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毕业分配”小记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0-03-27浏览次数:468

“毕业分配”是一个固定词组,现在知识阶层的中老年人对它比较熟悉。解释应该是:大学、中专等类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就业,以便将有限的人才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和岗位上。“毕业分配”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一词紧密相联,毕业生也按计划分配,是计划经济的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学子来说,它已是历史陈迹,今天的说法是“双向选择”。我在这里写的个人所知所感的“毕业分配”的素材和例证,只能大致告诉人们曾经的“毕业分配”是个什么情况。


一  归心似箭


我是1960年考进南京大学的,当时的南京大学是五年制,所以到1965年7月才毕业。

五年,时间很长,尤其是相较于其他普通院校。但到了毕业前,回首五年,因学过的和要学的东西太多,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真的要离开朝夕相伴、诚朴芬芳的校园,不舍之情油然而生。然而想到对国家的担当和对家庭的责任,挥手告别南大又势所必然。

最后的学期,只有少量的课程要上,也均在学期的前半阶段已经结束,所以精力主要集中在写好毕业论文上。到4月下旬,大多数同学已经完成,少数同学也接近尾声,大家的一致想法是早早交稿,轻松一点等待毕业分配的到来。

但就在这时,学校下达了一个通知,要我们经济地理毕业班全体同学参加苏北涟水县的生产实习,协助老师完成省里下达的紧急任务,即编制涟水县的农业生产规划。我们班同学都知道,苏北的徐(州)、淮(安)、盐(城)三市(当时是三个地区)作为国家粮棉油生产基地的规划已经在做。上一年,也就是1964年的上半年,我们全班同学曾分成三个小组随老师分赴苏北、贵州、内蒙古三地参加国家课题的调查考察工作;教授团队是为完成国家课题,与此同时指导我们进行生产实习。

此前我们曾多次参加教学和生产实习,但这一次地域范围大、时间长,内容全面;我们都把这一次生产实习当成走上工作岗位前的实战训练。老师们的一言一行、思维方法、实地调查考察、资料的积累和分析、报告框架的构建、反复论证和推敲,最后写就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方案,我们都从中学习、仿效,更是兼收并蓄,力争赚足将来干好本职工作的本钱。因为我们毕业后,不管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高校或科研单位,其工作重点都是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做出区域发展规划。

上述三组中的苏北一组,就是为建立徐、淮、盐粮棉油生产基地在开展工作。这一次要去的涟水县就在淮安市(原淮阴地区),因此,在基本完成学业并面临毕业之际,大家,特别是原苏北那一组的同学(有的人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这方面的内容)听到这一消息,不仅感到惊诧,继而还流露出一丝抵触情绪。但领导出面解释了,说辞中强调这是省里下达的重要任务,同学们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能成为老师们的得力助手(这顶高帽子也让人戴得开心),再说,我们搞经济规划,不光是工、农、交,地域也有大、中、小,要大的能搞,小的也能搞。同学们将来可能会遇到地域范围在比县一级更小的,比如一个公社(差不多是现在的一个乡或镇)、一个小城镇,所以都需要学会。这一些道理似乎说服了大家。

那个年代,提倡学校生活军事化。大家迅速行动起来,队伍立刻开到了涟水县。到那里才发现,整个工作队伍中还有我校其他专业的少数师生和地区农科所的研究人员,亦可见省里对这一任务的重视。在初步了解该县农业生产状况以后,为取得第一手资料,我们被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两到三个公社,均下点考察调查,还抽取少数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作典型调查。按规定,工作期间分散住在社员家里。住的是茅屋,用的是土灶,睡的是绳床,吃的是玉米糊糊。应该说,老百姓的生活,还都很艰苦。我们的任务完成得总体都很顺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6月中下旬,大家确实有点焦躁不安了,因为7月初的毕业分配已经近在眼前。谁的心头也丢不开这件事,这是命运攸关而且命运不由自己决定的国家分配。6月底,我们班同学终于从不同的实习地急如星火地赶回了南京。


二  颗颗红心向着党


回到南京,喘息未定,刚进入7月,学校就掀起了毕业分配热潮。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用大红纸头写了向党和国家表忠心的决心书。“坚决听从党的召唤,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不怕苦,不怕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坚决服从祖国需要,党培养了我读书成材,是报效的时候了!”等等。红色决心书贴满了每幢宿舍大楼的一楼墙面,后来,食堂大楼的墙也被贴满了,学校成为了红色的海洋。有的人已经写了一份,看到别人写的决心更大、口号更响亮,就在别人的决心书上又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还有人干脆学着再写一份,贴在更显眼的地方。总之,大家热情奔放,表态是争先恐后,决心和忠心跃然纸上。

看到这里,或许今天的青年学子会问,这些表达是真心的吗?回答是真心的,或者说绝大部分人是发自内心的。那个年代的青年,多少都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而这时正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自然地怀有对共产党的感恩思想。上学了,还读到了大学,这在解放前,对于贫下中农的家庭来说是无法想象的。我自己的家是中农成分,实际上我父亲出生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赤贫家庭,祖父40岁就因病去世了,祖母靠打零工拉扯一双儿女。我父亲十四五岁就给人家打工了,后来成了镇上烧饼店的小伙计。他决心回家创业,自己开了烧饼店。生意做大之后,用赚的钱,买了一些地,为留给下一代做准备,以免我们走他的受穷的老路。父亲平时常接济揭不开锅的乡邻,对困难人家买给小孩吃的烧饼油条的赊账到年底都勾免了。他脱贫了,但没有忘记乡亲。土改开始了,他一度备受煎熬。后来村贫农团成员一致反映,李家是靠夫妻、老母、妹子几双手苦出来的,没有雇工,没有剥削,后经土改工作队认定为中农成分。我们弟兄三个读书,一个读到高中,两个读到大学;我和我哥哥都是解放后上的学,而且都是靠国家助学金才读完大学的。连我这样的中农子弟都饱含感恩之情,那么,在学生中农民子弟占了很大一部分,加上来自城市的工人子弟,他们在决心书中表现出来的“听党话,跟党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思想和行为,纯真而坚定。所以,在毕业问题上的表态,大家都是坚决服从祖国需要,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三  君去何方?——公布毕业分配方案


写决心书的高潮过后,辅导员到班上来公布分配的具体岗位。当时我们班是30人,给出的就是30个岗位。这就是人们习惯所说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同时还要求每个人填一张表,写上想去的5个岗位,当时就叫5个志愿。记得我写的第一志愿是北京XX研究所。认为那是所读专业的最高科研机构;第二是南京大学,后三个是省属的XX研究所。表格交上去以后并无回应或反响。虽然只等候了两三天,但那真是度日如年!

大概是7月10日前的某个下午,我们接到通知到西大楼的阶梯教室开会,公布全系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大家陆续进入会场,大教室座无虚席,但异常安静,不像往常开会前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连小声的交头接耳都没有,而且一个个正襟危坐,两眼紧盯着讲台。时间到了,年级辅导员赵老师宣布大会开始,没有掌声,更没有欢呼声。一位系领导走到台前,他也不带笑容地讲起来,先告知大家,为了毕业分配工作的需要,系里成立了由党的领导和年级辅导员组成的5人小组,负责大家的分配事宜,根据国家下达的分配计划,多次反复讨论,将人头落实到具体岗位,现在对大家公布。接下来就是宣读名单和岗位。

那个年代,除了在大礼堂开会有麦克风,即使在会议室或大教室,也没有话筒。这位领导知道,置身于大教室,面对着120多个毕业生,为了让大家听清楚,只好放大喉咙、放慢速度一字一句地朗声独白。念完整个名单,花了半个多小时。会场鸦雀无声,大家听得全神贯注,特别是有关自己的,生怕漏掉一个字。在这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某专业的一位男同学在听到他被分配到云南省XX局以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搅动了全会场,但只有几秒钟就变成了低声的抽泣,又过几秒钟,嘎然而止,没有人指责他,也没有人去安慰他,仅是他身旁的一位同学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家给予他的最大关心和劝慰了。经短暂的冷场以后,领导又继续宣读。最后是通知第二天到某地方领派遣证。领导宣布会议到此结束,还是没有掌声,即使如现在加上“谢谢大家”做结,我估计也不会给予掌声。大家起身,鱼贯而出,慢脚步,不言语,好像显得特别有秩序。我走出大楼以后,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略加观察,少数人表情上显得轻松自如,较多的人脸上仍然延续着会场中的严肃气氛。回想起来,这个会场太特别了,恐怕是我见过的除了追悼会以外的唯一没有掌声和笑声,甚至连笑容都没有的会场。

会是散了,但哭犹在耳。这一“哭场”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位同学没有写过决心书吗?写过,而且态度很坚决,但确有像他这样的极少数同学隐瞒了自己或家庭的实际困难,跟风表态,在决心书上竞相高调,以表现其热忱之心和表态上的积极性,于热火朝天中自得其乐,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实际上还有一丝侥幸心理,认为领导是不会分派他去那些地方的。若正好主导分配的老师有所疏忽,就会出现偏差。现实是残酷的,方案一经公布,任何人都无法变动。我曾私下对个别同学开玩笑地说过,宣读毕业分配方案如同宣读判决书,而且是终审判决,天王老子也无法更改结论。

那一年我们系的全部毕业生都服从了国家的分配,无所犹豫地背起了行囊,走向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岗位。


四  一个萝卜一个坑——毕业分配名单是怎么出炉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我们的名字又是怎么和有关岗位一一挂上钩的呢?我一直想探个究竟。因为我是留在本系工作,跟原来的辅导员赵老师成了同事,我在一如既往地尊重他的同时,与他讲话就不像做学生时那样拘谨了。有一次跟他在一起,聊到了毕业分配的事,我就单刀直入的问他,我是怎么进入留校名单的?他说,本来是动员李X蟾和你两人考研究生的,因为你们两人成绩在班上是排在前面的,领导两次找你谈话,你都没有同意,说家里是弟兄三人读书,农村收入低,经济困难,不忍心再让父母受窘迫之苦,早点工作,以分其忧。你未进入研究生名单,根据你的条件,自然而然就进入了留校名单。我又问他,不是说有用人单位来挑选人吗,那不是也有可能被人家挑走?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凡留校学生的名单、档案就不再对外了,他们就不可能把你挑走了。我又好奇地问,外单位怎么挑人?你们又怎么应对?他说,多数用人单位并不来挑人,只是根据国家的分配计划,到时等着我们的毕业生去报到就行了,张三去就是张三,李四去就是李四。但少数用人单位会派人来挑选毕业生。系领导在毕业分配大会上说过,每年上半年,系里要成立党的领导加年级辅导员组成的5人小组,这个小组根据国家下达的人头计划,再根据毕业生个人的政治条件、平常表现和专业学习情况等等,反复掂量比较,一个萝卜一个坑,力争相互对应,也尽量做到公平合理。如有来挑人的,我们就将已对应在位的人头档案给他看,比如按计划,这个单位在我们这里要两名学生,他们对其中一个不满意,其理由要得到我们的认可,这样我们就根据其要求,换上一个认为适合的学生的档案;如果他们认为可以,那名单就定下来了,极少有要求再换的。我们的学生档案不是对外敞开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任意挑选。因为有用人单位来选人,原有的方案就会被打乱,5人小组就要重新讨论,调整出新的分配方案。一有情况,方案就可能要变动,所以大会上对你们宣布的方案才能叫最终方案。

从放出的名单到最后公布的名单,历经多次变动,多数是外来的原因。赵老师举了一个不平常的例子。我们的人头计划中有一个军事单位的指标,因为是军事单位,人头按高标准配备的;但这个单位来人了,明确提出不仅专业素质要好,而且一定要是共产党员。这个班上有中学入党的学生,但其他方面不符合要求,而这个年级五年里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这怎么办?请示校党委,突击发展了一名党员。而为配备学生辅导员,又要求增加一名,所以共特批了两名。因为是特批,其他要求入党的同学,包括不少学生干部,还是没法解决入党的问题。他还说到我们邻班的一位同学,思想进步,行动积极,品学兼优,大家特别称赞他学雷锋做得真、做得实。有一次星期天,他带上两块烧饼,乘坐公交车到郊区帮(公社)社员割稻子,天晚了,人家收工了,他才从稻田走上了公路。正巧碰到一个外系同学,一起乘车回到了学校。一直到几个月后,这件事被偶然地传到了班上,大家才知道他支农的事。赵老师说,他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但当时情况特殊,这样的同学也未能入党,只有在毕业鉴定上将其褒扬到位,并在毕业分配时将他推荐到高要求的而且适合他的岗位位上去。

记得刚进大学时,有一位任课老师在课堂上说,你们这个专业是培养干部的,当时没法理解他的话,后来慢慢地知晓和悟出了这个班(专业)的特殊性。我们班30个同学,进校时,有5位党员,22位团员,出身成分全都是好的,这样的政治条件在全校班级中是少有的,历来的经济地理班都基本如此。而且,经济地理与哲学、法律等一起是文科生必须加试数学(“文革”前文科生不考数学)才能报考的专业,即要求文理兼长。以上这些可能都强化了分配上的优势。当年,名称不对外的中共中央某部直接从我们班调录5人,也可见一斑。

我们班同学毕业后所去的地方,有北京、黑龙江、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和四川等省市,如讲历年分配,包括了大陆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从具体岗位看,除中央机构以外,就是省、地级政府机关(地级的只有1个)、高校及省市的研究所,还有城市规划设计院、黄河工作委员会、海河设计院等。从历年分配的岗位来看,主要是国家计委、工业部、农业部、交通部、商贸部等,省计委、工业局、农业局、交通局、贸易局、统计局等(当年不叫厅)。还有高校及研究所。从上可见,基本上都在首都和省会城市。从工作岗位看,除少数成了党的干部,其他人都干的是所学的专业。经济地理专业的毕业分配历来为其他专业的同学所羡慕。我们班内部所比较的,只有同学口中常提及的地区差异。


    (文、图/李德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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