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站在南京大学《烽火岁月中的教育丰碑》专题展的展板前，注视牌上的名字——郑集，瞬间唤起了我心中积淀已久的敬意。在1931年至1945年那段山河破碎的岁月里，郑集先生以科教为枪炮，在国立中央大学的三尺讲台与简陋实验室中，书写了一代学者的爱国传奇。
《烽火岁月中的教育丰碑》专题展的展板
课题扎根国情：从实验室到国计民生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成为郑集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彼时的他刚完成硕士研究，正在耶鲁大学访学，本可沿着骨髓脂类化学的纯理论方向深耕，但国内传来的消息让他彻夜难眠。在写给导师R.J. Hartman的信中，他表达了“中国积弱，非仅军事之弊，民之羸弱、食之无方实为根本。吾辈求学，当为万民谋食”的认知，毅然调整研究方向。他将博士课题定为《生物胶体——大豆蛋白质》，选择这种中国盛产却未被充分利用的作物作为研究核心。
1934年学成归国时，郑集不仅带回了Sigma Xi荣誉学会会员的证书，更带回了一整套大豆蛋白质研究方案。在秉志先生的支持下，他创建中国科学社生化研究室，同时承担中央大学农化系课程。彼时的中国，民众对营养科学所知甚少，“食物相克”的说法在民间盛行，战乱中更是常有因饮食不当导致的疾病。1935年夏天，郑集启动了一项看似琐碎却意义重大的研究：选取民间流传最广的14对“相克食物”，从动物实验到自体试食，逐一验证其科学性。这种“破迷信、立科学”的努力，在战乱年代尤为可贵。他在课堂上告诫学生：“国之强大，始于民之健康；民之健康，始于食之科学。我们的试管里装着的是国民的生机。”
1936年，郑集开展了全米全麦营养价值比较研究，彼时市面上以精米白面为贵，却无人知晓加工过程中维生素的大量流失。他通过动物实验证实：糙米比精米维生素B含量高3倍以上，全麦面的营养价值远超精白面粉。这一发现直接为后来的战时粮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他在研究期间遭遇母亲病危，却仍坚守实验岗位未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让这份科研坚守更显悲壮。
体质救赎：对“东亚病夫”的科学反击
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空手而归，西方媒体“东亚病夫”的侮辱性评价传遍国内。正在进行营养学研究的郑先生深受触动，“誓雪东亚病夫之耻，实现科学救国理想”成为他之后十年研究的精神旗帜。
当时的中国，国民营养不良的问题触目惊心。1935年底，郑集带领学生完成《南京冬季膳食调查》，发现普通市民日均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国际标准的60%，维生素缺乏症普遍存在。而抗日前线士兵的状况更为凄惨：1938年他赴彭县铜矿考察时，发现近三成士兵患有夜盲、脚气等营养缺乏症。“士兵连饭都吃不好，怎能扛枪打仗？”郑集在日记中痛心疾首地写道。
针对这一现状，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抗战士兵的营养领域。1939年，郑集发表《军用干粮研究之重要及一点实验结果》，该论文成为我国首部系统研究军用食品的论文。在华西坝的简易实验室里，他带领助手用当地易得的青稞、大豆为原料，反复试验干粮的配方与加工工艺，最终研制出保质期达3个月、能提供足够热量的压缩干粮。
他通过对不同战区士兵的膳食调查，提出三项紧急建议：推广81通粉和92糙米（保留更多营养的粗加工粮食）、建立战地豆腐坊补充蛋白质、利用野生蔬果补充维生素。在那个空谈救国盛行的年代，郑集始终坚持“坐而论不如起而行”。他利用中央大学的课堂开设“战时营养学”课程，培养了大批懂营养的医学生；他编写的《实用营养学》一书，用通俗语言讲解膳食搭配知识，被辗转翻印十余次，成为后方民众与前线军医的必备读物。他用科学的力量，践行着“以科学强体质”的救国理想。
郑集编著的《实用营养学》一书
西迁护宝：扛起科教火种的“搬运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至南京。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郑集面临着艰难抉择：是保全家人，还是守护实验室的珍贵仪器？他最终践行了自己“把忠心交给国家”的立身信条，将妻小送回四川老家，自己则留下来组织实验室搬迁。
当时中国科学社生化研究室与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科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显微镜、离心机等仪器，这些“宝贝”是开展科研的根基。郑集带领助教和工人，将200余箱仪器、试剂和图书小心翼翼打包。从南京到重庆北碚的路途艰险，日寇飞机时常轰炸，他们白天隐蔽，夜晚赶路，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历时三个月的奔波，两座实验室的设备终于安全抵达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但他来不及休息，又接到新的任务：护送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往成都华西坝。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往返奔波，成为兼顾两地教职的“两栖教授”。
在华西坝的日子里，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有学生问他：“先生，我们现在做研究还有意义吗？”郑集指着窗外正在军训的学生说：“他们在前线用枪保卫国家，我们在后方用科学培育希望。只要科教火种不灭，国家就有复兴之日。”
1941年，日寇对重庆、成都大规模轰炸，华西坝也未能幸免。每当空袭警报响起，郑集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确认所有仪器断电、易燃试剂妥善存放后才进入防空洞。有一次轰炸过后，实验室屋顶被震塌一角，他第一时间冲进废墟，抢救出珍贵的实验记录和图书。这些在战火中幸存的资料，后来成为中国生物化学发展的重要文献。
西迁八年，郑集不仅保住了科教设备，更维持了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他一面在重庆、成都两地授课，一面指导学生开展研究，发表论文十余篇。这种“炮火声中做学问”的坚守，正如中央大学西迁纪念碑文所写：“虽颠沛流离，而弦歌不辍；虽艰难困苦，而科教不废。”
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
薪火相传：抗战中的科教播种人
1945年，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郑集却并未停下忙碌的脚步。这一年，他做出了两项影响中国生物化学发展的重要举措：招收全国第一批生化研究生，邀请留英博士王应睐加盟。在当时的条件下，培养研究生堪称奢想，但郑集坚持认为：“国家复兴终将依靠科学，而科学的未来在青年。”
他为四名研究生量身定制培养方案，亲自讲授《高级生物化学》课程，带领他们开展大豆蛋白提纯、膳食营养分析等研究。没有外文教材，就用自己珍藏的原版著作复印；没有实验经费，就将自己的教授津贴省下来补充。这四名研究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生化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他的本科生和研究团队成员王德宝（后为中科院院士）更是参与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工作。
郑集邀请王应睐加盟的过程同样充满波折。当时王应睐在英国剑桥大学已有稳定研究岗位，郑集连续给他写了三封信，在信中描绘中国生化研究的前景，诉说战后重建对人才的迫切需求。这份诚意最终打动了王应睐，1945年底，王应睐抵达成都，与郑集共同主持生化研究室工作。
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郑集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的敬畏与对学生的关爱。他常说：“做学问先要做人，爱国是做学问的根本。”有学生因家境贫寒面临辍学，他主动承担其学费；有学生实验失败心灰意冷，他耐心指导分析原因，用自己当年休学挣钱凑学费的经历鼓励学生。他的实验室总是向所有好学的学生开放，无论是否是自己的弟子，都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在上课的郑集对学生们说：“抗战胜利了，但我们的科教救国之路才刚刚开始。国家要强大，必须有坚实的科学根基，这副担子，现在传到了你们肩上。”这句话，成为许多学生此后人生的座右铭。
来源：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