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点滴回忆(62届校友赵凤鸣)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21-11-04浏览次数:325

       我是1957年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的,通过五年的学习、生产劳动,于1962年毕业。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在老师的谆谆教导以身作则和良好的学习氛围的熏陶下,决定了我的人生,不但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

       五十年代我们接受的教育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我们成材,我们要回报人民、回报社会,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

       在学习“普通地质学”后,我们到位于珠江路的南京地质陈列馆参观学习,馆内陈列的地质矿产以及古生物标本吸引了我。参观学习结束后,我潜意识的想到:假如毕业后能在这里工作不错。虽然我没有刻意去追求,那时我们不争名,不争利,一切以服从工作需要为准则,因而顺其自然,最终我果然在1976年进入南京地质陈列馆(即今天的南京地质博物馆)工作,而且直至1998年退休,这二十来年,也是我一生最佳的工作时段,就献给了南京地质陈列馆。为了说明顺其自然,在此简要叙述一下我参加工作的经历。1962年正是我国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后,进入恢复期,因此毕业的时候,没有马上被分配工作,那时是计划经济,一切由组织安排,党叫你去哪儿,就得服从分配去哪儿。我们等到九月才有分配方案,我被分配到建材部非金属矿地质公司华东分公司(公司在上海延安东路34号);1965年备战备荒,公司内迁至江西上饶五三大道;1968年斗批改,公司撤销,分省建队,我被安排到江苏504队,隶属江苏省建材局;后与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一地质大队合并;1974年我被借用到江苏省地质矿产局,参加“江苏省矿产资源汇编”工作;“汇编”工作结束,又被借用编写“地质矿产储量表”;编“储量表”后,即被借用到南京地质陈列馆。南京地质陈列馆那时处在闭馆时期,需要调整充实后再开放。以后就正式调入南京地质陈列馆工作,直至退休,真是一个人生中的巧合!


一、在学校的学习、生活

       1957年暑假之后,我作为南京大学地质系的新生,到南京大学入学报到,我们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那时南京火车站在下关,我们出了站,就有学兄学姐在那里迎接新同学,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来到学校,被安排到南园八舍一楼。由于是晚上到的,放下行李后,就到校外随便吃了一点充饥。

       第二天正式到地质系报到,并在学兄学姐们陪同下,熟悉校区环境,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汉口路教学区(北园)的校门、宿舍区(南园)的校门都是茅草棚,食堂是透风的茅草棚,我们上课的主要教室也是茅草棚。这反映出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随着国家的发展,校门改成了现在的样子,南草房(教室)改成了砖木结构的南平房(在天津路与汉口路交叉口的西北角,现在蒙民伟楼的位置),食堂改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明亮的二层楼楼房。我们还有幸为改建食堂而参加义务劳动,那时我年轻气盛,看到一扎钢筋两个人抬,我试着一个人扛,由于用力不当,一下把腰扭伤了。

       通过一年的学习,到了暑假,据高年级同学介绍,以往一年级的同学暑假到浙江杭州实习,二年级同学暑假到山东泰山实习。1958年全国大跃进,大炼钢铁,我们没有去杭州,根据形势需要,全系师生分别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组队,开展地质找矿工作。我被安排在安徽,由郭令智老师任皖南大队大队长,带队到皖南休宁县做1:50000地质填图,各个年级同学混合编队,高年级同学带领低年级同学开展工作,分成溪口分队、流口分队、太平分队等,我被分配在溪口分队。

       当时是全民找矿,我们到了休宁县后,县政府很重视,相应组成休宁县地质队。县地质队队员分别随各分队到野外,他们随队学习地质找矿工作,同时又是我们的向导,也负责野外工作所到之处与老乡沟通,并安排食宿。我们野外工作住无定数,好在在全民找矿的大形势下,只要手持地质锤一挥,我们是找矿的,当地老乡都热情接待,但也有例外。

       一般我们头天晚上在煤油灯或蜡烛光下,在1:50000的地形图上,定下第二天的路线及宿营地。有一天我们计划在一个叫坳村的小村庄宿营,等到傍晚我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到达坳村时,刚巧生产队长不在,我们与队长夫人联系,希望安排我们的食宿,她说:没有地方。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一点饭菜。她说:我们吃的米,也是从山外挑进来的。时值秋天,我们说:煮一点南瓜给我们吃吧。她说:南瓜我们要喂猪的。无奈之下,我们在县地质队员的引领下,往山上的驿站赶,夜色中时而淌溪水,时而爬山,迂回前行,这让我第一次体验到地质队员跋山涉水的艰辛。好在到了山上驿站,受到老板娘热情接待,一边给我们准备饭菜,一边准备一个炭火盆给我们烤火取暖,我们脱下潮湿的衣服,边烤火取暖,边烘烤衣服。我一下闻到一股焦糊味,才发现我的裤管烤焦了。老板娘给我准备好饭菜后,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虽然菜是水煮萝卜丝,但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喷喷香,这大概就是世上最好吃的是“饥”。

       吃饱之后就睡觉,虽然感到很累,但我睡不着,我的膝关节疼得不能入睡。第二天继续上山工作,同学们看到我步履维艰,安排一个县队员陪我下山,我考虑不能拖累大家的工作,我就下山,但不要人陪同,我说:我不能工作已影响工作了,更不能要人陪同。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我怎么能在深山老林,野兽出没的地方独自一人下山的?(还有一个例子,其它分队的一个同学,独自一人上山定个地貌点,但因迷路被困山上三天三夜。)

       后来我被安排在大队部工作,在管理资料的工作中,有一件事要晒蓝图,现在在电脑上就能完成,那时我们用地形图定点填图,最后成果要用透明纸清绘,然后蓝晒成最终成果图,其中有个工序用氨水熏,工作量很大。那时是大跃进,大家都在加油干,为了及时完成工作,我不停地努力工作,大概因接触氨水过量,导致鼻子不间断淌血。

       1958年的暑假结束了,由于系里又接到新任务,系领导决定,实习劳动结束,改为勤工俭学半年,全系师生继续在野外工作。考虑到勤工俭学,系决定每个学生每月发给7元生活补贴。我记得第一个月发补贴是九月份,中秋节之前,同学们都很高兴,不少同学都买月饼吃,因为我在大队部,因此我代此事,虽然我为同学买了许多月饼,但我自己一个也没有买,我想这是我的第一次收入,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年幼时因病离世,我无以为报,于是我用5元钱买了一包最好的锡箔(迷信品),过年带回家祭奠母亲。

       在地质系学习的几年里,每年暑假都要到野外参加生产劳动,回想起来有许多有趣的事。

       1959年暑假,我们在安徽宣城工作,一个晚上,我们在宣城水东(宣城金丝蜜枣原产地)工作结束后,连夜赶回宣城,水东到宣城我记得有六十华里,每个同学都用扁担挑着行李,沿着公路向宣城前进,走走走走都感到有点累了,刚巧后面有辆卡车开来,有同学提议搭便车,大家都很赞成,于是一个个放下行李,手持扁担拦车,扁担在夜幕中一根根象步枪,一下把卡车司机吓蒙了,虽然车停下来,但没有熄火,司机问干什么,我们说想搭便车到宣城,司机说你们用扁担拦车,我以为是土匪的枪呢,不吓人吗?要搭车前面散开点,到后面去上车。我们信以为真,前面散开后正想往后上车,司机把油门一踩,绝尘而去,我们也只能继续步行到宣城。

       还有一件事也在宣城,俞剑华老师是系领导,他到宣城了解工作情况,不巧胃病发作,住进宣城县医院,刚巧63届地化班的刘云同学也病了,住入县医院,那晚我被安排到县医院照顾他们。深夜医院病房里死了一个病人,深更半夜,护士请我帮忙把遗体抬到太平间,当时我毫无顾忌地去帮忙,但是两手一抬,虽然遗体很瘦小,但感到很沉,这也许是心理原因吧。

       1960年暑假,我在安徽南陵参加第四纪地质填图,区内大多是水田,天气炎热,我用毛巾随手在水田浸湿,然后顶在头上降温,不想“秋后算帐”,当年秋天头痛难受,好在当时丹凤街有位老中医给我诊治,没有留下后遗症。

       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困难,我们在野外有时以蚕豆充饥,吃得最多的是大麦糊,大麦磨成粉,在水中煮成糊,由于不耐饥,每人都要吃两大饭盒,吃下之后经常要小便,好在组内都是男同学,走走想小便时,风趣地说,你们先走,我定个水文点。

       那时生态环境好,水稻田中水蛇很多,白天看到好多蛇,晚上睡梦中到处是蛇。那天晚上,我们睡在当地大礼堂,就在泥土地上,铺一张包行李的油布,再铺一张草席,支一个蚊帐,我和邓国新睡在一起,半夜我在睡梦中惊叫蛇、蛇,把邓国新吓醒了,立即起来打开手电筒寻找,问我蛇在哪里?我都莫名其妙,大家虚惊一场。

       一年级我们上测量课,老师是从南京工学院聘请的,测量课结束后,我们到丹阳陵口至吕城间实地测量实习,那时天气较热,我们用经纬仪测量时,突然在镜头中看到两个农民在脚踏水车车水(当时灌溉用的工具),只见两人一丝不挂,只在前面围了一块遮羞布,这大概是当地习俗罢。


二、南京大学地质系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建国初期急需建设人才,因而那时的地质专业是两年制,后来逐步改为三年制、四年制,我们这届是五年制,我印象中招了四个班,一年级基础课都在一起上大课,二年级时分专门化班,共分成:大地构造一班、二班两个班,古生物专业一个班,水文地质专业一个班,地球化学专业一个班,1960年国家建设需要,从各个专门化班抽调学生,增设六三专业一个班(放射性矿产专业)。1959年南京地质学院停办,其中找矿勘探专业和水文工程地质专业的学生,并入南京大学地质系继续学习。

       我们上课大多在南草房(南平房),地质系的办公室、教研组都在东南大楼二楼、一楼。一楼、二楼走廊两侧,摆放许多标本柜,一个个抽屉里放满了标本。

为了追寻更多记忆,近日我回母校鼓楼校区一次。进了校门,我直奔最熟悉的东南大楼,现在成了南京大学医学院,进入大楼,我记忆中二楼右手的第一间是我们观看岩矿标本的实验室,但都变了。我手持“南京大学地质系借物证”(见图片),找不到我们每年暑假出野外时借野外工作装备的小仓库。背包、饭盒、铁锤、放大镜、罗盘(袖珍经纬仪)是野外必备的装备。我还有一本“江苏省南京市集体户口个人购物证”,南京大学出具的购买火车票的介绍信(见图片),两者用纸粗糙,都反映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

       我来到上大课的南草房(南平房),已被蒙民伟楼和南京大学科学技术馆所替代,老的图书馆,成了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我站在门前,想到明亮的阅览室,并列着的一排排条桌,上面吊着一根根日光灯,有的同学在这里阅览,也有同学在这里自习,由于人多座位少,那时我们会临时组织“互助组”,一个同学先去阅览室,用几本书占座位,好让后去的同学有坐。

       图书馆向北至金陵大学老校门间,除了走道就是草地,现在成了小公园“金陵苑”,苑内敬立了数尊塑像,其中有2003年增立的郭影秋校长的塑像。郭校长是我在校学习时的校长,我很敬重郭校长,刚巧有位同学经过,我请他拍了一张。

“金陵苑”往北,便是金陵大学老校门、大礼堂。金陵大学老校门已不复存在,我记忆中西侧一间那时是新华书店。

       再往北,是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北大楼,1997年10月,南京大学地科系62届校友联谊会时,我们与恩师们在这里留了影。

       北大楼的两侧是西大楼、东大楼。东大楼是化学系所在地,我们一年级上普通化学课时,做化学实验就在东大楼地下室的实验室。

       见到东大楼,我首先想到的是陈万里烈士,1959年的一天,东大楼不幸失火,鼓楼消防近在咫尺没有发现,同学们闻讯一个个从宿舍里拿了脸盆来救火,后来消防车虽然来了,但由于当时校内消防设施不足,消防车无法对接,就是靠着同学们排成长龙,从水源地用脸盆接水,一个个传递倒入消防车来灭火。由于没有及时扑救,造成楼顶部分倒塌,不幸击中正在救火的归国华侨在学学生陈万里,为了救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后被追认为烈士。

       汉口路南边南园是生活区,我们曾经参加过义务劳动所建的二座食堂,北面的一座现在成了南园的教学楼,南面的一座拆了之后重建学生食堂。八舍我们曾经入住的宿舍,原来是大屋顶五层,现在大屋顶已被拆除,增建两层,成了七层大厦。我们最熟悉的十一舍旧貌未改,那时是地质系男同学的宿舍楼(全校女同学都住在八舍西边的九舍、十舍)。走到十一舍,我就想到我们曾经共同学习、生活在一起的老同学。我也想到一件趣事,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曾在十一舍北开辟了个小菜园,有一天我们发现长大的菜给“偷”了,于是引起注意,当晚小偷再来偷菜,给我们逮住了。

       进了十一舍,旧貌变新颜,有放置数台洗衣机的洗衣房、开水房,还有淋浴间。我们那时只有盥洗室,供刷牙洗脸上厕所,手工洗衣服,洗澡还得到校园北端近汉口路的平房内。房间内虽仍是上下舗,但一个房间4个人,我们那时是6-8人。

       “参观”结束,我在十一舍旁留了一个影,纪念此次的“参观”。


三、感谢恩师

郭影秋校长

       1957年郭校长在云南省委书记任上调至南京大学任校长兼校党委书记,1963年调离南京大学赴北京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时任校长是党的元老吴玉章)。虽然郭校长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也不知道我是谁,但在我心目中是值得敬重的领导,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我前面说的茅草棚都是在郭校长任上改造的。在这里我讲一讲亲历的一件小事。

       1959年江苏省举办江苏省大学生文艺汇演,我们系准备了一个短剧,剧名是“美丽的一天”,这是根据地质系师生在野外勤工俭学的生活编写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东南大楼二楼楼梯口排练时,郭校长从三楼下来,刚巧听到剧中的一句台词:我们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郭校长就慈祥的双手交叉下垂站在那里,等我们排练告一段落,郭校长就说,这个短剧很好,就是其中一句台词最好改一下,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世界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因此不能说是和平时期,应该改成“我们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虽然只是两字之差,意义就不一样,真是一位老革命的政治敏感和责任,不禁让我肃然起敬。后来,“美丽的一天”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演出,还得了奖。

       那年校庆,我的同学张青松由北京来南京,说起校园内几尊塑像,没有郭影秋校长的塑像,我对他说。他毫不犹豫地说:应该有,我去说。后来根据他的提议,2003年校园内增设了郭影秋校长的塑像。


孙鼐教授

       孙老师教我们《普通地质学》,我印象深刻的是孙老师的第一堂课的第一句话:“地质学是不科学的科学。”猛一听使人愕然,然后是品味到这是科学的警世名言,是激励后学者努力学习,更好推动地质学的发展。确实,地质学对于亿万年来地球形成,发展变化,特别是一些地质现象(包括矿产资源)的形成机理知之甚少,需要我们去探索。六十多年前,我们野外工作,主要靠罗盘、铁锤、放大镜三大宝,然后加上两条腿走路,对地质现象的解释,大多是推理:也许、可能。因此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地质学大有可为。


郭令智教授

       郭老师教我们《大地构造》,是一位谦虚谨慎的好好先生,上课时总是“诸位、诸位”,由于我们每个暑假都跟他到野外生产实习,深感到郭老师像父辈一样关心他的学子。郭老师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每天喝的是白开水。那时教授不多,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虽然这样,郭老师从来没有特殊化,在野外的生活与学生一样。


徐克勤教授

       徐克勤教授,是地质系主任,但他也和其他老师一样开课讲学。徐老师给我们上《矿床学》。徐老师博学多闻,在美国时自己开了车去过许多矿区,因此讲课时,讲到某一种矿床类型,他就随口讲某某矿区怎么怎么,讲着讲着,往往突然会诙谐地说:火车开得太远了,我们回来,言归正传。


姚文光教授

       姚老师教我们《构造地质学》,每次讲课,只带两支粉笔,开讲的时候,先在黑板上列出这堂课要讲的题目,然后中气十足,侃侃而谈,要讲内容,熟记于心。听姚老师的课,你想打瞌睡也睡不起来,更令人佩服的是,姚老师讲到告一段落时,把粉笔往讲台上一丢,随口说这堂课就讲到这里,随着话音刚落,教室外的下课电铃声就响起来了。


方一亭教授

       方老师就读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留系任教,退休前是南京大学地质系分管教学、科研的副系主任。方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上过课,但他是我的引路人,我是受他的影响报考了南京大学地质系,而且被录取了,也一辈子从事地质工作。更让人感动的是他知道我家境清贫,在他参加工作之后,曾悄悄给我5元钱生活费。5元钱现在说来无所谓,但是当时方老师的月工资才52.8元,5元钱相当于方老师月工资的10%,当时一个人的月生活费大概是7-15元。我们姑且不谈多少钱,当一个人在困难时受人帮助是什么感觉,是不能用金钱多少来衡量的,兴许方老师施惠莫念,已经淡忘,而我是受恩不忘,终生铭记。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我还要感谢系里默默无闻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创造条件而辛勤付出的老师,感谢带我们课堂实习的老师,特别是每年暑假带领我们到野外实习、劳动的老师,他(她)们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既是师长,又是父兄。

       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南京大学地质系。


作者:赵凤鸣(南京大学地质系62届大地构造1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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