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吴西柳、哥哥吴念鲁曾是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的附属小学学生，后来我和哥哥又都毕业于南大，弟弟吴念圣出生在南京的中大附属医院，父亲吴朗西（1904—1992）和母亲柳静（1906—1993）与南大亦有种种因缘。
父亲和沙坪坝消费合作社和中大教员
我1940年生于重庆，重庆是父亲的老家。七七事变前，我家在上海，父亲是文化生活出版社负责人，并在《美术生活》做编辑，母亲在该杂志社当会计。七七事变后，父亲急忙去重庆，为出版社内迁做准备。随后，母亲带着我2岁的姐姐和1岁的哥哥也到了重庆。
1938年7月，母亲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互生书店，销售教科书、参考书及文具用品。这里聚集了多所高等院校、专科学校、中小学以及科研机关，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这里，南开中学也到这里，沙坪坝成为当时我国的一大文化中心。
抗战当时，沙坪坝地区物质匮乏，衣食住行都比较落后，于是父亲串联他的中国公学中学部同学、重庆大学校医彭喆，南开中学主任（实为第一负责人）喻传鉴，中央大学教授胡焕庸发起筹建沙坪坝消费合作社。1939年11月26日晚，父亲等人在沙坪坝大中里1号的胡焕庸教授公馆商讨筹备沙坪坝消费合作社事宜。12月16日下午2时，假重庆大学理学院第五教室召开创立大会，胡焕庸、马寅初、丁哲明教授等53人到会，通过章程，选举理监事，沙坪坝消费合作社正式诞生。胡焕庸（1901—1998）是理事主席，父亲是理事兼经理。1950年代，胡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时与我父母还有过来往。
当选过合作社第一届至第四届理事、候补理事或监事、候补监事的中大教授还有邹树文、陈耀东、周鸿经、朱健人、施士元、孙光远、黄厦千、唐培经、欧阳翥、杜长明、朱健人、周开基、孙祁、陈之佛、徐仲年、邹钟琳、高济宇、唐培经、方东羡、楼光来等多人。1942年8月，中大校长顾孟余还被聘为该社顾问。
上述中大教授中，徐仲年和我父母在上海的美术生活社共过事。父母跟陈之佛（1896—1962）则认识更早，我和姐姐哥哥都叫他陈伯伯。他1920年代中期在上海的立达学园教美术，是母亲的老师。1933年，学园创始人匡互生病逝时，陈伯伯已离开上海去南京中大了，是母亲特意请他为匡互生墓碑做的设计。在沙坪坝时，陈伯伯一家就住在消费合作社的楼上。父亲40岁时，陈伯伯赠了一幅画。1946年5月，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去南京与父亲团聚，与陈伯伯一家乘同一艘民生轮。当时我还不满6岁，母亲要看管我，姐姐和哥哥多得陈师母照顾。
沙坪坝消费合作社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消费理念下，得到迅速发展。1943年7月，母亲将经营多年的互生书店铺面交给合作社使用。同年秋，合作社又集资建造的一个叫合作新村的社员宿舍竣工，我家在那里住过，邻居有中大教授涂长望（1906—1962）。1950年代，父亲去北京时还去看望过他。
我家三个中大附小生
我是抗战胜利那年进中大附小读一年级的，只记得我的级任是一位姓盛的女老师，她应该就是下文中姐姐说的她三年级级任老师盛振伟吧。那年姐姐六年级、哥哥四年级。
姐姐读一年级时进的是在沙坪坝的重庆第六中心小学，陈之佛的小女儿陈修范跟她同班。读二年级时，陈修范转到中大附小。读三年级时，姐姐也转到中大附小，又与陈修范同班，她俩非常要好。那年哥哥入学中大附小。据哥哥回忆，入学中大附小有重大校医彭喆的介绍。1939年3月中央大学附属小学与四川省立重庆大学重光小学合并，1942年3月经中央大学第二次行政会议决议改称国立中央大学附属小学，同时并称中央大学重庆大学附属小学。
1946年，中大决定迁回南京，附小也提前结业。姐姐是六年级，她们那一届则提前毕业。姐姐有一本保存了七十多年的纪念册，名叫“嘉言集”，上面有她毕业时很多老师同学的题词、签名。
“嘉言集”三个字是请体育老师王尔镛（号伯芳）写的。姐姐五年级的时候，王老师教她们打垒球，所以她们很早就懂得垒球规则了。周抑堂校长（1895—1967）题词：“努力迈进 准备为社会国家服务。”他好像还担任公民课。其他给姐姐题词的还有六年级级任老师姜越（教国文课）、五年级时的级任老师陈德征（教国文课）、三年级时的级任老师盛振伟、音乐老师余广坤、卫生室医生陈宝琴、刘学志和徐先志（好像是算术老师）以及朱碧华、张琪华、姚正鼎、张世梓等各位老师。其中许多老师返回南京后随周抑堂校长去了国立中央大学丁家桥附属小学。
陈之佛伯伯和他的大女儿陈雅范，还有父母的友人巴金伯伯、丰子恺伯伯和他的小女儿丰一吟姐姐也在“嘉言集”上题词或作画。陈伯伯的题词是：“永远保持你的天真。”
我家长辈中几个跟中大南大有缘者
表叔闵恩泽（1924－2016），1942年成都高中毕业后来到重庆，他是被保送进中央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不过二年级转学了化工，1946年毕业。他是一个对我国很有贡献的石油化工催化剂专家。他夫人陆婉珍跟他是中大同班同学。
表舅唐念慈（1925—2000）在他的《回忆吴朗西二三事》（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吴朗西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写道：“先父（唐驼）原配夫人郑氏与柳静生母是姊妹，所以早年柳静在上海闸北立达学园学习时常来我家”，“1945年我大学毕业不愿留在沦陷区，与同学结伴打算去抗战后方投靠亲友，朗西哥一家当时在重庆便是我计划投奔的一处，然而我们在途中抗战就胜利了，我在西安找到了工作。我和朗西哥一家联系稍多的一段时间约是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半年间。吴老当时任四川和成银行在南京的经理，他和银行界是何关系则不清楚。我那时已在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做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他从南京大学转至南京工学院。他是岩土工程专家，我国桩基动力学的创始人。
小舅舅柳瑟青（1929—2012），1947年在上海高中毕业后考取中央大学到南京，母亲曾托唐念慈送了一把计算尺给他。在校期间，他参加了革命工作。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他长期从事外事和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在重庆时，母亲有个结拜姊妹柴梅尘（1917－1993）也是中央大学学生，在外语系。梅孃孃是巴金的崇拜者。课余时间，她和她的男朋友周明镇（1918－1996）常来互生书店帮忙。周明镇是重庆大学地质系学生。
父亲、哥哥与南大外语系德语专业
1956年，哥哥吴念鲁考入南大外语系德语专业。他到校报到后，就去拜访了张威廉（1902—2004）先生和张夫人。因为数年前，张先生与父亲有过合作，那时哥哥就认识他了。1953年，父亲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的《民主德国文艺译丛》，请张威廉翻译了勃莱特尔的《五十天》和《父亲们》以及安娜·西格斯的《第一步》（用微庐之笔名）。这三本书的审校编辑都是由父亲做的。父亲1920年代后期留学日本上智大学学的就是德国文学。为沟通《父亲们》的译稿，张先生来过我家，父亲也带哥哥去过他在上海明春坊的家。
1954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实行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父亲任外文编辑室副主任，分管除俄文外的其他文种的编辑工作。勃莱特尔代表作《亲戚和朋友们》三部曲《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的后两部，继续由张先生翻译刊出。此外，张威廉还翻译了豪夫的《仙鹤国王》，1955年由儿童读物出版社刊出。父亲也是这本书的校阅者。
上述文化生活出版社《民主德国文艺译丛》里还有一本安娜·西格斯的《一个人和他的名》是由南大的另一位德文教授廖尚果（即廖青主，1893—1959）翻译的。
父亲在新文艺出版社，请南大的另一个德国文学大家商承祖（别名商章孙，1899—1975）翻译了莱辛的《爱美丽雅·迦洛蒂》、克莱斯特的《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和《海涅散文选》。1964年4月，父亲所属单位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5月父亲赴京组稿，回沪途中在宁下车，特意去拜访了商承祖。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威利·布莱德尔的《考验》是商承祖与其长子商志馨（1923－1971）合译的。商志馨毕业于南大德语专业，后来做德文编辑，成了父亲的同事。
1954年冬，新文艺出版社进了一个新编辑叫韩世钟（1928—2016），他是1953年南大德语专业毕业的。1953年9月，父亲翻译了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里尔斯历险记》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那只是这部长篇童话的上卷。到了1980年代，父亲意欲续译下卷，然已精力不支，于是托韩世钟代为完成此愿。2007年7月，吴朗西与叶文（韩世钟笔名）合译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上下两卷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刊出。
还有一个南大德语专业1953年毕业生王克澄（1931—2009）也在父亲的外文编辑室当过一段编辑，后来去了上海图书馆。
哥哥在南大学习的四年，深受张威廉等先生的教诲。2000年5月，经同学徐正明、王平庚倡议，全班同学在毕业四十年后重返母校相聚，并去看望了张先生和张师母。
哥哥毕业后，在金融研究领域获得了一定成就。他曾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当过中国银行卢森堡分行行长，长期兼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我在南大读物理
在我的记忆中，1957年高考是历届高考录取率最低的一届。幸好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我母亲的人生经历是很励志的，父亲创办文生社，就是靠母亲平时节衣缩食的300元起家的，因此我写的这篇作文比较真实地表现了母亲对创建文生的贡献。我想母亲的人格也一定会打动考官，给我原本最怕的作文加分了吧。此外，在考数学时有一道最难的几何题须添加一根辅助线才能完成，我也做对了。人的一生中是会有许多因缘巧合的，1957年的高考让我进入南京大学物理系求学，从此开启了我人生的新征程。
哥哥早我一年进了南大，我在他陪同下办完入校手续后入住南园第八宿舍。进入南大，我心中充满了神圣的感觉。南大的一草一木都给了我温馨的感觉，图书馆的灯光，体育场的竞争，北大楼高耸云宵，这些都是南大的象征。我在南大的五年是难以忘怀的五年，在这里经历了大跃进、教学改革、又红又专、反右等运动。南大物理系的基础课主要有普通物理、理论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有许多名教授，如施士元、程开甲、冯瑞、王业宁、蔡建华、龚昌德等。
入学之际，施士元（1908—2007）教授代表南大物理系在北大楼给我们新生讲过话。他当时是物理系代主任、核物理教研室主任。施先生曾为居里夫人的学生，指导过吴健雄，在南大物理系应是最资深的。上文提到重庆沙坪坝消费合作社，1940年施先生就当过该社的首届候补理事。他说话细声细语，娓娓道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南大宿舍，我先后同厉光烈、刘庆先上下铺。厉光烈后来成了施先生的研究生。
程开甲先生教过我大三的固体物理。
冯瑞先生教过我大二时的电学以及几乎所有的物理课程。我大四被分到金属物理专业，冯先生是金属物理教研室主任，也教过我金属物理。他后来担任过中国物理学会会长。
王业宁先生教过我金属物理，也是我和丁世英同学的论文指导老师。她慈祥的面容，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蔡建华先生教过我量子力学，听他的课彷佛一种科学艺术的享受。
龚昌德先生教过我统计物理。他深入浅出的讲课把我们带入统计物理的美妙世界。大三时，参加工厂实习，龚先生也和我们同吃同住在南京汽车厂。
我在1962年7月毕业，因为要两个月以后才分配，便回上海在家等待。这一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的好友、我尊敬的朱洗伯伯的去世。他是一个伟大的生物学家。9月重回南大，同学陈廷国、张建中、姜小龙被上海冶金所录取为研究生，周复方、俞诚等被分到二机部（搞原子弹），丁世英、梁云明留校任教，梁云明后来也调到二机部。
我被分配到江苏省计委下属的江苏省金属材料公司，主要是负责全省钢材分配与管理的行政工作。在老员工的帮助下，我学会钢材的编号等知识，但是心里总觉得这工作和我所学的专业完全对不上。于是和梁云明、丁世英商量，给在上海的父亲打了长途。最后经有关部门协调，同年10月改到上海仪表局报到。因当时上海仪表局刚筹备中心试验室，急需金属物理领域的专业人才。离别南京之际，梁云明画了一幅苍鹰展翅的水墨画，丁世英题了词，现在我只记得最后二句：它年飞黄腾达时，不忘同做论文人。
在上海，我跟陈廷国多有联系。大概是1970年代，陈廷国的儿子开扁桃腺在我家住过。因为他家在华东化工学院，离市区医院较远。
南大110周年校庆，我重返南大，看到南大标语：我以南大为傲，南大以我为荣，南大培养了无数学子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南大争光。
又是十年过去了。如今，施士元等老师都已仙逝，梁云明同学也先于我们而去。今年5月20日是南大120周年诞辰，也是我从南大毕业60周年，我真想回到母校和丁世英等老同学相聚，并一起悼念已故的老师和同学。
父母带给我们生命！母校给我们立足社会的能力！
在这新春之际，我想念父母，也想念南大、我的师友。祝南大120岁生日快乐！
我们家和南大的情缘将永世长存！
（物理系1962届吴念祖，2022年2月20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