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我们成为南京大学学生的60周年，也是戴文赛先生离开我们的40周年。正是戴先生，在60年前，把我们领进了天文学的大门。
戴文赛先生1911年12月19日出生在福建龙溪县（现漳州市芗城区）。戴文赛的父亲戴群英是农村的“读书人”，信基督教，对数理和音乐方面的知识非常精通。受他影响，戴先生自小会弹钢琴，喜爱唱歌，尤其偏爱数学，这些爱好一直陪伴他终身。戴先生自幼聪慧勤奋，功课成绩优异，17岁时即考取福州协和大学数理系。1933年毕业以后，又留校当助教。
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先生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并获得了剑桥大学1937年的天文学奖金。29岁获博士学位，1941年学成回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副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1949年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主任，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天文学会第一、第二、第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重大的“基本建设工程”
1949年，我国只有广州的中山大学天文系和济南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原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的文理学院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新的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天文系和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并入南京大学，成立南京大学天文系，赵却民为系主任。同年，南京大学天文系招收首届学生。我们1959年入学的同学，应该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第八届学生。
1954年8月，时在北京大学的戴文赛先生到南京大学天文系。当时，北大还没有条件建立天文系或天文专业，而南京大学天文系正需要他。当时全国的天文中心在南京。南京还有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这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
“戴先生南下”（这是当年的一种提法），这是戴先生的不二之选。先生从此担起了历史赋予的大任，负重前行。
在南京大学，他首先着手从事一项重大的“基本建设工程”，组织编写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天文教材，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天文事业生力军。
1954年，席泽宗和戴先生曾合作翻译了苏联阿米巴楚米扬等人的《理论天体物理学》（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并作为研究生教材。在60年代初我们上课时，用的已经是由天文系曲钦岳、汪珍如老师新编写的《理论天体物理学》《恒星物理》等讲义。我们1959年上课用的波拉克的《普通天文学》教材，也是戴先生翻译的。后来，戴先生自己也编写了《天文学教程》《恒星天文学》等书。
应该说明的是，我们1959级入学没多久，国家就进入了困难时期。郭影秋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号召大家“坐下来，钻进去，认真读书”。在那个年代，我们上课用的教材都是16开大小的发黄的粗劣纸张。这是一种泛黄的、都能看到稻草筋的手刻油印讲义。当年求学、教育的艰苦条件可想而知。
戴文赛先生对中国现代天文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在南京大学25年的执教生涯中，为探索中国天文教育的模式，为天文课程的设置和教材的编写，为天文人才的培养耗尽了心血。
春风桃李廿五载
在我们的记忆中，戴先生在南大校园里总是步履匆匆。中等个头，头发谢顶，金丝眼镜的后面两眼炯炯有神，手里总夹着一叠书或资料，快步地行走在校园的大路上……好像永远在和时间赛跑。
我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59年9月在西南大楼戴先生为我们新生讲第一门天文课——波拉克的《普通天文学》的情景。我们在高中时，早已闻得戴先生大名。知道戴先生为我们上第一门天文课，大家都是说不出来的高兴。
我们也永远难忘，在那晴朗的夜晚，南大空旷的大操场上，戴先生带领着我们认识星星。他手拿一个加长的手电筒，为了不刺激他身旁同学的眼睛，还在手电筒上蒙上了一块红布。戴先生用电筒一边直指星空，一边数说着星名：帮助指认方向的北极星、位于迢迢银河（又称天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还有仙王座、仙后座，头顶上的四方形的飞马星座，而英仙就是骑着这飞马去营救危难中的仙女……他寓教于乐，不时地穿插进妙趣横生的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的故事，让我们受益匪浅，牢记终生。
60年代初，戴先生还与我们一起当学生上孙景李老师的电动力学课，就在“南草”“西平”那样能容纳上百个人的简陋大教室里（用竹子、稻草、泥巴和石灰建造的，今天或许难以想象；要知道，我们1959年入学时，南京大学的围墙、大门还是用竹篱笆围成的。当年我们与数学系同学一起上数学，与物理系同学一起上物理）。戴先生没有一点名教授的样子。每到教室，他总是恭恭敬敬地与孙老师打招呼，孙老师也是一样尊敬地回礼。他总是提前到课，坐在靠大门最前排。他认真听课，认真做课堂笔记，就像一个小学生。在70年代中期，他邀请方励之老师给我们南大紫台讨论班上广义相对论课时，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那么认真在下面听课。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认真学习、好学不倦的好榜样。
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学期结束时，戴先生为了测试学生的学习真实情况，把大考改成了“口试”。让我们抽签，回答卷上相关问题，再由“考官”（戴先生、郑宁英老师）进一步追问，有点像论文答辩。
同学李其德的大学毕业论文导师就是戴先生。论文题目是关于仙后座ρ星（螣蛇十二）的分光研究。据戴先生说这是他在英国时做过的题目，希望能比对一下看看几十年的变化，可见戴先生做事之认真。后来，李其德和别的同学一起，用紫台的望远镜观测，每次曝光几小时搞得很晚。其德说这些对自己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他非常感念戴先生。
戴先生在天文学教育战线上，呕心沥血、辛勤耕耘了25个春秋。他年复一年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亲自给他们上课；他鼓励学生们为祖国勤奋学习，教导他们在学习中要不怕吃苦，不畏艰难，勇做祖国天文事业的拓荒者。25载春风桃李，他的学生遍布我国所有的天文机构，其中许多人已成为中国各天文台站、天文教育系统的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力量。
致力于天体物理的研究
戴文赛先生毕生致力于天文事业，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和现代天文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上世纪30年代末他从事恒星光谱研究，建树颇多。自50年代始，他将探索重点转向太阳系起源研究；1975年起先后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其中《天体的演化》《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等论著的出版、发表，引起国内外天文界的广泛重视。在恒星光谱分析、恒星物理、恒星天文、星系结构和演化等方面也发表了许多论文。
从60年代初起，戴先生提出了“宇观”这一新概念；提出了“吸引与排斥是天体演化的基本矛盾”“把主要吸引因素为万有引力物质客体称为宇观客体”等观点，并剖析了微观、宏观、宇观三个不同层次间的差别和联系，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哲学领域中对宇观过程的特征和规律的研究，为天文哲学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
“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
戴文赛先生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曾为报刊杂志写了80多篇科普文章。他说：“我一直认为科研工作者既要做好科研工作，又要做好科学普及工作，这两者都是人民的需要。”
据席泽宗先生回忆，抗战胜利以后储安平办《观察》时期，戴先生是特约撰稿人。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从《披星戴月》《玄武湖上的月夜》等天文文章，到物理、音乐方面的文章，涉及面很广，文采也吸引人。戴先生在数学方面，也做过许多科普工作，当时上海的《科学大众》有“大众天文”和“大众数学”两个专栏，办“大众天文”的有李元、卞德培等好几个人，但办“大众数学”的只戴先生一人。1950年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组织一套科普丛书，有关天文方面的两本《太阳和太阳系》和《恒星》由戴先生和席泽宗分别承担。
由戴先生亲自作序的《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于1980年出版，书中收纳了戴先生1978年亲自选出的39篇文章。除科普文章外，此书也收入了关于他讨论天文哲学问题的主要作品，包括“宇观”问题的开创性研究。十年后，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戴文赛文集》。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为此文集专门作《序》：此书的出版，“可以聊寄我们对先生的缅怀之情。一卷在手，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先生的学问人品，更是光彩照人。……先生对我国天文事业的贡献殊多，为人称道。先生的抱负、胸襟、气度、精神，也都堪称楷模，可以垂范于世，激励后人。”
“凝聚中心”
70年代初期，系里开始恢复科研教育工作。他不仅率先投入基础理论研究，而且甘冒可能再次被批斗的风险，组织中青年教师、学者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并亲自主持了中国第一个天体物理研讨班，在天文学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戴先生组织的南大紫台星系高能天体物理讨论班，有星系结构与演化（戴先生负责）、高能天文（曲钦岳老师负责）、星系密度波研究（黄克谅、黄介浩老师负责）3个小组，我们每周碰头（Seminar）。
后来戴先生又扩展到组织南片天体物理讨论会，把南大、紫台、科大、上海、云南天文台等组织在一起讨论交流。南片天体物理讨论会，召开了3次会议。我们很清楚地记得，1977年的合肥会议期间，恰逢唐山地震，京津有震感，有的与会者归心似箭，开会无心的情景。戴先生还特别请方励之老师到南大，专门为我们开了广义相对论的学习班。他个人则专注于星系这个新兴的领域和太阳系的演化的研究。
戴文赛先生是学有所成，知名度颇高的学者专家，可是他从无骄矜之色和凌人之气。他总是鼓励支持青年学者勇于开拓新的领域，攀登新的高峰。他十分尊重年轻人，甚至称曲钦岳老师为“曲先生”。他精于业务，平易近人，亲和力、号召力特强。我们这些中青年人，都特别尊重他，愿意倾听他的指导。刘汝良老师称誉戴先生是我们的“凝聚中心”，这个比喻，生动地描述了他当年在我们、在全国中青年天文工作者心目中的地位。
在1973年复刊的《天文学报》新编委会里，论文的英文摘要由英语顶级的戴先生分工把关。编委萧耐园老师在审阅的稿件的英文摘要中，常发现一些毛病。他抱着向戴先生请教的心理，去问戴先生。每次，戴先生都能仔细倾听他的意见，耐心地解释，有时也能采纳他的建议，给他很大的鼓舞。这仅仅是戴先生平易近人、关爱青年的作风的一例。
萧耐园老师还回忆起戴先生主编《英汉天文学词汇》的一件事。编书过程中曾经征求过一些老师的意见。1974年书出版后，萧老师发现他提出的凡是正确的意见全都被采纳，包括一些音译词（如把lan音译为“南”，而把nan音译为“兰”）。后来，彭云楼老师对他说，这些音译词原来都是戴先生定的，因为他是福建人，有些字他用福建方言读，与普通话不一致。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戴先生从不以权威自居，虚怀若谷，虚心采纳不同意见的大家风范。这也正是戴先生深得人心、众望所归的原因之一。
同学厉国青在天津天文馆筹备时接到纬度站一个紧急的科研任务。他在写信给戴先生后，直接到南京上门求教。时处文革晚期，先生处境不是太顺。先生不但毫无保留地谈了想法，还把准备好了的书面材料全部给了他。在他的指导下，任务顺利地完成了。遵先生之嘱，他们没有在作者姓名、致谢等项中写上戴先生的名字。国青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恩师的！”
1978年12月，戴先生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科院紫台一群年青人专门给戴先生送了贺信，称赞他忠诚党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为我国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的重大的贡献和高尚精神。
帮助人才归队
十年动乱后，戴先生对工作不对口的学生的归队及外面人才的引进极为重视，为此也花了很大力气。
戴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曾两次提到我们班同学、他的研究生张明昌。为他的归队，戴先生还曾联系过紫台以及科学院院部的干部。据张明昌、李宗云等同学的回忆，有种种原因使人才归队实际上做起来十分困难。例如，有的是在单位干得很出色，单位根本不想放；有的是家属是教师，教师人才也不容流失，不让调动；还有的是所在的单位，根本不理睬省人事局的调令，省人事局根本调不动；等等。
面对这样的困境，戴先生绝不放弃，他曾通过新华社记者向社会发出呼吁。当时人才归队之难，还有这样一段故事：1978年南大“五二〇”校庆时，有一晚戴先生在全校作学术报告。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在会场，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章德与许交谈，章说及戴先生后继乏人，介绍了戴的研究生在外地。许回去后就敦促省委组织部直接下调令……厂里就告诉张明昌要回南大，夫人同行。经过省委书记的直接干预，这个难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决。没有省委书记的介入，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要拖多久。
由于戴先生的不懈努力，从1978年6月起，李宗云、初一、张明昌、容建湘等人都陆陆续续回到了南京大学天文系。陆埮老师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后来到南京电讯仪器厂工作。即使在文革时期，他仍然在业余时间与罗遼复等人一起埋头基本粒子的研究，也被戴先生引进调入了天文系。从此陆老师如鱼得水，在教学科研上取得很大的成就，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的宋国玄老师，他研究密度波理论很不错。先生还通过上海市科协安排他在科学会堂作过报告，后来他也如愿到了上海天文台。先生把人才一个个弄回来，弄进来，正是费煞苦心，竭尽了全力。这些事情，没有人说，是不会有人知道的。
心忧天下，孜孜不倦
1977年先生身患绝症。8月，南京大学天文系领导卢央安排黄天衣老师陪同戴先生夫人刘圣梅一起，护送戴先生到上海。系里还专门派胡中为老师作为戴先生在上海治疗的全程陪同。一开始，戴先生由于种种原因还无法住进瑞金医院。经胡中为老师代戴夫人刘圣梅直接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写信，钱老直接联系到中共上海市委之后，戴先生进瑞金医院的问题才算得到解决。
1977年8月到1978年3月戴先生在上海瑞金医院治疗。在连续几次手术、化疗，身体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戴先生仍然心忧天下，孜孜不倦，带病工作，心中只有祖国的天文事业。先生仍然坚持在为我国“天文发展八年规划”的制订出谋划策，并审定了30余万字的专著《太阳系演化（上册）》，完成了《天体的演化》的再版修订工作。
戴先生住院期间，许多天文同事从全国各地来看望他老人家。而他则总利用这种机会和来探望他的学生讨论科研问题，病房俨然变成了学术活动室。
失去的十年，正是国际天文学飞速发展的十年。一系列重大发现接踵而来，理论物理和天文学的渗透空前活跃，天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飞跃发展的前景。而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越拉越大。面对这种情势，戴先生心急如焚。病榻之上，他在考虑组织编写一套紧跟新进展的天体物理丛书，既可以作为研究生教材，也可供年轻研究和教育人员参考。戴先生就是这样高瞻远瞩，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及时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这套丛书后来陆续出版问世，它记载着这一年代我国天文学发展的里程，也是对为中国天文事业殚精竭力，奋斗一生的戴先生最好的纪念。
壮志未酬
身患绝症，戴先生仍然一心想着工作，想着天文，还有着宏大的规划、目标、计划……1978年3月5日，戴先生由上海回到南京。
“他急于出院参加工作，惦念接待美代表团和（天文发展八年）规划的事。”（戴夫人刘圣梅信）
“戴先生说，到80年前，他集中力量搞太阳系，因为这个题目他比较熟悉。对于星系只是参加一些讨论。谈到南片（天体物理讨论班因他生病）已瓦解问题，他不久回宁一定要召集。并想成立天文学会南面分会。他还要招4—6个研究生。”（刘汝良信）
回南京后，学校又立即把戴先生安排到南京军区125医院继续治疗。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6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由于人在医院，他未能前去参加会议，但是他把他的太阳系演化的研究成果送去了全国科学大会展览。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戴先生毅然拒绝去香港的邀请，留下来为新中国的天文研究和教育事业服务。他曾经满怀深情地说：“到过了外国，你就会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就更要使自己的工作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先生的这种赤诚爱国之心和殷殷报国之情，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原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老师如是说。
在戴先生病重的最后阶段，我们去他南秀村家中看望。戴先生夫人刘圣梅告诉我，戴先生在昏迷中，还在唱《上甘岭》（主题曲是《我的祖国》；1953年，戴先生曾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团分团长访问朝鲜）。
“壮志未酬三尺剑，故乡空隔万重山。”（唐·李频《春日思归》）
1979年4月30日，在南京，戴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四十载春风化雨英才遍海内百世令名君不朽
百万言呕心沥血宇宙探化育七旬扼算我凄然
我国天文界老前辈李珩先生的这副挽联为先生的一生作了概括的写照。
永远的纪念
2002年，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天文系建系50周年，天文系师生和校友捐资为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和现代天文教育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戴文赛先生敬立塑像。南京大学校长曲钦岳为塑像题词。塑像于2001年12月落成，2002年5月19日揭幕。
1994年5月25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把小行星第3405号正式命名为“戴文赛星”，以表彰戴文赛先生对天文事业所做的贡献。小行星第3405号，是由紫金山天文台在1964年10月30日发现的主带小行星。小行星命名是一项国际性的、永久性的崇高荣誉，它将永载人类史册！
先生离我们远行已经40周年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带着对天文科学的无限激情，对天文事业的深沉挚爱，先生把他的一生无私地献给了他最钟爱的天文学。在他最后与别人一起合作的一篇文章中，戴先生这样写道：“我们应当在人类认识宇宙的史册上，留下我们这一代奋勇攀登的足迹。”
始建于1952年的南京大学天文系，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现在成为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成立于2011年3月）。它是中国高等院校中历史最悠久、培养人才最多的天文学专业院系，是中国天文学顶尖人才的摇篮。
南京大学天文系，以及全国的教育、科研兄弟单位，有一批为我国的天文事业作出突出或重要贡献的前辈，戴先生更是楷模。他们的奋斗精神一定会在天文事业的发展中传承下去，天文事业的明天会更好！
（胡佛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