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的巧合——记我家一件趣事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21-11-10浏览次数:359

今年是建党百年。

南京大学地质学科创建百年与建党百年巧合。

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是南大地学前身,我父亲段万倜是中央大学地质系1949年的毕业生,南大中共地下党员,今年恰巧也遇他老人家百年生辰。

三个百年碰撞于一身,实乃巧上加巧。

南大地学院准备办百年庆典活动,正在征稿征物。我思量着如何变通参与这件事,忽然间发现,此事竟然与我本人切实经历也有扯不断的瓜葛,真是巧巧连篇啊! 

这是我幼时穿戴过的围兜。那时我大约三、四岁吧,跟着妈妈,从老家乡下寻到南京找爸爸,爸爸就把我送到这个幼儿班里锻炼。真庆幸,那时的爸爸刚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不久,否则我也很难进入南大幼儿班。

大学刚毕业的爸爸,先后在南京女一中、四中、矿专任教任职,还参与了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团工作,忙的不亦乐乎。

我和爸爸妈妈

我和妈妈与瑜姐珩姐

我曾经发在博客的照

兜兜上又有新的发现


段北生是我弟弟。兜兜下沿的名字,应该是妈妈亲手绣上去的。那时,妈妈正参加大跃进时期举办的地质部家属工厂,弟弟被送进地科院幼儿园,妈妈成为了模范的生产组长。记得她们生产出来的第一批合格产品,曾施以彩妆,敲锣打鼓抬去汇报与领导和社会。哈哈哈,一份小小的家庭文物,背后却承载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生动的公民故事,实属难得。

我爸爸,段万倜(1921~2002)江西都昌人,1945~1949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在那期间参加了一系列进步学生活动,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于1948年12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并成为地下党支部领导成员。

爸爸的大学毕业照

爸爸和妈妈


老人家身后留下一篇对南大生活的回忆文字,字里行间表达了他对老师、同窗的深厚情谊,同时还详细记录了一些学生运动的情节。这篇文字能穿越三十年光阴,保留至今,十分难得。(文摘附后)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几点回忆(摘录)

(49届段万倜)

我是1945年到1949年在南大地质系的前身——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过四年的学生。现将我的几点回忆略叙如下。

第一、感谢老师们的教导

当年中央大学地质系的教授,多是中外驰名的地质学家,如张更、李学清、徐克勤、陈旭、张祖还、姚文光等老师;还有一些兼职的老师,如俞建章、谢家荣、黄汲清、张文佑先生等,都给我们开过课。能听到这些老师们的亲自讲课,是很幸运的。

记得一年级的《普通地质学》,是张祖还老师教的。张老师对学生非常和蔼亲切;讲课时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讲稿章节分明、有条有理。我最爱听张老师讲课,现在回忆起来,有许多重大的基础性理论,都是由张老师最初传授的。如有关宇宙、太阳、地球的起源等各种学说,老师当年讲的,我现在还能记得很清楚。二年级的古生物学是俞建章老师教的,俞老师讲得一口好英语,我们听课的笔记也是用英文记的。岩石学是李学清老师教的,矿床学和高等矿床学都是徐克勤老师教的,构造地质学是姚文光和张文佑老师教的,地史学和标准化石是陈旭老师教的。他们的教材都很丰富,还列出许多参考书籍,让我们自学阅读。四年级时还选修过谢家荣、李庆远的经济地质学,黄汲清先生的野外地质学等课程。听过翁文灏、李春昱等名人来系里作过的学术报告。这些前辈们实践经验丰富,学术造诣高深,他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的师者风范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我们的地质专业知识,也是在老师们的教导下,在校时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所以写回忆录,我首先要感谢老师们的教导。

第二、怀念同窗友谊

多年的同学是很亲切的,尤其是同班同学,友谊更加深厚。

我在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共有26人,到四年级毕业时只有10人。但十人中还有四人是从别的班级转过来的。真正同窗四年的同学只有6人。就是说进校时26人同班,经过四年的变动,走了20人,仅剩下6人。这6人就是包茨、潘廓祥、黄蕴慧、董尚师、谢振西和我。同班毕业的另四位同学是:谢继哲、王万统、陈克明和翁礼巽。

翁礼巽,是一位有点传奇性的学长。他原比我们高一班,后因组织上的需要,休学半年,再到我们班一道毕业的。他是中大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520”前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中央大学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之一,也是南京市学生运动的策划、指挥、领导者之一。他在理学院建立了新青社、自科会等进步组织,团结了师生员工共同奋斗,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了解放的到来。组织上曾选派他第一批到苏联留学深造,回国后在内蒙和青海等地质队任工程师,可惜在“文革”初期被揪,不幸含冤去世。是我们班最早去世的一位同学。我们为他深感哀悼和惋惜。我是非常敬重他的,因为他是我走向革命的领路人。

同班四年的董尚师,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可惜的也是过早地去世了。同样,我们对他也是无限的怀念。四年中他总是沉默寡言,专心读书,独来独往地进图书馆、阅览室。但学生运动,像“520”、“41”等大游行,他都参加了。他对老师也是很敬重的。

同届毕业,各奔前程。包茨、谢继哲为新中国寻找和开发石油、天然气资源,做出了重要贡献。黄蕴慧在矿床、矿物学方面的造诣,成为世界知名的专家;谢振西对前寒武纪地层的研究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潘廓祥、王万统在区域性普查找矿方面的成就,也是很辉煌的。潘廓祥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王万统、黄蕴慧都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来京开会时,我们曾相聚在一起,畅叙同窗的深情厚谊。还有一位陈克明同学,离开中大后,曾在中专任数学教师多年,后来杳无音讯,令人不胜怀念之至。

第三、在学生运动中前进

我们在校四年,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都盼望着能过上和平的生活。谁知道蒋介石独裁政权,不顾人民的意愿,一心要排除异己,独吞胜利成果,依靠着美帝国主义的帮助,挑起了内战烽火。全国学生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学生运动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最后成为剿灭蒋介石政权的第二条战线,载入史册,我们是感到很光荣的。

1946年1月25日,重庆中央大学和其他一些大、专、中学一道,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万人大游行。要求正在开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一天,我们一年级同学,天还没亮就从柏溪分校出发,摸黑步行几十里路,到了上清寺国民党政府的大院内,听了各党派代表人物的讲话。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说:“同学们提出的要求,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你们的要求一定要做到的,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为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第一次听到他的讲话,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大游行。

1946年下半年,中大迁回南京上课。年底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反美抗暴运动。我两次参加游行示威,到美国驻华使馆强烈抗议,高喊着“美国佬滚出去”,表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不可侮。1947年“52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一系列活动,我都参加了,经受了很好的锻炼。1948年的“五四”纪念周和“五二〇”周年纪念,以及包围国民党青年部,营救被捕同学等活动,我都积极地参加,尽了自己的力量。1948年6月,组织上发展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加强了进步书刊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群众杂志》和《大众哲学》等书刊,对我思想上的进步,都有很大的影响。1948年月12月,环境尤为恶劣,不少同志撤退到解放区,组织上把我吸收进了地下党,很快又要我担任理学院分支书记。我根据上级的指示,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大理学院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化学系的谢问明、心理系的何培中、生物系的沈祖安为支部委员我任支部书记。在任期间,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新青社员。团结全院师生员工,开展反搬迁运动。周鸿经卷款潜逃后,学校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纠察队积极护校,进行大量的应变准备工作。1949年2月,领导上还部署了在南京掀起一个反对假和平、争取真自由和营救被捕同学出狱、释放政治犯的活动。经过各大、专院校的积极酝酿和准备,三月下旬,一场群众运动已箭在弦上,欲罢不能。当时,解放大军已压到长江北岸,蒋介石躲到奉北老家去了,由李宗仁任代总统,中共提出了八项和平条件,国民党政府也组成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去北平谈判的和平谈判代表团。4月1日,代表团就要起飞时,学生的游行队伍也即将出发。正在这时,上一级领导徐瑞卿同志,急匆匆的跑来说,“今天不要让学生出去了,上面不同意游行,怕出问题”。可是,这个时候谁能即刻解散队伍?谁也拉不回激情高昂的学生大军了,队伍出发了。很幸运,在整个游行的过程中没有出事。但是没有想到,游行队伍解散之后,剧专的同学们回校路经大中桥,竟然遭到了国民党埋伏下的一群打手的疯狂袭击。打手们手持带钉子的木棍,当场打死了政大司机陈祝三,重轻伤几十人。中大同学闻讯后,已经返校的队伍呼啦一下又涌上了街头,在学生应变会的带领下,径直到总统府门前,要求李宗仁出来说话。李宗仁的副官出来敷衍学生,不一会儿,一群打手坐着汽车呼啸而至,手持木棒一阵狠打,手无寸铁的学生们,血溅总统府,酿成了“四一”大血案。最后经抢救无效,死二人,伤二百余人。事后,国民党政府和卫戍司令部还声称要到各校逮捕进步同学,说中央大学的学生都是共产党。搞得不少中间同学纷纷离校返家躲避。留校的同学中几乎只剩下两种人,一是中共地下党员和新青社员及其周围的进步同学;一是国民党、三青团豢养的特务分子等。这时我们的活动困难了,掩护我们的群众少了,敌人又在疯狂地搜索,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落入敌人之手,颇有如履薄冰之感。“四一”之后这一阵,可以说是我们工作最困难的时期。幸好没过多久,同学们逐渐返校,四月二十二日,南京就解放了。我们迎来了亲人解放军,世界是我们的了,当时那种高兴,就没法形容了。在南京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四年,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一是学习了地质科学知识,决定了我献身于中国地质事业;一是参加了共产党,确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意志。这两项,都是历史的决定,不允许我有改变和动摇的,只能坚定不移的走到底。回顾起来,在校四年的所作所为,虽然说不上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但也觉得青春无悔。应当深深感谢母校母系的教导,感谢党和人民的关怀与培养。(段万倜忆文•摘完)

翻拍自《李四光画传》,左一为父亲段万倜,时任李四光秘书(1953~1964)


父亲段万倜,十年秘书生涯之后,在李四光先生的亲自安排和指导下,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第四纪冰川和第四纪地质的科考研究工作,曾任地质部西南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考察队队长,该队实施了“成昆铁路沿线的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并于1977年出版了《中国第四纪地质与第四纪冰川论文集》。1979年段万倜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专业委员会的首任秘书长。

段万倜经历过无数次的野外考察实践,总结发表了《陕西蓝田地区第四纪冰川遗迹述要》、《四川西昌螺髻山第四纪冰川地质》、《青藏公路沿线第四纪冰期的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地质学史概要》、《地质力学的创立与应用》等数篇论文,其《庐山第四纪冰期与环境》课题荣获1993年度中国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95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登记为国家科技成果。父亲段万倜,的确把自己的一生无所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地质事业。

值此南京大学地质学科创建百年庆典之际,我,一个曾经的“南大附小幼十五”的学生,奉上我和我父亲的南大地学故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为南京大学地质学科百年庆典;为弘扬前辈,忠诚党和国家的地质事业,不畏艰难勇于实践的精神,汇入点滴涓流。


作者:段万倜(中央大学地质系49届校友)

        段佩珠(段万之女,国家图书馆退休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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