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古都金陵，玄武潋滟，紫金氤氲；扬子滔滔，石头城悠悠。
难忘南京大学，楼宇错落，林荫深邃；树木森森，北大楼巍巍。
我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投放在南京，投放在母校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用丰富的知识乳浆滋养我，用厚重的历史文化熏陶我，让我从懵懂少年成长为本科毕业生。
1962年，我走出三年饥荒的困顿考进南大中文系，1967年在文化大革命的迷乱中毕业，1968年被分配到祖国内地工作。人生有许多记忆，有的如长空烟云，片刻消散；有的刻骨铭心，伴随生命。就读南大的那六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其间经历，给我留下了永志难忘的珍贵记忆。
记忆犹深北大楼
我的老家在濒临黄海的苏北农村。我高中毕业的1962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遵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重点大学招生规模大幅缩减，地方上的一批大专学校则停止招生。如此一来，当年高考录取率锐减。作为一个农村孩子，能够考进南大这样的高教部直属重点大学，殊为不易！开学后，中文系负责招生工作的王兆衡老师对我们说，江苏省第一志愿填报南大中文系的考生有1600多人，只录取寥寥30名。另外分别在上海和安徽招录5名，这样，南大中文系1962级共招录新生40名。40名幸运儿都是当年高中毕业生（包括调干生）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入学南大，学业必须优秀，体检、政审也特别严格。可见南大这一届新生质量不可谓不高。
从海滨到省城，迈进历史悠久、声誉卓著，曾被称为“东南学府”的南京大学，我内心当然感到自豪，觉得幸运。入学之后，带着探索新奇的心情在校园各处走走看看，目之所及皆为以往见所未见，强烈的新鲜感扑面而来。校园里的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而最吸引我的是教学区的北大楼。没有人向我做介绍，但我觉得北大楼是南大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南大的核心部位。从那时候起，北大楼就在我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北大楼西南侧外墙上嵌着的一块石头上镌刻着“1919”字样，我想那可能是它竣工的年代。哦，40多年过去了，北大楼经历过自“五四”运动以来古城金陵的风云变幻、兴衰沉浮，见证了南大经风历雨不断前进的历史脚步，蕴含着这所学府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端详北大楼烟灰色的外墙，欣赏层层叠叠围绕着楼宇的爬墙虎，但觉青翠欲滴的叶片透射着北大楼的勃勃生机，于端庄、厚重之中散发出几分灵气。
北大楼虽然并不高大，但却让你感受到它气势不凡。它凝聚着南大校园深沉的历史底色，好似一位巨人叙说着这所学府的光荣历史和不朽业绩，传扬着“格物致知、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传统，让我内心深处不断生发出许多朦朦胧胧的遐想。
北大楼让我陶醉，让我迷恋。
此后六年，我记不清多少次经过北大楼，每一次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放慢脚步，仰望北大楼绰约的英姿，欣赏周边优美怡人的景色。我也曾漫步楼前的草坪，怡然南望北园教学区，饱览古朴大气的校园风光。望中所及，处处皆风景，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知识在这里深深相融。
偌大的校园古色古香，清新幽雅，诗意浓郁。校园里草坪展展，树木葱茏。北园往里，大道宽阔，清静整洁。梧桐树枝繁叶茂，浓荫覆盖大道。莘莘学子背着书包进进出出，步履匆匆，满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新生活的追求，行走在探求的大路上。一栋栋宫殿式教学楼檐角飞扬，极富古典艺术趣味。大礼堂也是一座古典式样的建筑，规模不大，但我印象犹深，因为开学不久，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徐福基在这里开过“新生入学教育”课。他讲得生动、风趣，觉得终生受用，我至今还能记起其中的些许内容。
教学区的图书馆、实验楼，一些旧时留下来的雅致的小别墅，还有学校大门……至今历历犹在眼前。
那时候，虽然国家还有不少困难，但南园的宿舍、食堂、医院一应俱全，生活设施还能满足我们学习、生活的需要。
就读南大六年，生活在南园，重心始终在北园，记忆犹深北大楼。
苦读时光两年半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际遇。南大这段经历在我的生命中印记深深。
满怀求知的渴望走进南大校门，本是为了拜上名师游历学海，做学问、长知识。可惜实际并不如我所愿。当年南大本科学制定为5年，实际上课的时间最多只占一半。另外两年多，我们响应号召先后到海安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奔赴溧阳上山取石建设南大分校，开赴安徽军垦农场学军收小麦。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无可例外，中断了学业。说实话，上了大学却不能上课、读书，心中有多少不解甚至失落！但苦于无奈，只好随着历史的脚步且行且看，一路彷徨，一路思索。
庆幸的是，我们还是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多的课。基础课程草草结束，专业课刚刚开始，就因为建设溧阳分校戛然而止。
大凡能上课读书，同学们都高度自觉，一门心思扎进书堆，埋头读书，求知上进。那年头，作为学生，我们不具备消费能力，一个月区区几块零花钱，只能用于理发、洗澡，买个牙刷、牙膏和肥皂等必需品，看电影、逛公园也只能偶尔为之。我们也舍不得花时间玩乐，只要能捧起书本，在书本里如饥似渴地探索，便乐不可支，觉得无比幸福。大家像高中时代一样，上课没有人迟到、早退，更没有人逃课。课堂里秩序井然，同学们边听边记，聚精会神。
南大拥有一批国家级教学名师和中青年专家，可谓群星璀璨。知名教授薪火相传，南大的智慧闪耀中华史册。中文系更是名师云集。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等老教授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潜心治学育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造诣精深，成为名望甚高的学界翘楚。中文系系主任陈瘦竹教授讲戏剧美学，赵瑞蕻教授讲授外国文学史，黄景欣老师讲授语言学，秦德林老师讲授文学概论，邹恬老师讲授现代文学史……侯镜昶老师常常带着茶杯讲授古代韵文，他抱病讲解长诗《春江花月夜》的情景，令我们心生感慨。老师们非但学问底气足，而且教学态度严谨认真。看得出来，每堂课都做了准备充分，所以讲起来滔滔不绝，有条有理。我们全神贯注，谛耳聆听，无不为之折服。
老师引领我们带着浓厚的兴趣探索未知，尽享知识的滋润。中文系成立戏剧研究小组，陈瘦竹教授带着我们一次次观摩华东地区戏剧汇演。我们在艺术享受中大开眼界，领略戏剧美学、感悟创作原理、提高戏剧艺术鉴赏能力。
南大图书馆藏书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位居前列。海量藏书是我们向往的知识宝库。阅览室成天爆满，是万千学子自修的圣地。当年图书馆（编者按：指的是现在鼓楼校区“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的阅览室场地小，去自修须凭阅览卡。阅览卡是“稀缺资源”，一个班级只能分到少数几张，轮流使用。有一次我获得阅览卡，下决心抓住机会读完著名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并且写出读书报告。那天一早，我买了几个烧饼揣进书包奔向图书馆。整整一天，效率奇高，读完了厚厚的原著，还写成了读书报告，得到“写作实习”课裴显生老师的肯定。但没有人知道，那天高强度的脑力劳动把我累得头昏脑涨，晚上9点多回宿舍时，一路上只觉得头重脚轻，到宿舍门口竟撞到了门框上……
读书真的很苦。但无论多苦，我们无怨无悔，不懈追求。只希望在苦读中了解世界，领悟人生，汲取知识，让自己聪明起来，成长起来。
校园内外故事多
南大代代相承的历史，是一部立德树人的传奇。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半业，南大对学生思想品行方面的教育抓得是很紧的。南大创造了许多机会，让我们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从思想、意志多方面得到了磨炼和提高。
许多事让我们至今难忘。
公告栏里警示多。1962年9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强调进一步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重提阶级斗争。学校响应号召，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整顿风纪，端正学风。走进南园大门，大道两侧都有长长的玻璃橱窗，记得东侧是公告栏，西侧是宣传栏。公告栏里常常公布对犯错学生的处分决定。那时候强调校规，学生要专注学习，不能谈恋爱。少数学生谈情说爱只能“地下活动”，如果行为出格或女生怀孕，一经发现，则勒令退学，并公告全校，绝无宽容，以儆效尤。由于风纪甚严，校园里只有学子背着书包行色匆匆，不见有人奇装异服或卿卿我我。
枕木精神寓意深。立志为国家“办好一所大学”的郭影秋，不做省长到南大当校长。1963年春季开学之初，他在南大师生大会上作报告时，倡导南大人培养甘愿奉献的“枕木精神”，像枕木横卧钢轨之下，让呼啸的列车从铁轨上隆隆驶过。“枕木精神”强调默默无闻地奉献，强调有所作为、敢于担当。郭校长的倡议在学生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许多学生表示从年轻时就应该懂得不计得失为国为民做贡献的道理，学成之后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人。我们班左作枢同学原本以“左某”自称，呼应郭校长倡导的“枕木精神”，遂拆分“某”字为“甘木”——甘心情愿做一根铁道上的枕木。尔后我们也呼其为“左甘木”。
条件虽差意志强。我们在南大读书那些年的物质条件，不是今天的年轻人能够想象的。我先后住过四舍、十一舍、九舍等几幢宿舍楼，房间面积都在20多平方米，一般放置五张双层床架，十人同住，中间还有几张带抽斗的木桌，空间逼仄，进出宿舍或上下床，都会挨挨碰碰，觉得拥挤不堪。
房间小一点也便罢了，苦在当时不可能配备电风扇，更没有空调。南京的夏天酷热难当，气温最高时逼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触及任何物体都是热乎乎的，上床一躺下就大汗淋漓，根本无法入眠。挨到后半夜，卷起草席，铺到室外草坪上，想稍微迷糊一会儿，可白天大地吸收的热量散不去，依然暖烘烘，就这样彻夜无眠……第二天，食欲减退，萎靡不振，但我们仗着年轻，该干啥干啥。
无法讲究什么营养，因为除了物资匮乏，更因囊中羞涩。饥荒年刚刚过去，食堂里菜肴一般，口粮凭计划供应。大一那年，还曾以山芋干抵算粮食，晚餐供应每人一小盆水煮山芋干。虽是粗粮，吃起来还稍稍有点甜。我们体谅国家的难处，谁也没有怨言。但求温饱，便已知足，比当年农村闹饥荒好多了。记得1963年下半年学校安排中文系二、三两个年级到郊区龙潭公社参加秋收，我和本班陈金裕、陈利华等几位同学拉着生产队里的胶轮大车去采购，买回的也只是山芋、白菜之类。
草房教室作用大。教学设施与今天当然不能同日而语。1963年5月匡亚明出任南京大学校长。1964年中法建交，国家需要法语专业人才。南大承接了培养法语人才的任务。可是当时既没有教室，也缺乏师资。匡亚明校长果断决定把校部机关搬到简易平房里办公，为法语专业准备了教室。以后多年，校部机关一直在三排平房办公。
进北园，大门东首有几排用粗壮毛竹搭成的草房教室（编者按：位置在今鼓楼校区图书馆的南侧），很引人注目。它简陋朴素，虽无半点现代气息，却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坐在里面上课、听讲座，不禁联想到西南联大师生不畏困苦、辗转几省坚持办学的艰辛历程，联想到延安时代开荒自救、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草房教室是新时代南大人赓续革命传统的真实写照，它为我们的大学生涯涂上了一抹亮色。
一饭一食来何易。劳动课让我们苦心智，劳筋骨，明道理。
1966年3月，匡亚明校长率领文科师生开到溧阳创建南大分校。我们到附近废弃的矿山采集石块，装车运去建造干打垒校舍。晒黑了皮肤，坚强了意志，更是抛洒汗水创造新世界。
1968年初夏，我们乘坐25辆军用卡车，浩浩荡荡连夜奔赴安徽霍邱县城西湖军垦农场。许世友将军穿着草鞋，拿着镰刀和我们一起抢收小麦。将军微笑着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解放军。我们在烈日下跟随收割机收拾田边地头，颗粒归仓；在风雨中龙口夺食，和解放军战士抢收晒谷场。学军时间虽短，“一饭一食来之不易”的体会却很深。
两段经历非寻常。“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大学生活中两段非同寻常的生活。这些经历告诉我们，必须提高政治敏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四清运动中，曾有一位生产队长，因为动用集体的粮食煮了几顿看场半夜饭等琐事，成了“四不清”，被整得无可奈何，跪在工作队员面前求情。诸如此类的现象，让我对“四清”政策路线产生了怀疑，心里急切盼望回校复课。事实证明当时有些做法确实偏离了正确轨道。
“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党委被踢开、教授挨批斗……我从内心发出疑问：“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如果有“彻底胜利”之日，中国将是什么状况……像许多人一样，我心里认定：“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国将不国；我纳闷：如此乱局何时是了？高压之下不可言表。于是消极抵制，成了“逍遥派”。好在党中央英明果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决定，彻底否定了那场祸害全国的内乱。
南大，我亲爱的母校！她用智慧的乳汁哺育了我，我魂牵梦绕，永远感恩她！
南大教书育人成就斐然。2021年3月26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南京大学，称赞南大“走在中国大学的最前列”。
在欢庆母校120周年华诞之际，祝愿她早日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2022年4月12日
（中文系1962级樊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