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沉醉的5月，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每年的5月20日，是母校南京大学的建校纪念日。一生中最好的青春岁月在书香弥漫和自由自在的大学校园度过，这是我的幸运。
我是1981年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的。1980年代初，中国大地刚从令人窒息的封闭中走向开放，彼时的大学校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感知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哲学历史、科学技术、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各类主题讲座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很多都是社会名流大师级的专题演讲，包括当时的风云人物。对我们这些知识苍白单薄的学生而言，多姿多彩的外部世界如此迷人，我们就像小老鼠掉进米桶里，来不及细细品味体会，就咽下肚子里去了。直到多年后，才发现这些知识一点点地影响着生命的每个时刻。
进大学第二年的5月20日，恰逢南京大学建校80周年，国内外的重量级嘉宾轮番登场举办讲座，尽管很多高深内容不甚理解，我们依然像现在的小粉丝一样在各个讲座现场兴奋地窜来窜去，一睹偶像芳容。当时整个社会百废待兴，学好科学，振兴中华，更是学子们的使命。那些光临大学校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无疑就像现在的商业枭雄马云、马化腾、任正非一样，是同学们所膜拜的英雄。记忆深刻的是杰出校友吴健雄女士的讲座现场，济济一堂。时间久远，已经忘了当时讲座的具体内容，但是吴大师苏式普通话温糯酥软非常好听，或许受描述居里夫人和陈景润这类大科学家清教徒式的生活的传记印象太深，吴健雄女士优雅精致的妆容和衣着，让我领略了女科学家另一种迷人的风采。
校庆另外一个让整个校园嗨爆的活动就是在北园大操场举行的10×800米火炬接力跑活动，每个系出4个女生和6个男生参加比赛。天文学系尽管能看到遥远的银河系（通常都是坐在望远镜前工作的），却是学校人数最少的系科，与那些经常扛着测量仪或者背着各种石头、穿着大头鞋翻山越岭的地科系身体强悍的同学相比，天文系同学在赛场上的表现真的很可怜，只记得我们班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徐曼同学都被拉上场充数，当然比赛结果是第一名的地科系甩了最后一名天文系整整两圈。
当时高年级的学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77级、78级大学生，很多人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工厂农村劳动的，有的已经拖家带口的，考上大学都快30岁了，所以他们身上的使命感极其强烈，在大学校园里最刻苦，争分夺秒要将十年动乱失去的宝贵时间争夺回来。相比我们这些完全由应届毕业就进入大学的同学来说，他们要沉稳严肃勤奋得多。有时经过77级、78级同学的课堂，看他们勤奋的身影，钦佩不已。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起飞的30年中社会的栋梁和中坚。
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完全与世界隔离的封闭环境中长大的，除了物质世界匮乏，精神世界更是近乎荒漠一片。文艺作品只有几个样板戏，女主角浓眉大眼、横眉立目，高大上，还有锣鼓喧天亢奋的忠于领袖的歌声和音乐，以及硬邦邦的宣传画。所以，当学校在大礼堂开设公共课“西方古典音乐”及“西方绘画史”时，同学们趋之若鹜。在过往铿锵有力嘈杂的革命音乐之外，第一次知道了柴可夫斯基、巴赫、贝多芬、德沃夏克这些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不朽作品的音乐大师的名字，以及他们或柔美流畅或恢弘大气的作品，那些美丽的音乐曾安抚激励着多少人的心灵。每周一次的“西方绘画史”里，很多作品伴随着历史、宗教和神话故事，而世界天文学史的发展及星座演绎又与古希腊的传说密切相关，所以那时翻阅涉及专业书最多的就是这方面的书籍。与热衷于音乐和绘画的其他同学相比，自己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天赋，选听这些艺术类课程目的纯粹是让自己填补音乐绘画知识方面的空白，所以讲座途中，经常会在特地请来的南京艺术学院老师浓浓的南京口音的讲课声中，进入梦乡。
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是匡亚明先生，他是公认的杰出的教育家。他倡议所有系科尤其理科一年级学生必须修“大学语文”，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粹。我们的“大学语文”任课老师是历史系的教授，印象中他上课很少看书本本，可中国诗词典故信手拈来。从他摇头晃脑带着浓重扬州腔的吟唱中，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古诗是唱而不是念出来的。老师是个活泼而毫无架子的人，为了让我们切身理解诗词的意境，隔三差五带着我们这批一年级的新同学到郊外去实地上课游玩。在早春滁州梨花盛开的琅琊山里，我们体会欧阳修《醉翁亭》中“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夕阳西下的白鹭洲公园我们感知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感谢这位老师，在我们埋头于枯燥的数学分析、物理公式计算的学业之间，可以触摸大自然，理解中国古典诗词之美。
我们大学一年级的“基础天文”是由后来担任南大校长的曲钦岳教授上的，他那时就在中国乃至世界天体物理界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又是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而且高大帅气，还是体育健将，他却愿意给我们这些懵懂的一年级新生上课。有时上课他会一屁股坐在前排的课桌上，拉家常似的问我们对天文的了解程度。
还有一位学科的顶级大咖易照华教授，给我们上“天体力学”。我们专业只有5位同学，上课在教学楼的小教室，教室在西北向，南京的夏天下午又热又闷，易教授在黑板上推导着长长的天体力学模型，热得汗流浃背，老头汗衫全部打湿了，上课的5位同学中两位趴在桌上打瞌睡，我也忍着瞌睡强打着精神盯着黑板上一大堆符号和数字，脑子却一片混沌。易教授对我们的无精打采的状态一点也不生气，圆圆的脸上笑咪咪的。想起他，耳朵里还能回响起他呵呵的笑声。南京大学当时大师云集，学术成就越高者，却越是平易近人。
那时，坐落在鼓楼附近的南大校区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我们经常在夜自习后去附近的曙光电影院和胜利电影院看夜场电影。当时有个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叫《敌营十八年》，同学们把片头曲“胜利在向你招手，曙光在前头”改成“胜利在新街口，曙光在鼓楼”。玄武湖离学校也不远，五台山体育场在后校门附近，下午没课的时候，就跑玄武湖公园或者五台山体育场溜冰玩。北京东路、北京西路沿街的雪松林漂亮极了，有一年冬天南京下了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夜自习结束后，和我们班的珠玛同学一起沿着北京路踩雪去了，一排排雪松覆盖着厚厚银白的雪，像极了童话的世界，寂静的夜色也不再沉重反而显得玲珑通透。
青春的校园，有朗朗的读书声，也有着诗和远方，当然还有着爱情。大名鼎鼎的八舍，因为入住的是外文系、中文系、经济系、法律系的女生，是南大男生心中女神所在之地，而数学系、天文系等纯理科系科的女同学都住在二舍。当时天文系进入南大的高考分数线数一数二，所以我们班智商高长得帅嘴巴甜的男同学经常手挽八舍女神招摇过校园，非常拉风的样子。尽管我们这些理科女生被枯燥的数学物理学的公式搞得憔悴不堪，晚上宿舍灯光熄灭之后，依然叽叽喳喳议论八卦同学中的男女之事。有时互相鼓励支招如何接近心仪的男同学，并为他们成功牵手欢欣鼓舞。我们班的上海软妹子王丽和同班的学霸彭元，从青葱岁月牵手到华发初生，成就了一段美丽姻缘。那时的我是如此内敛害羞，目光追逐着邻系高高的、黑黑肤色的高年级运动健将男生，他在操场上跑步踢球的雄姿，晚上在二舍楼前打拳练功，每每夜自习回宿舍，总觉着夜空中花香四溢，那是多么美好的、春风沉醉的夜晚。
大学四年，专业学习之外，吸取的各种营养，使得我们的人格思维变得饱满健全。母校的那种沉静宽厚、不随波逐流的品格深入骨髓，浸润一生。相信这是很多南大学子走上社会多年后才感知到的，这个印记让我们受用也自豪无比。
（文/张华，原载“NJU上海读书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