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从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对外贸易部交际处做礼宾和翻译工作。工作接触面广，面对的国家多，内容涉及政经、贸易、法律、文艺等。工作环境好，领导要求严，学习机会多。我以新奇而兴奋的心情投入工作，从此翻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亚非拉友好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外贸关系。我有幸在外事活动中多次见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那泱泱大国领导人的气魄和有理有节、不卑不亢的外交家风度令中外来宾赞叹不已。他对译员非常尊重、关怀，例如为我们设座、夹菜等，使我深受感动。他对译员要练好政治、语言和文化三个基本功的指示也使我终生受益。1956年我参与接待印度议会代表团。当时中印关系好，全国人大特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请来口译教授周珏良任首席翻译。他是中央大学英语系学长，解放后应聘北外任教。我们这帮“小翻译”跟着周老师辗转各地十多天，边干边学，胜读几年书。他教我们口译要以“信达”为主，争取“雅”；要学会速记关键词和数字，边记边想；不便笔记时，要将讲话分成首、中、尾三段，沉着译出，是为“三段法”。周老师译得最精彩的一次是时任人大委员长刘少奇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代表团时双方的讲话。周老师的口译可谓出口成章，炉火纯青，信达雅兼而有之，使我们折服。
我在交际处工作时，有一次陈嘉老师（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出差北京在百忙中抽空专程来外贸部看望我，垂询我和其他同学的情况。我衷心感谢老师和母校对我们的关怀，并表示一定好好工作，为母校争光。
翻译工作的甘和苦
1962年我调到外贸部直属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负责翻译室工作。公司成立于1950年，原名中国进出口公司，是垄断性、综合性的国家外贸公司，具有业务广、人才多和利润大的特点。我在交际处的十年为我转向外贸进出口业务和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对工作抓得很快。但是，新的岗位对英语的要求更多、更高。南大校友的著作——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和《现代英语用法词典》，社科院谢振清的《汉英、英汉经贸大词典》等——犹如雪中送炭，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中大经济系校友、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员徐贤权对我的商情调研工作和我在中德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方面经常提供有价值的资讯。他们在我工作转岗时帮了大忙。
1965年秋，王汉民副总经理率领中化化肥代表团访问西欧，我任翻译。由于访问国家多，谈判多，加上参观游览，宴会不断，这是我工作以来最艰巨也是最值得回忆的一次。首先要求掌握大量词汇。我在外贸部工作十年，广泛接触过各类词汇，一般都能应付。最伤脑筋的是化肥谈判：数量大、斗价狠，双方唇枪舌剑，妙语连珠，旁征博引成语谚语如“来而不往非礼也”“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对方也不甘示弱，说什么“NOTHING VENTURED,NOTHING GAINED”（不入虎穴，焉得虎子），“BEAT ABOUT THE BUSH”（旁敲侧击）等。幸好我平时阅读广泛，特别是读了毛选英译本，其中丰富多彩的成语、歇后语，通过惟妙惟肖的英译文，帮助我得心应手，渡过难关。翻译工作涉及两种语言的对译。我上学时，戴乃迭教授（GLADYS YANG，英籍。她的丈夫是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教我们对译法，强调用英语思考，而从中文返译成英语时更要重视惯用语和高雅语。她的对译法帮我在复杂的翻译工作中化险为夷，顺利过关。1950年代末，在一次北京饭店的外事活动中，她见到我，谈话中还问起我和班上在京同学情况。
此次西欧之行中，令我在五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代表团在奥地利萨尔斯堡访问期间的一个小插曲。在主人举办的欢送宴会上双方热情友好，气氛热烈。王团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谢辞，他最后说：“这里风景好，主人又好客，我们真不想走了。”当时我驻奥代表处副代表刘保康向我暗示，我就没翻译。文革中，王副总也因此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认为，王汉民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又为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工作，对那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作出贡献的同志我们要珍重他们，要给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重视商情调查研究
1972年初，我从五七干校调回公司商情处。当时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狠抓经济和外贸。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商情价格和市场调查研究。商情工作涉及经济、贸易、法律和金融等诸多专业，幸好我在母校除外语外，还选修了法学院各系的课。这些专业知识帮助我顺利地从翻译转向了商情调研岗位。我经常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出国团组，向交易团介绍市场和价格趋势。商情和进出口业务部门的合作不断加强。其中对日本甲醇的谈判取得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
甲醇是基本化工原料，每年大量进口。因是危险品，欧洲货运费高，我们又不接受散装货，只要日本的桶装货，因而历年对日谈判日方都要涨价。1977年秋交会日方报价每公吨人民币535元，比春交会涨13%。经11次谈判，日方降六次到502元，比我还价482元高20元。因我方坚持，谈判中断。闭幕后一个月，日方派团来北京续谈。谈了四次，之后接受我方还价487元成交，比春交会只涨3.3%。我方坚持不涨或少涨的根据是：西方经济仍不景气；原油等原材料价格和甲醇制品价格都未涨；美欧市场价格稳定；春交会报价也涨13%，但成交价只涨2.5%。我方在最后谈判中严正指出：“美国价格未涨，日本在巴西生产的甲醇低价在美倾销。日国内价是下跌的，因此你们的报价应该是下跌的。”我们富有说服力的发言使日方哑口无言。我们在策略上内紧外松，在会场外同对方轻松聊天，摸到了对方可接收3-4%涨幅的底牌，因此坚持还价，终于成交。参加这次谈判是我转向商情调研后最艰苦的一次，也是商情和业务合作的成功范例。在此期间，我参加公司内外各种研讨会，撰写调研文章和发言90多篇，分别发表在外经贸部、化工部和本公司的刊物上。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张冰姿教授之约撰写了《关于进口聚乙烯的谈判》一文，后编入她主编的《电视外贸英语》一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85年，我去西德接任中化公司同西德HELM公司合资的德新公司中方总经理一职。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合资公司大大发展了对德国和西欧各国的贸易，同时学习他们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精明能干的工作作风和严谨认真的法治精神。四年的共事，我同德方总经理克雷勃斯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6年我去德国探亲，同他欢聚话旧时，他再度赞扬合资公司的经营管理是成功的。
在国际商会的日子里
1994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国际商会（ICC）。它是世界上最权威的民间经贸组织，联合国一级咨询机构，成立于1919年，会员遍布140多个国家，其宗旨是制订经贸法规和惯例，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1995年当时的外经贸部决定：已多次入围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中化集团（我所在的单位，现名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唯一的外贸企业参加由贸促会组建的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同ICC总部机构相对应，分别由中央各部组建。中化集团组建国际商业惯例委员会。当时已退休的我接受公司返聘，筹组并主持惯例委员会。委员会聘请了著名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法专家教授和律师为委员。国务院领导要求委员会“参加ICC有关专业活动，研究并参与制订国际经贸法规和惯例，反映我国经贸界的意见和要求”。
惯例委员会在1995-1998年这三年收获了丰硕成果：
一、组织中海家家编著《中国商业法律指南》，作为ICC的图书正式出版。
二、参与修订《ICC1990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这是国际商界公认的权威规则。我方对外贸常用的FOB（船上交货）条款提出质疑：FOB规定卖方装货越过船舷后，风险和费用即转到买方。但实践中卖方为了抓紧出运，宁可负担此费用。这就否定了上述规定。修订小组的外国专家说：“是新参加ICC的中国代表提出修改的。”经讨论改为“到买方船上”代替“越过船舷”。
三、参与制订《ICC国际销售示范合同》。西方国家制成品大量出口，他们起草的合同条款明显对他们有利。我们在讨论时坚持原则，有理有节。争论集中在信用证银行保兑、销售价格、交货和不可抗力方面。在不可抗力条款后面有一注解释：“惯例委员会中方委员指出，此条款违反了联合国有关公约和‘维也纳公约’第79条。”最后此条款被删除。1997年6月，ICC通过了《示范合同》，向全世界发行。12月我们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会后汇编成《国际商会国际销售示范合同实用指南》出版。ICC法籍秘书长卡塔薇特为此书写了“序”，“代表ICC谨向国际商界奉献此书，它为国际贸易各方提供了便捷的指南。”
惯例委员会的工作获得了ICC CHINA的好评，认为“在十个专业委员会中工作出色，富有成果”。国际商会的工作短短三年，给我留下了珍贵和美好的回忆。既有平等友好的研讨，又有斗智斗勇的交锋，更有取得成果的喜悦。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禁为我国对ICC作出的重要贡献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我个人从专家教授们鲜明的学术观点、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中获益匪浅。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中有一位魏家驹教授，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时任贸促会国际仲裁委员，一级律师。他作为学长，对我专业上帮助最大。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2008年拙著《求真集》出版，它记录了我这一生学习、工作和写作的经历，描述了我求真务实的人生轨迹，并鞭策我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前行。对本书的出版，校友周道荣伸出了援手。校友、北大中文系教授陆颖华和资深编审胡建中夫妇对本书编辑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我向他们致以衷心的谢意。
2017年是母校外国语学院百年院庆，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当1948年我入学时，中央大学是当时的国内最高学府，名师荟萃，教授云集。英语系有楼光来、范存忠、郭斌龢、陈嘉等知名教授。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从历史看确实如此。我忝为英语系学生之一，学校的学习的确夯实了良好的专业基础。英谚曰：“好的开始，成功了一半。”而另一半是否成功，是否是高徒，还要看后续的努力。幸运的是，在我离校后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自己的努力，加上先后得到了众多南大校友不同方式的热情帮助，使我排除万难，终于顺利走完了这段为人民服务的旅程。
今年我步入了人生的米寿之年。回顾一生，我可以毫无遗憾地说：我没有辜负母校南大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期望。我以南大为荣。我衷心祝愿母校日新月异，砥砺奋进，跨入我国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文/周礼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