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敢叫日月换新天——城市接管
（1950年3月至1950年底）
1949年12月卢汉起义，昆明和平解放。1950年3月起，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军事接管了旧政权，开始了改造旧社会，建设新昆明的历史进程。
城市接管工作承担着恢复社会生产，重组社会秩序的重大使命，如何尽最大努力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势力，保障广大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成为中共在西南地区站稳脚跟的前提。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校友们，作为部队中为数较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城市接管之初多被派为军事联络员，参与金融、交通、工矿等多行业跨领域的接管工作，通过与地下党的密切配合，摸清各单位实际情况，与旧的行业领导层交接财务、人事、组织等管理权，除对旧人员暂时“照单全收”外，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构，逐步对旧人员进行改造，实现了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
章光旭（男，安徽来安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林业系统工作）
到了云南后，云南支队大致是分成两部分：少部分在城市，大部分在农村。农村是分配在楚雄专区和玉溪专区2个大区，到了之后先分到县，县里再分到农村，细分下去。
我是分在城市，城市接管工作是由昆明市军管会主任陈赓将军负责，我们就是他手下的兵，到下面去接管。具体而言，我是分在政务接管部的农业水利组，负责接管建设厅所属的各个企业、事业单位。
我接管的单位是建设厅下属的农业改进所。一个军代表带着我们四五个军事联络员去接管。我们的军代表叫魏英，是国民党海城起义的将领，是政务接管部农业水利组的总代表。刚到农业改进所的时候是清理人数，那时国民党已经撤空了，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再清点财产。农改所的所长秦仁昌，是中国有名的植物学家，在蕨类植物分类上，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专家。他与国民党的陈诚是连襟，1945年陈诚到台湾接管的时候任台湾省主席，秦仁昌就以云南省农业改进所所长的名义发电报恭贺。这个事情在所内反映很大，所内的中共地下党都知道这事。所以，就有人就揭发他，说这个人很反动，还指出了一些反动言行，又说他还开黑名单。我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把这个情况跟军管会的军代表反映，大概军代表还请示了北京，结果说秦仁昌是国家保护的植物学专家，不能动，要保护。
于是我找秦仁昌谈话，告诉他：“组织要你做的事情你做，群众对你有意见你也不要管。”我去安慰他之后他也问我：“我听你的这个口气不像大老粗，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我是金陵大学的，他说我们是校友。原来他在1919年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他的老师是陈嵘教授，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教过我们造林学。他还告诉我他是伦敦皇家学会（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的会员。我说军代表已经跟我说过了，这些事我们不管你，你只要好好工作。当时，他还是云南大学林业系教授兼主任，我说你就管好林业系的事情，农改所的事你先不要怎么管。
秦仁昌还有个问题。他有一个私人农场，有一条公牛是种牛，价值10两黄金，还有其它一些奶牛，所以他的资本还是不少的。那个时候，解放后如果是农场主，人家就把你看成是地主之类的人了。你虽然是教授、是官员，那也不可取。农民就把他抓起来，要减租退押，要批斗他。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家里的人就来找我，我只好去请示军代表，军代表去请示省委。那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是宋任穷，省委要求赶紧把他给保出来，给军代表开了救护证，去说服农民，把他给放出来、接回来，照常当他的所长。
我在农业改进所待了一个多月就完成接管了。完成接管之后，因为工作做得还不错，所以1950年底，领导又派我到蒙自县接管蚕业公司。这个工厂是宋子文的一个叫葛敬中（国民党时期中国蚕业公司总经理）的秘书创办的，规模很大，养蚕的有1000多人，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不过当时这个蚕种公司已经快要破产了，工资都发不下来，经济上非常困难。地下党反映到昆明来，希望派人下去接管。这个蚕业公司主要是负责制蚕种，运到江浙去卖。为什么要在云南制种运到江浙去呢？原来养蚕当中最怕的一个问题就是微粒子病，在云南养蚕不会有这种问题，蚕种很好。那时候一张蚕种要10多块钱，用飞机运过去。
我到那里后已经是带有军代表的职衔，监察厂里的人政治上合不合格，是否符合条件，因为有好多国民党的军官在里面当工人，要清查，镇压反革命，搞了一段时间。我当时在那里接管，主要依靠十三军，没有他们的帮忙，我一个人是没法搞下去的。那个厂相当复杂，1000多人里清查出来的国民党特务就有十几个，最后枪毙了11个。厂里面有保安队，保安队有30多人，有机枪，有长短枪。我去了以后就跟十三军联系，我说地下党反映保安队和山上的土匪都有联系，对这些保安队的人要执行“枪换肩”，就是把保安队的枪拿过来给工人扛。后来在十三军的支持下，我在那里也镇压了一些人。
曾昭贵（男，湖南道县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医学院，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公安系统工作）
城市接管初期，我参与了昆明市警察系统的接管工作。1950年初刚进城的时候，感觉昆明是一个比较落后闭塞的地方。有一些洋房，但不太多。当时昆明抽大烟的很多，娼妓、小偷、流氓等也很多。
接管警察一分局时候，党组织派了一个军代表，是一个姓高的老干部，叫高明起（音）。我们有5个人组成一个军事代表联络组，我是军代表的副手，是这个联络组的副组长。
由于昆明是和平解放的，我们去接管时昆明警察局一分局还在正常工作着，包括原来的分局局长也在。当时警察局里的地下党力量很强，他们组织了一个警盟（1949年中共在地方警察中建立的警察团体之一，全称“新民主主义警察同盟），警盟里的盟员是那些比较进步的旧警察，但还不是地下党。他们已经基本上把情况摸清了，就报告给军代表，比如哪些人可信哪些人不可信。这些只有军代表才知道，连我们这些联络员都不知道。过了10多天，就宣布昆明公安局一分局成立，还在原来警察一分局的旧址办公。那些可信的警员就留下来继续工作，那些已不被信任的、要清洗的就送到革大学习，学习完另外安排工作，不再回到公安系统。
1950年4月，昆明警察局一分局接管完成后，我曾任小南门派出所所长一个月。当时公安一分局来了一位新局长，借鉴北京、沈阳的经验，决定在昆明也建立派出所，便派我来组建派出所。6月份派出所工作正常后，组织上就派我到昆明市共青团办的一个学校学习。到了九十月份，我学习结束，便回到公安一分局工作。11月，又把我调到市公安局办公室工作，分在材料组，主要管上级的材料、下级的报告、各种统计资料等。
冯又新：
进入云南之后，我们先驻扎在小石坝，专门学习政府政策。1950年2月份抵达昆明市内。形容昆明有个词叫四季如春，我们都知道前半句，却不知道后半句：遇雨则冬。一下雨就变成冬天，所以一到这边我们就把棉衣拿出来穿上。
我被分配在西南革命大学云南分校，那时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改造旧人员。因为云南是和平解放的，要留用旧部，所以就要改造省政府、工矿、金融、银行等关键行业的旧人员。当时革大直接受省委领导，建制是有1个校本部，下面又分5个分部。
抵制改造的人也有，有个班里的学员是一个旧县长，开始老是想不通，我们就让他好好算算自己有没有贪污的账。他说：“我们贪污的账不好算啊，都是马帮拿大烟出去抵换的，我只是让他们拿银元回来，具体数目是多少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确实也不知道。那批人还是很老实的，让他们交代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但也有些人很歹毒，杀人不眨眼。因为有特殊的民族政策，有一些土司，他们自己写检讨信，自我检查，然后交给我们。根据他们自己写的材料，我们再审核，我们也不叫人再去地方上问那些旧事，因为我们还是要用他们的。
当时，像中学校长那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欢迎改造的，但是心里的真实想法谁也不好说，毕竟改造的时间只有3个月到半年。对于高级知识分子，还专门有一个高级研究班。改造思想的主题内容就是扫除旧的封建迷信思想，宣传新的政策和方针。总体来说，他们接受地还是不错的。
刘岳东（男，湖南桃江人，1945年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云南设计院工作）
我们到达云南大概是1950年2月20日左右。这个时候，广泛的动员下乡、建立政权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作为工业接管部的成员，那时被分配在昆明去接管煤矿，大概用了6个月的时间完成。当时国民党有残余势力在区县边境，土匪也时常有暴动，还是很危险的。
我们当时参加军事接管的时候，有一个军代表，还有三四个军事接管联络员，一般就是工业接管部的一些成员作为联络员。我记得4个联络员里面有2个都是中央大学的。我接管的那个地方，土匪闹得比较凶，有土匪拉我们的工人参加他们的土匪组织。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就找到这些工人把这个组织瓦解了，那个土匪特别记恨我想要谋害我。后来在澄江接管时，土匪还专门筹划来害我。好在他们组织攻击的前几天，我被调到了另外一个煤矿点，所以那天晚上，虽然有10多个土匪带了刀枪专门来找我，但是错过了。当时有一个解放军睡在我床上，他比较有经验，土匪来的时候就马上躲到了床下。土匪认为我可能到工厂去了，就撤走了。
在接管云南煤矿时，这个煤矿在国民党时期整个矿区的工人已达2000多人，还成立了一些工人的霸头组织，组织一些工人小组下去挖煤。工人不是正式职员，而是临时雇佣的。我分配过去的时候，把煤运出来距离大概有10多里，设了2个运输站，我就负责其中一个运输站的工作。我知道当时煤矿一天最多能挖出来200吨煤，一个月平均6000吨煤，这是最大产量。当时昆明不管民用还是工业，用煤都是靠这个煤矿，接管以后，我们马上又组织增加煤矿的生产。
漆书光（男，江西萍乡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银行系统工作）
1950年2月，我们和军队一起进入昆明。不过工作是在曲靖就提前分配好的，到昆明之后我们就直接参加工作了。我被分配在财经大队银行分队，准备在3月初接管旧银行。我们西南服务团来的，有53个人参加了银行接管。
我们先是接管富滇银行（1912年2月9日成立，是云南第一家省立地方银行），之后就开始筹备建立人民银行。接管小组由一个军代表和两三个联络员组成。每个地方的接管其实就是两三天时间，军代表把旧银行的领导召集起来开大会，宣布从即日起要接管银行，再向他们指明哪个是军代表，哪个是联络员，然后就开始接管了。原来的领导交财产、交资金，一切都交给接管小组。接管以后，银行的工作正常进行，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在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推广新币。我们是采用扭秧歌的形式来宣传推广人民币，口号是“人民币是唯一合法货币，禁止其他一切货币”。推行人民币是有一定阻力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金融管理科，专门到市场上去检查，看有没有违反金融管理条例，有没有使用金银而不用人民币的。有一次我们查到一个倒卖黄金的，30多两黄金全被没收交给我们银行了。金融管理科查黑市查得很严格，只要发现有违反金融条例的，黄金白银就要没收，当时还枪毙了一个倒卖金银的，算是杀一儆百。
孙松林（男，江苏南京人，1940年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后考入国立政治大学，参团在云南支队第四大队，后在银行系统工作）
1950年2月，我们到昆明以后马上参与了接管政权，辗转分配在武定专区。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学的是财政金融，所以武定地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禄劝支行的时候我就调到那里。当时也很简单，带着一匹马和一个警卫，驮着一麻袋钞票就去了，主要是扩展支行业务，推广普及人民币。当时的人民币是兑换过的新的人民币，一块抵旧币一万块。普及人民币的方式主要是跟很多地方单位配合起来，到粮食局、贸易公司去买卖，都要用人民币，都要到银行兑换新币。我们和这些单位联合，大概花了一两年时间。后来有一段时间人民币贬值，人民银行就实行保值存款。
当时到县城去拓展银行业务的时候也遇到不少危险，尽管没受到土匪暴动太大的影响，但有时候也有土匪作怪，往我们窗子开枪搞破坏。所以我们带枪工作一直到1953年，我当时配的是一支左***。
虽然当时接管工作的重点在城市，但我的整个工作中心却是在农村，提供养猪贷款、农具贷款、养牛贷款、水利贷款等。比如群众买不着牛了，就由我们带他们去四川会理买。后来武定并到楚雄，组织上就调我到楚雄专署。期间，我父亲由中央派他到四川阿坝的一个中央民族慰问团做副团长，他在那儿住了一两年时间，他就打电报给我，要我去四川和他见面。我当时脑袋瓜死板，说工作太紧就不来了。我所能回忆的银行接管和人民币普及工作大概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