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葆:见证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0-03-27浏览次数:529

王富葆1955年3月在绒布寺前(前方为珠峰,右为南大生物系王新光)

1957年,我从南京大学地理系地貌专业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很幸运,在校期间,我接受了任美锷、杨怀仁、孙鼐、徐克勤等老师的教诲;在之后的科考工作中,又得到刘东生、施雅风、谷德振、戴广秀等前辈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师恩难忘。

1958年,我与本校生物系王新光老师一同被招到国家登山科考队工作,从此与青藏高原结缘,从1958年到1993年先后16次前往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并于1984年获得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颁发的“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多年工作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地学工作者一定要多去实地考察,才能证实那千变万化的奥秘。

在1960年5月25日清晨,中国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时候,作为观察员和联络员,我在海拔7016米的珠峰北坳,亲眼见证了王富洲、屈银华、贡布三位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珠峰,并用信号弹向海拔6400米的第二大本营报告登顶的喜讯。

由于当年没有录像设备,致使国外不少人不承认我国这次登顶珠峰的事实。60年转瞬即逝,当年的亲历者如今都已成了耄耋老人,而且不少关键人物已经离世。因此我有责任在此重述我在北坳亲眼目睹的过程,以证明中国登山英雄当年登顶的事实真相。


从珠峰科考队到珠峰登山队


1958年,国家体委在组建登山队时,为填补该地区自然科学的空白,又组建了珠峰科考队。1958年11月27日,我和同校生物系王新光老师被招到珠峰科考队工作。1958年12月12日,我们抵达拉萨,然后进行了2个多月的军训。1959年3月初,因为西藏叛乱,登山队前往新疆进行训练,而科考队则于3月6日离开拉萨,全副武装地按原计划赴珠峰地区进行科考。

1959年底,珠峰科考队在北京的总结任务刚结束,我突接通知:随登山队去攀登珠峰。我立即按国家体委通知,于当年除夕下午独自一人坐火车赶往成都与登山队汇合,并在成都参加登山队的体能训练。因此我又转入登山队,开始了攀登珠峰的新征程。

登山任务原来是和苏联登山队联合进行的,后因苏联退出而改在1960年由我国单独来完成。

1960年4月底,全部登山队员离开成都到拉萨,5月初和后勤人员等共214人全部到达珠峰北麓中绒布冰川末端海拔5180米的河滩地上,并建立了登山大本营。

中国登山队为能顺利完成任务,因此将攀登计划分成适应性登高和突击登顶两部分。适应性登高是将登山的高度分若干次逐渐升高,目的是使每位登山队员的身体能逐渐适应不同高度的自然环境。适应性登高共分三次三个高度:第一次登到海拔6400米高处,并在那里建立第二大本营;第二次是打通北坳“大门”到达7400米高处(实际高度为7800米);第三次到海拔8300米高处,建立突击主峰的营地,存放好登顶用的装备、氧气、食品和选择好攀登顶峰的路线。

上述任务全部完成后,队部根据天气预报和多年观测资料,认为5月25日前后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机。因此决定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和刘连满4名主力队员于18日出发,准备冲击顶峰。


建立观测站


1960年5月18日,我跟随登顶突击队和运输队员一起从海拔518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于20号到达6400米的第二大本营,在此休整了2天后,我们继续向上攀登。5月22日到达海拔7016米的北坳。因为这里有一个比较平坦一些的“平台”北缘,是离顶峰最近的最佳观测点,所以,我被登山队领导史占春安排留下来在此建立观察联络站。所谓“观测站”,实际上我只是在这里搭建了一个专供自己休息的单人小帐篷而已。

北坳是珠峰与北峰(珠峰北侧的一个无名山峰,离珠峰最近)之间的一条略宽平的山脊,其东西两侧都是由冰组成的陡崖峭壁。说它较宽平其实它的最宽处只有3米多,全长也只有20多米。但通往珠峰顶的途径全在它的视野之内。这里与珠峰的高差虽然高达1800多米,但直线距离不算太远,加之空气稀薄又无灰尘污染,能见度很高,因此登顶队员的行动肉眼就能看清楚。

在这里,我的全部装备只有三件:一个望远镜、一台报话机、一把信号枪和数发信号弹。当年的通讯器材非常落后,所用报话机是二战时期被苏俄缴获的德国货,质量虽好,但体积和重量较大,登顶队员必须轻装上阵,这种笨重的报话机无法随身携带,这样登顶队员就无法与大本营取得联络,于是队部决定让我随同他们上到北坳,在此负责观察登顶队员的活动,并随时向第二大本营报告。第一大本营即时用手摇发报机向北京报喜。听说,周恩来总理那晚也在等待登顶的喜讯。


目击突击队成功登顶珠峰


5月22日到达北坳观测站后,4位突击队员和两组运输队员在此休息后,继续向上攀行至7600米的营地。两组运输队员在完成了向7600米营地运送补给的任务后,返回了6400米的第二营地。而4位突击队员则向8300米的临时性营地进军,此时已是5月23号了。

5月24日,天气很好,王富洲等一早就出发并较顺利地到达8300米高的第二台阶的下方。所谓第二台阶,它就是东北山脊上一处高达几米的岩石陡崖,只有通过这一陡崖才能继续攀登。

作为观察突击主峰队员行动和负责与第二大本营联系的我,则一刻也不敢疏忽,睁着眼睛,不停地观察登顶队员的动向。大约下午7点多钟,见到在珠峰顶东坡雪白的三角形雪坡下方,有3个黑影慢慢地向顶峰挺进,到10点钟左右(因时差关系当地时间要比北京晚2个多小时),3人已到达该三角形雪坡的上方,他们离顶峰已不远了,根据攀登的速度推测,估计深夜可以到达顶峰。后来因天已漆黑,我已观看不到人影了,他们则凭着雪的反光一步步向上攀登。

这一夜我也没有合眼,一是4人上去的,现在我数来数去只有3个黑影,越想越忐忑不安,是谁掉队了呢?他现在的处境如何?我强制自己别往坏处想!尽管天已漆黑,我仍不时观看,希望能看到有个黑点出现在我的视野里。二是祈盼着3人能顺利地登上这个地球之颠并胜利返回。

25日凌晨,天特别好,4点40分左右珠峰顶上已经亮了,峰顶没有“旗云”,东侧的三角形雪坡也显得十分洁白。我突然发现,在三角形雪坡的最上方有三个黑影在向下移动!这时我立即意识到他们已登顶成功,并开始从顶峰下撤了。

我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迅速拿起报话机话筒,想把3人登顶成功的消息报告第二大本营。但此时话筒中只听到“吱吱”的声音,其他什么都听不到,过一会连“吱吱”声也没有了。这时我立即按第二方案——用信号弹与第二大本营联系。因事前已作规定:红色弹代表登顶成功,蓝色弹代表失败,弹的颗数代表登顶人数。我拿起信号枪,向着东方即第二大本营上空连发3颗红色信号弹。第二大本营的同志也一心在等待好消息,当有人看到信号弹后即刻大家都跑到帐蓬外边雪白的冰面上欢庆胜利。

我很庆幸,终于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历史将铭记这一刻:3位英雄的中华好男儿终于征服了千难万险,从东北山脊登上了地球之颠——珠穆朗玛峰,完成了为国争光的这一壮举!

但3颗红色信号弹只能说明有3人登上了珠峰之颠,它不能说明登顶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都是又喜又焦急,喜的是知道已有3人登上了顶峰,焦急的是不知道另一位登顶的队员的具体情况和登顶运动员下山是否顺利。

因此第二大本营很快派人将一个新的报话机话筒送到我这里,当我接到话筒后迅速将原话筒换下,但新话筒仍然没有声音。后来当我们下山到达大本营后,将随身带下的报话机打开并再试话筒时,话筒又可用了。这时我才想到因在北坳时,报话机一直放在帐篷内我的枕头边,很可能是几天中我呼出的水汽,在报话机壳中结了冰,使报话机短路而不能通话,到5180米的大本营后因温度升高,冰融化了,因而又可通话了。

虽然不能用语音与大本营联络,但我仍要继续观察3个人下山的动向。3人的速度显然加快了,很快到达了第二台阶,此时突然多出一人,3人变成了4人。此时我立即意识到多出的一人就是上山时留在第二台阶附近那一位。4个人安全地返回,让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兴奋、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

当他们下来之后,我才得知,原来当4人登到第二阶梯陡崖的上方时,又遇到了一段一人多高几乎是直立的岩壁,很难向上攀登。这时,曾是消防战士的刘连满建议用搭人梯的办法越过这一障碍,并提出由自己担当人梯。这样王富洲等3人就踩在刘连满的肩上登上了这个台阶。但此时刘连满的体力已消耗殆尽,4人商量后让刘留下,其余3人抓紧时机继续向上突击主峰。

刘连满留下后,意识到自己在这样的高度上很可能会被严寒夺去生命,但他更多的是考虑到王富洲等3人的安危,并将写有“这瓶氧气留给你们下山时用”的纸条压在氧气瓶下,然后昏昏沉沉地似睡非睡地在那里等待他们。

后来,听王富洲说,当他们下到第二台阶上部时,看到刘连满,不仅活着,而且还把氧气留在那里等他们来吸,当时他们感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流出了激动的泪水。这是大爱,是经过生死考验的无私大爱。怎叫人能按奈得下这激动的心情。

当4人下到北坳时,我看到王富洲的肩上挂了一双登山鞋,脚上仅穿了棉袜。原来因下山时速度较快,绑在登山鞋底的冰爪在岩石上行走时打滑;想把冰爪脱掉,但因牢牢捆绑在鞋底,一时解不开,因此不得不连鞋一起脱掉,这样就穿着棉袜下山了。行走是方便了,但他却没想到他的脚趾头就在下山过程中被冻坏死了,回到北京就医后,医院只好将他那被冻坏死的脚趾切掉。

随后我也和登山队员一起与由6400米第二大本营上来接应的队员汇合,并由接应队员护送我们安全地下北坳冰崖。到达第二大本营后,大家一起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没怎么休息就往大本营撤。

这次登山过程中共有53人破了国家登山记录——7649米,共有29人登上8000米以上的高度,超过此前外国人登到这一高度人数的总和!

胜利登顶珠峰的消息早已传到拉萨,因此,我们一到拉萨就受到西藏军区和西藏工委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还给22名登山队员各发了一只“罗马”牌手表。国家体委给我们颁发了一枚奖章和一份证书。

回到北京后,由于王富洲、屈银华都因冻伤而住院了。所以,由我陪同登山英雄贡布到上海等地作报告。因贡布不会汉语,只能用藏语作报告,我为他当翻译。其实我也不会藏语,只是事先有份译好的汉语稿子,我照文讲讲而已。

我在北坳的四天三夜,见证了我国登山英雄攀登珠峰的整个过程,令我今生难忘。

最后,让我以十分惋惜的心情,向为登山科研献出宝贵生命而安息在珠峰的队友邵之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和汪矶(兰州大学地理系老师)致敬!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 王富葆)


人物链接:

王富葆,1932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并留校任教,教授;主要教授“地貌学”“第四纪地质”等课程,长期带学生野外实习。1958至1960年从事珠峰地区科考并随登山队攀登珠峰。

王富葆参与的科研项目较广,有为工程建设服务的:如川汉铁路选线,黄河粗砂来源,苏州上海浅第四纪地层分布规律等。长期从事“青藏高原隆起及其环境变化”和“罗布泊生态环境变迁”等重大项目的研究。由于成债优异而先后获得国务院、中国科学院、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奖励以及首届竺可桢奖等多项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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