,也是一个从来没有打骂过小孩的好父亲。

你给我们的念想太多太多,特别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想写下来留给孩子及我们的后人,也许有点教育意义。


关心殡葬改革,立志捐献遗体


你认为从土葬到火葬是移风易俗,但还不够,还需要学习恩格斯、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树葬、江葬、海葬或播撒骨灰。中国人口那么多,骨灰埋葬也用土地,实际就是死人和活人争地。你主张厚养薄葬,生前孝道最重要,死后一切都是形式。除烈士、英雄和有贡献、有必要的名人外,均没有必要召开追悼会,以免费时、费力、费钱。

此前,黄甫垠等四位同志发起组织捐献遗体拟成立“志友协会”时,你全力赞同,认为这是造福人类的大好事,既有利于医学解剖事业,又可绿化环境;除了发起联系商讨、参加会议,你更积极付诸行动,1997年2月就填了报名表,我和三个儿子也当场签了名。我对此非常赞同,自愿死后为革命做最后贡献,捐献遗体和器官。你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你在参加志友捐献之前,还较早报名参加捐献眼角膜,再三嘱咐我,第一时间要先通知眼科,因为过几个小时角膜就不能用了,这一次我并没有忘记,实在因你太高龄,眼角膜已不能用了。


我是党的部长,不是“派”部长


1968年,党中央决定大学生要进行分配,接到教育部通知后,南大就要组织班子来进行此项工作。

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后,造反派相继夺权,各级领导或因是走资派而停职,或遭关押批斗检查,造反派因观点分裂成两派,直闹到“打砸抢”,党中央决定派出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

这时的南大,就是以造反派“八·二七”和“红四联”,简称“屁派”和“好派”(即夺江苏省委权,一谓“好得很”,一谓“好个屁”而来),加上“军宣队”和“工宣队”四方组成的领导班子领导学校工作。

当年南京大学的学制是五年制,一共有六届学生需要分配,工作量很大,显然靠文革前学生处的几个干部不行,必须专门组成一个分配班子来进行此项工作。

你开始忙得不照面了,又开始“早出晚归”,不与我们一起吃饭了,好像自从你担任党委常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兼校长办公室主任后,你就是“早出晚归”,从来都是我和三个儿子先吃,因此也慢慢习惯成自然了。

有一天,我在校本部西边门口,遇到了一位曾经在南大机关工作、又一起参加过社教、比较熟悉的同志,他跟我说“你带个口信给何平,他最近调了很多人参加毕业生分配工作,做了工、军宣队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与我们一起吃饭,是忙这件事呀!回去后我就如实转达口信内容,你当即就很严肃地跟我讲,“你告诉他,我就是党的部长,不是“派”的部长。调人是工作需要,不应考虑这派那派”。你的回话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有高度的党性,对我教育很大。


从不以权谋私,

对家人要求更严


1.都不当农民,粮食哪儿来?

1958年长子出生后,我们一起去了东台许河老家,看到你家的情况:住的虽是三间瓦房,全是五架梁的,比较低矮,另有两间草房(一是用于厨房和杂物,一是用于堆放农具和养牛);人口众多,除父亲和继母外,前后母生有9个子女,仅有2人在外工作,其余全是农民,仅有最小的妹妹尚在读初中。

我当时很纳闷,曾偷偷问你:“你负伤转业地方就在县政府当科长了,以后又到苏北行署荣管局任副局长,苏南苏北行署合并到南京后,又在省财政厅当人事处处长,怎么不带两个弟弟出来工作或读书呢?”你回答非常干脆:“都进城,都不当农民,谁种地?粮食哪儿来?当干部可以随便用人吗?”我听后无言以对,觉得有道理,真是个好干部啊!

2.我的儿子不下乡,怎么做工作?

自开展知识青年下乡后,中央号召应届毕业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接着新三届全部进了工厂。后来又决定动员上山下乡,这一届的应届毕业生如系长子或长女可进城,但明确规定今后身边只允许留一个孩子,其余仍然要下去。我们的长子何锋是应届毕业生,按政策可留城,但你要他下去。孩子倒是没啥意见,外婆气得大发脾气,说我们偏心,可以留却硬要下去,不是想以后将喜欢的儿子留下来吗?

你耐心地做外婆的工作,两届子女要下去,我的儿子不下去,怎么动员别人啊!再说我们是干部子女,去农村锻炼对他们有好处,将来留在身边的还是选在农村最困难的或身体最不好的上来。我自己家没有农村亲戚,直到后来去东台才对农村有感性认识。后来,我在参加海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才真切体会农村的艰辛,所以我也做了外婆的思想工作,谈自己的感受,孩子们到农村锻炼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有好处。

还好,长子何锋本人表现很好,愿意带头下去,并在全校教职工子女动员大会上,作为应届知青、子女代表上台发了言,外婆也同意了,积极配合为外孙准备下乡的行装。

3.不准查分

过去,教育厅有一负责全国高校招生工作的办公室,简称“省招办”,配备有一名专职副主任,正主任的职务均由省内各高校抽调的领导干部担任。一般一年一任,但你却例外地连任了四年的“省招办”主任。这期间,在大丰农场务农的知青何锋参加了高考,全家正翘首以盼地等待着录取分数线和成绩的信息。有一天,学生处副处长找到我说,他已得知何锋的成绩距离录取分数线仅差5分,他已请兵团招生办查分了,因为当年的政策是允许查分的。

匡亚明题词


当晚,我就将这一信息告诉你,谁知你说“不可以,他不能查”,我说:“规定可以查分,为什么不可以呢?”你说:“不行,因为我是省招办主任。你想想,这5分从语文、政治试卷中一般都能查到的;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所以不能查何锋的分。”

这次我的思想实在是想不通,明明规定可以查分,难道就因为你是省招办主任,你的儿子就不可以查分吗?你只说,“冷静思考一下,查出的分数是真的应得分,还是影响照顾分呢?所以我的儿子就不能查分”。要我继续支持你的工作。


与在位领导只能是工作关系


1964年,学校决定文科四系全体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匡亚明校长率队前往苏北当时最贫困的海安县,亲自在中文系所在的双楼公社郭楼大队蹲点。

校部机关抽调了9人参加,除邢涛和我下基层任小队长外,其余7人均在大队部工作。我和邢涛以“四清”工作队的名义各带2名大学生和当地的2名知青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并发动群众,调查情况,依靠积极分子开展运动。

说句实话,当时吃得真的很苦,不仅没有菜吃,连吃到胡萝卜粥都是难得的喜事。一般都是胡萝卜叶子粥,最困难的农户连买烫叶子的煤钱都没有,只能用盐腌在缸内,吃时加一点米煮成黑糊糊的一锅汤,说是“洪湖水浪打浪”,一点也不夸大其词。

虽然那时我也只有32岁,但很可怜这些年轻人的大学生和知青,好在我的工资还可以,我所在的七队与公社紧邻,就每天派人去买一大饭盒桃酥(约有1.5斤),晚上在开会检查账目后偷偷地分而食之,给他们补充一点能量,这事未敢向大队报告,幸好也未被发现。

记得有一次,大队通知小队长下午开会,我中午赤脚就去了。到大队后,我直接走到厨房去,掀开大锅盖,看到锅里还剩下红苋菜下面条的面汤,于是我就急吼吼地喝了三大碗,感觉很满足很开心。不知道谁打了小报告,匡校长也知道了工作队员在下边的生活情况,遂决定大队每月开工作队员大会时给大家开一次荤,每人半斤红烧肉,这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连肉汤也吃得精光,内心真感谢领导的关怀。

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后,匡校长决定把郭楼大队十几个社教工作队合并成四片,邢涛和我分别任片长,这样除了同住、同劳动外,工作队员可以集中吃饭了。大家情绪很高,很自觉地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和改造自己,直至“四清运动”结束。

这一次下乡的时间较长,且跨年度,记得回南京过年前,匡校长对我说:“你是扬州姑娘,又在苏州工作了多年,听说你会烧菜,是不是过年可以走动走动啊!”

到南京后,我就对你讲了匡校长说的话并准备春节时请匡校长和夫人丁莹如老师一起来我家吃饭的事,但你却说:“不能这样,与在任的领导只能是工作关系,决不能吃请。”因此,我就没有这样做,但我心里总感觉欠匡校长一顿饭,没有兑现我在海安时的承诺,很对不起他。特别是退下来后,1992年时匡校长已经86岁高龄了,还请人给我俩送来“世界大同”的条幅,更增加了我的愧疚感。我这一辈子都留有遗憾的事,就是欠他老人家一顿饭。

但是你说“与在任领导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有吃请关系”还是对的。我虽然热情好客,愿意招待人,但我一直听从你的意见。


你一向为人谦和低调,从不炫耀自己。几十年的相处中,从未听过你议论别人的长短曲直。你勤勤恳恳,办事认真,廉洁清正,奉公守法。你勤奋好学,无论是少年、老年,工作忙碌,罹患疾病躺在医院也是与书报为友。

你听党的话、跟党走,视党为生命之源、再生父母,在你因胃癌切除全部胃手术后,又活了二十多年,你说:“医生救了我的命,党是我的再生父母,领导、亲友和家人的关心是我的精神支柱!”

你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这辈子也讲不完,道不尽。

你虽然走了,但你的一言一行永远留在我和孩子们的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你!


   你的妻子:姚平

2021年6月,写于何平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何平简介

何平,1926年10月出生,江苏省东台市人。1943年9月在东台“四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四联中”地下支部党员。曾任苏中一分区政治部调研组员,如皋独立团连队党支部书记、副指导员,一分区指导员;东台县荣管科科长,泰州专属荣管局副局长,江苏省财政厅人事处处长。1960年1月抽调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二年,毕业后分配至南京大学,历任历史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处处长和学生处处长,校党委常委、党委和校长两办主任,校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调南京中医学院,任副院长、副书记,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等职。1988年离休,2020年6月5日去世。是中华眼库协会会员,南京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志愿者”,二等革命伤残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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