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9月进入南大上学的，1968年底才分配离校，一共在校五年多。前三年学习专业，后两年多经历“文化大革命”。既学到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也深切感受到“触及灵魂”的洗礼！感慨良多。
一 巷子里的名校
1963年8月底，一个炎热的夏夜，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期盼的心情，登上了去南京的长江客轮。其时长江客轮是午夜起航，第二天的半夜到达，整整24小时。
下到码头，举目四顾，并未见到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新生接待站”！往哪里走呢？要知道，我自小到大，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南通，没有旅行的经验，再加是夜半时分，人又累又急。没有接待站，只有靠自己了。我跟着下船的人流，跨过有些崎岖的铁轨，走到了港区的环形马路上。向左还是向右？问了两三个人，才知道向右！一路上紧瞅着路边的站台，终于找到了一路公共汽车站。幸好一路车是通夜车，上车买票，再摸出录取通知书来看，是到鼓楼下车。问售票员有多远，答曰：早呢！但是我不敢懈怠，生怕坐过了站头！等听到“下一站鼓楼”的时候，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下了车找汉口路，却怎么也找不到，来回找了两趟，几个东西向的巷子口都没有汉口路的路牌！在这么个闷热的夏夜，背上揹着被子帐子及冬衣，手里拎着一个网线袋，里面装着换洗衣服、洗漱用品以及书籍。夠沉夠累，加上找不到地儿，心里着急，浑身汗出，形容狼狈。正徬徨间，却见西边巷子里走来一位夜行人，救星到也。疾步趋前问曰：“请问汉口路在哪里？”那人莞尔一笑：“这不就是！”“怎么找不到路牌？”“你往西走么，不错的！”道谢以后疑疑惑惑地向西行去，脚下是粗石路面，觉得有些扎人。行不多远，见一宽阔的门面，还有战士在站岗，停步观望：这里不像学校呀。哨兵看看我的样子，朝西挥挥手。我只好继续朝西踽踽而行。后来听说这里是南京军区的印刷厂。走不多远，出现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注足观望，前方豁然开阔，不远处有高大的门楼，闪烁着灯光。蓦然间又见路边立着一个水泥路牌，上书“汉口路”三个大字！
走近了，那高耸雄伟的门楼太壮观了。就着灯光，我看到四个金光闪闪的毛体大字：南京大学。我曾经幻想过多少次的南大校园终于将她的面纱揭开在我面前，雄伟、庄重、大气、美观，金光闪闪。我久久伫足在校门外，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此后，我几乎天天从校门经过，每次都要停留片刻，默默地祝愿学校不断发展壮大，暗暗地决心学好功课，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有一点让我惊异的是，全国知名的、堂堂的南京大学，竟然是在一个巷子里！
二 很有趣的专业
我的专业是生物学系动物学专业，这是我中学时最心仪的专业。也是非常有趣的专业，如愿以偿地录取了这个专业，我实在是很高兴。主要专业课有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物化学等。因为有兴趣，我学得很认真，对两门动物学课程更感兴趣。这两门课程的老师安排了很多的实验与实习。大一结束时到青岛进行无脊椎动物实习，教这门课的是许智芳先生。因为是暑假期间，所以借住在山东海洋学院学生宿舍。我们每天傍晚趁低潮时到海滩上采集无脊椎动物，制作标本。有一天老师组织我们凌晨4时出发，乘小火轮看海上日出；那个美景啊，至今都历历在目，尤在眼前。青岛附近有好几个小岛，我们都到过了，最大的是团岛和黄岛。岛上的红螺壳比比皆是，随手可拣。我拣了几个带回家，一直保存至今！青岛实习期间，生物学系党总支书记谢家极老师曾亲临山东海洋学院看望实习师生。
大二的暑假，袁传宓教授带我们去安徽黄山进行脊椎动物学实习。我们借住在黄山脚下汤口镇的一所小学里。那时，国家尚未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老师带了猎枪，打到兔子、松鼠和很多鸟，观察到的鸟更多。其中以鹭科鸟为主，鹭科鸟类的腿比较长，民间习惯称为长脚鹭鸶。还有画眉、三宝鸟、啄木鸟和鹰、隼等猛禽。袁老师带领我们做黄山地区鸟兽的垂直分布和生态的调查，并对这些动物进行了分类检索，确定学名，制作标签，标签上注明中文学名和拉丁文学名。制作的标本都带回了我们系里，陈列在西南大楼二楼的标本廊里。因为在制作标本时要使用砒霜膏防腐，为保证安全，所以所有的动物肉均不准食用。我也曾向袁教授要了一只夜鹭的标本带回家，可惜后来在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
那时南大全校有6000多名学生，有108名教授和副教授，大家私下里称为108将，其中生物系就有10名之多！无脊椎教研室的一级教授陈义，是国际权威学者。他不但科研成果多，讲课也很精彩，有一次给青年教师上示范课，讲授的内容是环节动物。他不带课本，也没讲稿。上课铃响开始讲，两节课连上，中间不休息。下课铃响，他的最后一句话讲好，立即下课。这一小小的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做事力求认真准确，不马虎不拖拉。有了讲课讲座的机会则精心准备，从不浪课拖课。
教我们组织学的是秦国强副教授，他要求学生精心科研，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要有耐心，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他用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诫我们：朝鲜平壤大学有位金凤汉教授，声称发现了中国中医所说的经络系统，并有实验的显微照片作证！还将一些组织结构命名为凤汉管、凤汉氏小体等。《人民日报》曾头版头条重点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是全世界有关科学家都没有解决的难题。秦老师也采用猪鼻镜作材料做实验，不管怎么用心都做不出来。后来东窗事发，金教授是用染色法造假唬弄人的，最后不得不跳楼自杀以谢罪。
据我所知，这个难题至今为止都没有真正解决。
三 很讨厌的臭虫
在南大的学习生活，总的来说是正常的、愉快的、顺利的，但也发生了一些无奈的小插曲，尤其是开学伊始。到校的那天已经是半夜过后了，有位高班负责接待的同学带我进了12舍一楼的一间寝室后就回去休息了。我将行李丢在铺位上后就急忙去了盥洗室，哪里知道回来时走反了方向，推门进去发现不对，才悻悻地退出来！第二天上午，我想出去买文具用品，出了宿舍区大门向东，到小十字处拐北，沿着南大的围墙向北走到鼓楼。从鼓楼向西，沿着北京西路前行，可一路上就没见到什么商店，专业的文具店更是鲜见。我心里懊恼，偌大的南京，连卖文具的地方都没有！回校吧，怎么走？我想，出来时是朝北走的，回去要向南，经上海路和广州路，边走边问。在到了宿舍区南门围墙时，我还找了一位警察问南大在什么地方！那时南大门外没有任何标识。我是从北大门出去的，根本不知道南大门，不啻是又闹了一个笑话。其实，北大门有几间小房间，分别是银行、小卖部和文具店，根本用不着出去买文具。这些实在都是小事，是像陈焕生上城一样因为不熟悉周围环境而造成的。
还有一件事是更闹心的，也是蛮难解决的。那就是臭虫！不要小看了这种小虫子，生物系的学生和这种小生物斗争了三年，才勉强打败了他们。进房间的第一天，其实应该说是次日凌晨了，同房间先我而到只有一位，他叫肖爱华，扬州人。他说先前是睡在铺位上的，但是不多一会儿脸上身上就被咬了几个包，很痒。他肯定是臭虫，因为他看到了。我们的宿舍有五张木质高低床，可以住10个学生，另有五张学桌。他被咬得很难受，只好睡在桌子上。我知道臭虫的厉害，也把草席放在桌上。因为太累，一觉睡到天亮，起来后发现脸上也有了几个包，奇痒难忍。心想，天呀，五年呢，怎么熬得过去呀！
臭虫叮咬的痛痒比蚊虫还要厉害，上课时忽然痒起来，只好稍挠一挠。让老师看到了，以为在做小动作，又不好解释，蛮尴尬的。到了冬天，衣服穿得多，还没办法挠，真难受！校系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在我进校后不久就发布灭臭虫动员令，全校统一行动，一起歼灭臭虫。我们在房间里、帐子里和床缝里到处洒六六六药粉，在房间里用DDV乳剂烟熏。我们班上女生则请男生帮忙，把铁架高低床抬到楼下，用火烧和烟熏结合的方法灭虫。这种讨厌的虫子具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特点。一是隐秘性强，只要有很小的一点缝隙，他们就能藏匿其中，让你无法捉到。二是新陈代谢慢，耐饥性强，能够数月不食仍然存活。我曾做过试验，确实如此。三是行动敏捷，爬行很快。感觉到很痛痒的时候它已经逃到了藏身之处，莫奈其何了。第四是耐受性强，高浓度的农药，竟然不能把他们全部杀灭。后来学了无脊椎动物学才知道，低等动物在某些情况反而具有相对更高的耐受力、适应力和繁殖率，这是他们对自然和环境的适应。自此开始，全校每学期举行一次统一歼灭臭虫的行动，到了大三的第二学期，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讨厌的臭虫才基本绝迹。
四 很无奈的“文革”
（一）打倒了匡亚明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开始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后来的实践证明，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句话对每一个人几乎都适用！“五·一六通知”发表后，江苏省委成立以彭冲为组长的文革领导小组，相继成立南大文革工作组，组长彭冲，副组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就是后来很有名气的“梁杜吴”。彭冲专门到南大做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文革”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刘少奇派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被简称为“资反路线”，刘少奇在北京公开检讨，我与南大全体同学一起在大操场听了现场实况广播。延伸下来，江苏省委派工作组进南大也毫无疑问是路线错误。那时南大有两个分校，即湖南常德分校和江苏溧阳分校。
六七月间，我们在组织胚胎实验室实习，用二氧化碳（干冰）法做切片。大约11点钟的时候，猛然间听楼下马路上传来口号声，当时不知是什么事。下课后看到校园里出现了“反对资反路线”和“打倒匡亚明”的标语，听到匡亚明校长被溧阳分校师生打倒的消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很不理解！殊不知这一梦幻般的“文革”开局把我们带到了两年多无课可上的境地，一名五年制本科生实际只上了三年的课！自此以后，这个处于象牙塔尖的著名高等学府，会时常传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停课闹革命、读书无用、“逍遥派”最可耻、批斗“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生物系是死物系、那个致力于研究量子化学并自学几门外语的温元凯，被作为白专典型重点批判……
（二）步行大串联
随着“文革”的展开，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造反组织，并逐渐分成了两派，即“好派”和“P派”。我参加了“八·二七兵团”，属“P派”；有的师生两派都不参加，被称为“逍遥派”。年底，我和我们班肖爱华以及生化专业的鲍荣熙三人受兵团委派，筹备南京红卫兵造反成果展览。首先是去上海、北京参观。第一站去上海，我们看得很认真、很仔细，记了笔记，进行讨论并拟订了初步方案。
就在这期间，在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联的热潮，我们三人排了一天的队都没能拿到去北京的火车票。晚上继续排队，但插队太多，秩序混乱，就这样排一夜的队不见得能拿到票。老肖与车站商量：我们三人，一人排队，两人协助车站维持秩序，站方很赞成，要我们三人全部维持秩序，不必留人排队，并保证我们能拿到票。我们辛苦了一夜，车站也未食言，替我们留了三张票。但终点站却是新疆而不是北京！他们认为我们出来串联，是越远越好，而且手上已无余票。车站表示很抱歉并提了三个方案：一是中途下车转北京，二是到新疆后再去北京，三是等一天给我们三张票再走。我们决定先上车再说。上车后发现情况大变：下了车想再上车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太多了！而且我们的任务看来也没有必要了。于是我们决定索性直达新疆，机会难得！车到西安，由于天气转冷且异常干燥，老鲍开始流鼻血，很不适应，于是下车转回。我和老肖在拥挤的车厢中到达了乌鲁木齐。
在乌市逗留期间，中央发出了步行串联的号召。老肖和我商量成立步行串联长征队，贴出告示招收队员。先后有十来名大中学生报名，最后定了九名，其中有两位女生。我们的队取名“继红军硬骨头长征队”，我们去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办事组申请备案，却没想到未获批准。理由是清一色口内学生组成的步行队一律不批（主要原因是怕出事故）！我们下了决心，不批也要走，在向办事组借了一些御寒物品和宣传器材后就出发了。那两位女生因种种原因在全队出发前退出了。我们七人一致选举老肖为队长，七人分别来自上海（高中生黄磊）、南京（我和老肖）、陕西（西安公路学院学生黄为民、初中生高俊命）、河南（初中生蔡登峰和李春峰）。年龄最大的22岁，最小的13岁，才上初一。
虽然作好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一路上的艰辛仍然超出了我们的想像。我们基本上沿着铁路走，车站就是接待站，车站站长就是接待站站长，所以吃喝到是不成问题，不至于受饿挨冻、风餐露宿。但是有几件事情是至今难以忘怀的。
第一是寒冷。口内的冬天，零下5度算是很冷的了。新疆日常就是零下十四五度，虽然不怎么下雪，但干冷加上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鼻子里呼出来的气瞬间就在眉毛胡子上结成了白霜，看上去像个白胡子老头儿。我们只有和江苏差不多的冬装，怎么也抵挡不了野外的冰凉！尤其是出发和宿营的时候。中间跑路出了汗要好一些。
第二是饥饿。三餐饭菜是吃得饱的，但中间要补充能量就困难了。我们每人早上带两个玉米窝窝头，上下午各吃一个。那玩意儿热的时候还可以，尽管用毛巾包着，半小时以后就又冷又硬了。实在觉得饥饿才拿出来咬两口，这个滋味太难受了。所以不是太饿是不会动它的。
第三是累，我们沿着铁道走只有枕木和路肩，路肩狭且不平，走不好就会摔到路基下面去。路基有两三米高，摔下去要受伤的。我曾亲眼目睹邻队一名队员从高高的路基上摔下去，十来分钟都未能爬起来。走枕木也不容易。两条枕木之间的距离比人的正常步幅小一些，所以只能小步走，这样速度慢了。一步跨三根枕木又夠不着。枕木之间填的碎石蛮硌脚的，很不舒服。走累了想歇息脚嘛，也不行。热汗只要几分钟就变成内衣里冰凉的潮湿，令人更不舒服。
好容易到站了，卸下背负的重物，感到一阵轻松。要想上个厕所，那就要受二茬罪了。车站周围三五百米内没有人家，车站上又没有女职工，因此车站的厕所除了有个顶棚和蹲坑外，其他什么也没有，有的连顶棚都没有，更不要谈马桶、墙壁和扶手了。小便还好，大便会出现三不：蹲不下去、拉不出来、站不起身！凛冽的寒风吹得屁股都麻木了，进而连腰甚至全身都麻木！我出身在农村，家里的生活设施也比较差，但这样的罪我没受过，我想论谁也不想受第二次！
第四是痒。从乌市出发没几天，我就觉得身上痒。仔细体会，与蚊子、臭虫咬的不完全一样。晚上上床把内衣脱下来检查，在布缝里找到了罪魁祸首——虱子。对于像我这样动物学专业的学生，我对这类动物的知识也有过涉猎。虱子与臭虫的外形小有相似，但习性不大一样。臭虫咬人后快速回其藏匿处，虱子却是附着在人体的衣物上，所以称为体虱。我们现在身上就是体虱。另外还有头虱和阴虱，分别附着在头发和阴毛上。这些体虱随时可以咬人，从这一点看，比臭虫更为可恶。虽然我们每天都要捕杀他们，但直到步行串联结束，都不曾能够彻底消灭之。我们每晚睡觉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脱掉衣服捉虱子。队里有个河南驻马店的初中学生，姓李，夜里不穿衣服睡觉，我们开玩笑喊他“李光腚儿”。他告诉我，他们那里不论男女老少，夜里睡觉都不穿衣服，我猜想，害怕虱子大概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五是险。我们走过了新疆著名的“百里风区”和15千米的沙漠地带。“百里风区”，顾名思义就是有100里长的一段路，日夜刮着六七级甚至八九级的大风。夜里，大风卷着砂石打在窗玻璃上啪啪作响。各车站接待人员告诉我们，玻璃是加厚的，不必害怕。白天，我们顶着狂风前进，一天只能走二三十千米，是正常速度的一半还不到。15千米的沙漠我们整整走了4个小时。队员小高不小心掉到水沟里，膝盖以下的衣服随即结成了冰凌。其艰难险阻可见一斑！
“长征”路上受到的锻炼还远不止这些，因为篇幅太长，就不再赘述了。
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办事处虽然没有批准我们组队步行串联，但却非常关心。除借给我们必要的装备外，还随时关注我们的行踪，尤其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出发，他们就打电话到我们必经之路的第一个接待站。晚上下班还留下一位工作人员守在电话机旁。正当我们犹豫，怕接待站不肯收留时（因没有正式的批文），接待站的工作人员老远就态度和善地迎了出来，问我们是否口内学生组成的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高兴得不得了，说自治区办事组一直在电询你们情况。他们马上打电话报告了，那位留守值班的工作人员这才下班回家去了。此后，他们一直关注我们的行踪，直到我们离开新疆进入甘肃境内。
还有两件事必须要补记一下。
1966年11月20日我们从乌市出发，1967年2月5日夜抵达甘肃省会兰州市，共用时78天。其中在哈密县因夜晚煤气中毒休息两天，在哈密县东风公社团结大队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7天，实际用时69天。根据铁路里程碑计算，总行程1892千米。平均每天行进约27.42千米。一路上我们坚持步行，没有坐过一次车，步行走完了全程。此时中央发出了停止步行串联的通知，正值春节将至，我们就结束行程，各自回家了。
我们一行步行经过新疆哈密县，这里新辟了一个接待站，找了一位小年青为房间里烧炕。可能是缺乏经验吧，他把未烧透的碳拨拉到了炉膛的外面，致使煤炭不完全燃烧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我们几个人不同程度中毒，差点造成重大事故，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三）调查“走资派”
1967与1968年，我主要参加南大八·二七兵团调查团的工作，我分在第六组。组长是历史系的一位老师，组员除我外还有化学系、地理系的学生以及江苏省级机关医务室的一名医生。主要工作方法是内查外调。第一个对象是南大总务处处长高鲤（正市级），主要调查他抗战时期参加南通抗日宣传总队的工作情况。此人年龄偏大，血压偏高，每次来谈情况总是由其夫人陪同。夫妇俩都是南通人，口音很容易听出来。他们比较详细地回忆了这支抗日宣传队伍的基本情况以及主要的人员组成。没有查出有关叛徒、特务的线索。
第二个调查对象是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我曾多次步行去北京西路省委大院参加对省级“走资派”的批判会。彭冲是江苏省省级领导中年纪最轻的两位之一（另一位是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也是批判会上最为活跃，回答问题最多的两位省级领导人。我也曾数次与第六组的组长和组员去彭冲的集中居住地（好像是西康路33号）二楼找彭冲谈话。那个地方据说是曾经的跳舞厅，有军队守卫。我们去找彭冲要预先通报，获准后才能会见。我们在大厅的一角坐着交谈，气氛和谐。我们称他彭书记，他对我们也很客气。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每次会见都要二三个小时。
我们还到彭冲的老家福建漳州外调，见到了彭冲的父亲和家人。后来，彭冲与许家屯被党中央点名去北京参加学习班，实际上就是“解放”了。我们第六组的任务也宣告结束。彭冲后来和苏振华、倪志福一起被中央派驻上海，解决了上海的问题。再后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96岁的高龄辞世，这是后话，不提。
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动物专业似乎并不突出，没有记忆深刻的事例。
（四）轻松的“三学”
两年多的时间中，我们不上课，学校组织学军、学工和学农。
那是1968年的6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要求我们南大的学生分批到安徽城西湖学军。城西湖是安徽省霍邱县西侧的一个内陆湖，湖水深度一米多，湖底比较平坦，汙泥质，面积8万多亩，也有说是99平方千米。抽干水筑坝之后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农场。南京军区60军178师在这里垦殖种粮。我们的主要劳动是割小麦，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收割是由军队机械化操作，边角和倒伏的由我们学生负责。许司令员对我们很关心，他说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让我们坐军区的军用卡车，说这是军事行动，必须保密。因此来回都是夜行军。我们班二十多个学生乘一辆军车，大家坐在自带的被子上，时间长了有点累。大家，不管男生女生，互相依靠着打打盹。每天割麦的时间并不长。劳动中间的一天，我们正在田间，忽然看见许司令来到了我们身边，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态度和善，主动和我们握手，还不断地说：“同学们好”。我们也不断地喊：“许司令好”。一会儿，他继续前行，去看望其他同学。
有一天晚上开批判会，批判生物学系党总支书记谢家极老师，据说她是解放前参加南京地下党的，是正市级的“执行资反路线”的“走资派”，在批判会的中间，不知是哪个班的一个学生，忽然抓住了谢书记的一只手并猛然地扭向后背，谢书记在喊痛的同时跪倒在地上。在微弱的灯光下我看见她眼睛里闪烁着委屈的泪花。这一幕景象牢牢地映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难以忘怀！
上午劳动，下午军训，主要是队列操练，记得好像打过一次靶。
回宁时，仍然乘坐军用卡车。傍晚时启程，178师师长亲自到营地大门口欢送，并赠我们每人4只月饼。
学工的单位是浦镇车辆厂，这是一家专门生产和修理火车车厢（现在称为绿皮车）的工厂。分配我的工段是拆卸车门车窗，主要是用螺丝刀拆螺丝，这个工作看似容易，实则费力。因为螺丝大多严重锈蚀，卸螺丝要用劲，而且要用巧劲。喷砂除锈是机械化的：用高压气流把黄砂喷射在车壳上就行。操作时要根据除漆除锈的程度调节气流喷砂的速度和方向。除好锈的车厢送到下一个工段整理、修补和喷漆。
我们班有一个学农的联系点：南京孝陵卫附近的小庄村，那时称生产队，队长是唐金和与陈祥润。1968年夏秋我们又去帮助收稻，我们被安排住在社员家里。我和“走资派”、生物学系系主任肖信生住在小镇上的一户社员家里。当然，我们负有监督劳动加上批判的任务。肖主任人高马大，体力充沛，态度谦和，挑起稻担来平稳快捷。得到社员和我们同学的一致好评。“文革”前，肖主任没有教过我们的课，所以并不太熟悉。社员夫妇对我和肖主任都很客气，私下里问过我这人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他们肖是系主任，反正是“走资派”，据说是教会学堂出身，参加过三青团，有些复杂的背景。第一天早上吃早饭，每人一大碗山芋粥。我吃完，饱了。肖主任慢慢地吃完，不吱声。我说，收稻很累的，吃饱一点好干活。社员夫妇连声说是，又给他盛了一大碗，他很快就吃完了。问他要不要再添时，他只说了两个字：夠了。这之后的每顿饭他都吃得很自在。
那时我是班上的红卫兵小组的组长。我、刘兴旺、老肖、队长几个人商量要开个批判会，预先落实几个主要的发言人，要防止个别社员或学生出于阶级感情而动手。我们几个约束学生，队长负责约束社员。开会时，首先学习毛主席语录，包括“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会开得很“成功”。肖主任站着接受批判，我让他站在我身边，没有受到任何人身攻击和变相体罚。若干年后，我和他在无锡鼋头渚公园巧遇，看见我时，他从中巴车上急速下来走向我并双手与我紧握，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不胜唏嘘的样子，怆然的眸子里闪烁着些许的泪光。是从劫难中全身而出又恢复了系主任的职务，还是在小庄村劳动时没有挨打挨饿，或许兼而有之，我不得而知！之后我没有再遇到过他。
五 迟来的分配
1968年12月，终于等到了分配工作的好消息。还好，延迟分配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本应六七月份分配，也就差了半年左右，上两届学生拖延的时间比我们长得多。按照“文革”前的情况，南大生物学系的毕业生大多分在省级以上的科研机构和高校，做生物学科研和教学。上届动物专业的毕业生大多分到西北的保密单位，穿军装，部队编制，很帅的。据说那个单位的营房已经准备好了，只等我们前去报到！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非常高兴，十分向往。
然而，风云突变。在我们分配工作的前夕，党中央发出了“四个面向”的号令。我们的分配方案中没有了具体单位，有的只是市、县和农场。到市县的由市县再分配，到农场的先劳动锻炼。我们班的分配方案中有一个南通市的名额，我于是选择了回老家就业，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南通，以年轻的“臭老九”的身份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
2019年7月27日再修改，是为第三稿。
（南京大学生物学系动物学专业1968届 达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