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16日傍晚，一辆旧校车把我从南京港四号码头接到了南京大学。当我怀揣入学通知书，身背行李踏进华灯初上的校园时，潜意识里仍有一种大梦未醒的感觉。走近宿舍时，我有意驻足片刻，让晚风帮助我清醒了头脑，梳理了思绪。一间寝室住八个同学，我是最后到达的。虽然都是新面孔，但却一见如故，有的借给我碗和勺，有的征求我对床位的看法。“大学生就是不一样”，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于是庆幸自己成了大学生的一员。有趣的是，全年级57名同学，最大的25岁，最小的15岁。不过，这种年龄悬殊没有77级同学那么鲜明，他们之中既有“老三届”毕业生，也有刚出中学校门不久的小弟弟、小妹妹。
开头十天没有课，只有政治学习和入学教育，以及开会和参观。直到第十一天，我们才开始上第一堂英语专业课。老师在课上喊我“Comrade Wang”（王同志），课后则叫我“小王”，这也让我感到新鲜。因为我在担任扫盲教师和代课教师的三年多时间里，听惯了别人称我“王老师”；没想到，我这个高中毕业四年，眼看无望被推荐上大学，只得在农村代课，被学生称为“王老师”的人，居然坐在南京大学的教室里。虽然不习惯耳边的新称呼，但我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我的确成了一名大学生。”若非赶上广开才路，恢复高考的新时期，我是没有希望踏入高等学府的呀！与我年龄相近、经历相仿的同学，都非常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都怀着一腔“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共同心愿。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抢”——抢时间，抢知识。一天要记四五十个单词，还有的提议背字典，入校四个月后就制订了在寝室只准讲外语，不准讲汉语的罚款措施；半年后又自发地开始了第二外语甚至第三外语的学习。我们的英语精读课从第二学期开始使用外国教材，英语口语课、文学史和外语写作课，则分别从二年级和三年级开始由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教师来上。一年的知识摄取量（尤其是英语方面）超过前四年（1975－78年）自学的总和。常听人讲，学习知识要像海绵吸水那样。我觉得，我们自己倒真的成了吸收知识的海绵。有外校的外语考卷就拿来做，有外语原版影片就赶去看，有外宾来参观就凑上去练口语，有新出版的专业书和字典就去买，有学术讲座就去听。
那时，差不多每星期都有学术报告会，尤其是“五·二○”校庆前后，各系各科的学术讲座和报告更多（据一位留校工作的老同学讲，如今已经看不到这种热烈场面了），有时，我们一天能听两三场。本专业的学术讲座，我们当然要听，外系海家业的我们也赶过去听。尤其是我校率先在全国开设选修课，实行学分制之后，我们更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兴奋感。
在浓厚的学术空气薰陶之下，我们这些当学生的也纷纷在“五·二○”校庆期间搞起一场场学术报告会来。77级的打头阵，78、79级的跟上。1980年5月上大二时，我作过一场关于文言实词的讲座，这是第一次尝试；1981年5月，上大三时，我又作了一场关于诗歌翻译鉴赏的讲座，这次不仅拿了奖状，而且还有幸受到分管文科的副校长范存忠教授和系领导的接见并一同合影留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级的升高，我较快地认识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纠正了草率与偏废的态度，决定在学好英语专业课的同时，广泛阅读，努力扩大知识面。我们的学校拥有一流的图书馆，其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的藏书，是远近闻名的。它坐南朝北，古朴典雅，是当年金陵大学留传下来的一座青砖大厦。我不仅自己借阅，而且帮那些就读于别的学校的同乡和朋友查找他们所需的各类书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外文系还有一所设在西南大楼北头地下室的图书馆，里面绝大多数是文科方面的中外书籍。如果说，我前两年跑得最多的是校图书馆，那末后两年泡得最长的则是系图书馆。校图书馆使我扩大了求知眼界，系图书馆则使我确立了主攻方向。系图书馆共有三名在职管理员，负责人是位姓王的湖北老先生，另外是两位女士，分别是讲浙江官话的马老师和本系西班牙语毕业生小郁老师。说来也挺有趣，从1982年毕业离校起，我做了两年教师、一年外贸员、六年翻译，还到意大利、美国、科威特、伊拉克跑了一圈，整整九年后回到母校办理成绩单时，在地下室碰见了马老师和郁老师，她们都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呢。
我由于来自农村，父母没有固定工资，所以享受了每月14.7元的全额助学金，外加4.00元的生活补助费。而那些来自工厂、农场的同学，则可以带薪上学。我当时很羡慕这些同学的“待遇”，可如今，看看正在求学的九十年代大学生，又觉得自己幸运多了。要不是有上述助学金和生活补助，我想我的父母亲是无法凭着自己的微薄收入供我完成四年学业的。据当时的校领导讲，国家花费在大学生身上的费用很高，差不多是十来个工人，或几十个农民供养一个大学生。所以，我们当时的学习动力，不仅来自积压多年的求知欲，而且来自报效国家的使命感！
我们的校园靠近鼓楼，南起广州路，北至北京路，痤南到北约有两公里。一条汉口路把它分成南园（宿舍区）和北园（教学区）。每天清晨，李谷一的那一曲《边疆的泉水》刚响起，大家就得赶紧穿衣下床，去北园大操场跑步锻炼，稍有延迟，体育老师就会过来掀被子。有好多次，当我们朝北园操场奔跑时，还会遇上跑步归来的匡亚明校长呢。他老人家刚一复职，就提出要让南大充满“高度政治空气，高度学术空气，高度团结友爱空气，高度文娱体育空气”的主张。匡校长身体力行，堪为楷模。安静了一夜的南园，就这样热闹起来。一阵乐曲放过之后，高音喇叭里开始了校园新闻和外语广播讲座。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我们毕业都没变。
南园有四大食堂。起初我们定点于第二食堂，后来总务科为了改进工作，引入了竞争机制。于是，同一种饭菜票可以在不同的食堂使用。每逢元旦、国庆都发加餐券，同寝室的8个人可以拼起来搞一个丰盛而热闹的筵席。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寝室聚来10个人，每人在加餐券之外贴出一元菜票，五角现钞，合搞了一顿新年午餐。我们是以抽签方式分工合作的。一人打饭并冲开水，五人打菜，两人打酒，两人布席和洗碗。午餐从十一点半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才结束。此外，每年寒暑假返校时，寝室里还要搞个“土特产品尝会”。总之，与老一代大学生相比，我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的课余活动是比较丰富多彩的，有集体行动，也有自发行动。譬如，参观梅园新村、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汽车厂，游览栖霞山，到雨花台扫墓，到采石矶瞻仰李白衣冠冢，到金陵饭店工地劳动，到牛首山野餐，到百花书场听相声，到五台山体育馆学溜冰，到北极阁（宋子文曾在此处寓居）和清凉山（那时有龚贤的扫叶楼）散步，到南工（今东南大学）、华工（今南京理工大学）、南化、南林拜访老乡，等等。那时，电视机还不怎么普及，而且大多是黑白荧屏。我还记得，收看刘少奇追悼会和审判四人帮的电视实况是在大餐厅，收看日本故事片《望乡》是在系办公室外的草坪上，收看美国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是在南通籍法语老师周学澍先生的家里……从1979年元旦前夕开始，校园时常举办一些舞会。记得当时为了迎接元旦，团委和学生会还专门请来77级的同学辅导我们跳舞。我就是那时第一次参与了男女拉手的“青年圆舞曲”。大学四年，过得既迅忽，又充实。“四年一觉金陵梦”，不过，在我看来，那是一段难得的好梦，因为那里面值得回味的幸事远远多于憾事。
初稿写于1999.4.28
（文/王雪飞，见“雪山飞狐Leda”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