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3月至1950年底 ）
1950年初，西南地区物价持续飞涨，粮食供应紧张，财政形势十分严峻。以昆明市为例，从原云南省田粮处接收的粮食连同昆明市私营粮商的存量总量，不足供应昆明市一个月的消费。新政权若无法供应军需民用所需的粮食，一切工作都无从开展，征粮成为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
由于云南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在许多地区已经征收过1949年公粮，而本次征粮负担额度又极为巨大，开始征粮的三四月份又值青黄不接、春耕用粮之际，故而征粮工作刚一开始就遭遇地方强宗豪右甚至一般农户的强烈抵触，引起地主裹挟群众武装抗粮，是为匪患。
《云南省征收1949年公粮大事记》称“1950年4月下旬至5月，通海（玉溪专区）、华宁（玉溪专区）、峨山（玉溪专区）、易门（玉溪专区）、新平（玉溪专区）、广通（楚雄专区）、禄丰（楚雄专区）、曲靖（曲靖专区）、元阳（蒙自专区）、金平（蒙自专区）、双柏（楚雄专区）、楚雄（楚雄专区）、江川（玉溪专区）、澄江（玉溪专区）、武定（武定专区）、宣威（曲靖专区）、马龙（曲靖专区）、寻甸（曲靖专区）、昆阳（玉溪专区）、晋宁（玉溪专区）、会泽（昭通专区）、镇雄（昭通专区）、彝良（宜良专区）……等县相继发生地霸土匪抗粮暴乱，破坏征粮，杀害征粮干部和缴粮群众，攻击区乡政府乃至县城”。《云南军区年终匪情总结》则称“四月至十二月9个月中共歼匪42873人，俘匪19671人，毙伤匪4137人，投诚19065人”被杀、俘、伤以及投诚的暴动者已经有8万5千多人，若加上未被镇压或逃散的人数，应有十万之众，而当时进入云南的解放军总数也只有二十万万人。
于是，征粮与剿匪，成为西南服务团在1950年面临的最大考验。
王四维（女，浙江慈溪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参团在云南支队一大队，后在云南大学工作）
我到云南后，被分派到玉溪地区呈贡县去做基层工作。与我随行的是一些在山东参加过革命的老区干部。到了呈贡县后，他们被任命为当地的县委书记、县长等职务，而我们西南服务团的一般学生则被分到县政府、区政府做一般工作。
因为粮食不够吃，我们到地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征粮。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方式是按土地面积征收，每个地方都分派了具体征粮额度。每户征粮额度以国民党时期每户的赋元数为基础，分17级超额累进计算，每户赋元数与该户土地面积有关。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组织武装暴动抗粮，杀害征粮干部，我们称之为“匪”。幸好呈贡县征粮任务是完成了的，没有发生地主暴动，但玉溪很多地方都暴动了，比如新平县、澄江县、通海县、易门县等。因此，呈贡的干部就全部调到了澄江县去支援当地剿匪。征粮剿匪中牺牲了好多人，像中央大学的同班同学苏有能，被土匪抓去，让他背叛党，他不干，就被推到厕所里淹死了。土匪问题，到后来派了解放军才镇压住。
剿匪之后接着就是清匪反霸，继续打击有强烈抗拒性的地主。为什么叫做“清匪”？是因为之前的剿匪并没剿灭干净，有的土匪在解放军来的时候就解散回家，得以保存，所以还要继续清理；“反霸”就是清理恶霸地主，他们有田有地又有恶行的，就组织农民协会进行揭发斗争。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晚上下农村去组织农民们学习，串联贫下中农，教育他们是新社会真正的主人，号召他们揭发地主的非法行为。后来有些流氓也混进农民协会来了，他们胆子大，真正的贫下中农反而胆子小。
蒋钟若：
到了云南之后，我被分配在元谋县工作队。元谋县工作队有17人，其中老干部3人，通信员、炊事员等服务人员大约5人，其他都是学生。当时元谋县的情况在云南、四川大概最有代表性的了。
我们到元谋县之前，当地政权已经***地下党接管了，地下党已经自命县委书记、县长和县委。我们去了之后重新组建了县委领导班子，班子中，县委书记、县长都是西南服务团去的干部，担任一把手，原来的地下党的人为副职，担任二把手。因为学生大多数还不是党员，不能参加领导班子，所以县委委员主体还是原来的地下党员。
至于区乡政权，因为云南是和平解放的，除掉个别反对新政权的，大多区长、乡长以及乡丁依旧留任。虽然我们只叫做工作队，但是到了基层后，那些区、乡长一切都要服从工作队指挥。
我负责的那个区是我和2个地下党的同志一起负责。按照规矩，当时应该以我为主，可是我和这两个人很熟悉，他们先到，情况比我熟悉，所以实际上我主要听他们的。我们那个区情况特殊，因为当时云南解放以后还要解放西康（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省，1952年撤销并入四川省），军队都要经过元谋县，而过境元谋县首先就要经过我这个乡。后来这个乡改成区了。上面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军队过境时有水喝、有饭吃，走的时候还要能带够粮食。
为此，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支援前线而征粮，并维持地方秩序防止暴动。我周围的地区都发生暴动了，有的干部都躲到我这里来了，幸好我这里没有暴动！至于为什么没暴动我估计有几个原因：第一，大部队每天都在经过，谁也搞不清乡里有没有部队驻扎，不敢妄动；第二，游击队的2个同志对当地情况也较了解，而且他们还认有一些干爹、干妈，有一些群众关系，能获取情报。
要说这里完全没有危险，也不尽然，有酝酿了但是没有爆发的暴动。第一次是这里有个国民党的营长，利用家族势力，暗中勾结了小凉山上的彝族想要暴动，当地百姓透露给我们，我就向上面反映情况，武定军分区马上就派了一个排，而且带了机枪来，驻扎在我们这里，暴动就没有发生。第二次是在牟定盐矿的一个国民党党员策划盐井暴动，也是当地老百姓跟我们反映的，我们提前处置了。再有，我们周围区乡的暴动有想打过来的，也没能打过来。
为了保证征粮、防止暴动，在宣布解放之后让所有有枪的人把枪支弹药都交出来由我们管理，称之“枪换肩”。我们3个人分片区来管理，交出来的枪就地交给农村里农民协会的民兵，我们到哪里能有保卫者。我们访贫问苦后建立了比较可靠的贫雇农主席团，把枪交给他们，这样才保证了安全。
金一杭：
我分到了玉溪澄江县，当时澄江县只有3个地下党员，其他都是分配来的，南下老干部也来得少。当时培养干部都要放到基层，不留在县委，所以我们都到了最基层。我分在澄江县龙街镇龙王庙村。龙王庙村就在抚仙湖边上，我住在一个大庙里面，睡在楼板上，晚上还是很害怕的，但嘴上不敢说。对于我一个女同志而言，那个时候是很艰苦的。
刚到基层时，政委就给我们说：“到云南以后只有8天的粮食，部队、人民群众都不够吃，我们首要任务就是下乡征粮，把粮食拿到手。”国民党时期基层组织是保甲制度，一个乡是有保长，一个村有甲长。我们到农村初期，不知道贫下中农谁是好的，谁是坏的，就只能利用保甲长一家一户去征粮。征粮的原则是累进制，田多多征，田少少征，没有田就不征。
我们白天晚上都要下村，依靠贫下中农建立政权。地主造谣说解放军3天就走了，贫下中农怕“变天”，怕他们以后租不到田无法生活，所以顾虑重重，不敢接近我们。刚开始时候，地主不敢来，贫下中农不敢来，都是些狗腿子来接近我们。地主知道你要征他的粮，以后还要没收他的土地，就联合土匪起来反抗。省里开农代会，我们那儿有个叫文汉忠的就当了农民代表去参会，而这个文汉忠其实是被他哥哥文汉鼎的匪帮利用来接近我们的。后来镇压反革命时，文汉忠、文汉鼎的事情就被挖出来了，双双枪毙。当时法律不健全，下面汇报县委，县委报地委批一下就能杀人了，甚至地方工作组都可以枪毙人。土匪兴起后，为了保护我们，就只有白天才去乡下，下乡也是打游击，今天在这个村，明天在另一个村，土匪不知道我们的规律；晚上大家集中在一起，不住在村子里面了。
孔德璜（男，山东曲阜人，1948年入中央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团在云南支队四大队，后在云南烟草公司工作）
我到云南后被分配在云南禄劝县，是个彝族和苗族的聚居区。从1950年3月到达，到1953年3月离开，我在禄劝县的3年是第一次到农村锻炼，对我的一生是打基础的阶段。
县里安排我跟着公安局局长干，他是北方来的老干部。我那时候什么职务都没有，为便于工作，公安局长被安了武定专属督导员的头衔，我被安了武定专属工作队长的头衔，所以人们都叫我孔队长。我们带去了一个排的武装，还有一挺机枪。
开始两个月在县城附近征粮、剿匪。先说征粮，征粮是向大户征粮，那时候还没土改，要和他们讲政策，搞好关系，我们这比较顺利，这个地方没发生过征粮造反的情况，别的地方有。
再说剿匪，土匪不少都是与土司勾结的彝族人，土司不是一般的地主，是有武装的，土改之前不仅不能动他们，还要跟他们搞好关系，毕竟征粮他们是交粮大头。当地的土匪有枪，是很厉害的。我们从区里到县城开会，有135华里的山路，出去开会有武装送一二十里，接近县城县时有武装去接，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我自己也配有一把小手枪，以前没有打过仗，不懂得怎么***，都是现学的。那时候枪走到哪都要带着，晚上睡觉都要枕着，因为随时有危险。
直到镇反、土改以后，彻底肃清了土匪组织，才发现我们区政府的地方武装里有10来个人属于土匪组织的人，地方武装的队长还是土匪的中队长，这些人几乎都没暴露，让我吓了一跳。破案之后，土匪还交代当时悬赏我的人头，奖励好多银元，这是我遇到的比较惊险的一段经历。
李同芬：
我在云南一开始是分到武定，后来又改分到了禄劝县县委，具体是在禄劝县崇德乡。我们的第一任务是征粮，工作队在农村征粮真的是很难，同志们都说：“征粮比吃屎还难。”
那时农民是没有粮食的，我们只向有钱人家征粮，但是也不知道谁家有多少钱，应该交多少粮，只好向老百姓打听。本来，领导要求我们下去走访，摸清底细，动员群众交粮。但是我们不会动员，犯了个大错，就根据知道的名字制作了一张地主榜，很凶地对他们说：“赶快来交粮。”想以气势吓倒他们。结果，有些人不交，有些人溜掉了，我们才着急起来。征粮中多有发生过威胁、封门、扣押、吊打等粗暴办法逼粮的行为，某些地区甚至出现逼死老百姓的事情。
另一个问题是人民币流通问题。当时云南流通的货币还是民国“袁大头”，老百姓不相信人民币，即使卖点粮食和菜给我们，也不要人民币。地主也不买我们的账，不要人民币。
记得当时县委书记骑马来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心里太委屈了，工作太难了，一看到他就全哭了。县委书记安慰我们说：“工作不能这样做，不能这么简单，需要了解和依靠群众。云南人用半开银元是传统，你们还是要做好宣传工作，不要着急，要多说。”他就给我们上了一课。
之后，我们的征粮工作才开始慢慢地进入正轨。现在回想起来，一开始我们确实太幼稚了。
唐泰良（男，湖南宁乡人，1948年入金陵大学理学院，参团在云南支队第一大队，后在昆明电缆厂工作）
我被分配到玉溪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一套班子都是西南服务团的。解放军20万部队进入云南，于是征粮成了第一个重要事情。
征粮就会引起匪患。土匪是和地方上的一些人混在一起的，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开始并不清楚，所以有人说玉溪工作条件好，我们就麻痹大意，以为下去征粮不会有问题。后来证明完全错了，那个地方非常复杂，区政府人员成分也是相当复杂。拥有武装的土匪，组织暴动的时候，趁你没注意一下子就把你干掉了，非常残酷。当时，有一个县长就被土匪杀掉了。再有我们去基层开展工作的人，被他们抓住后如果不服，骂他们，他们就拿马粪堵你嘴里。从3月到5月，我们大概有84人在征粮的时候被土匪杀掉了，有些人被丢在洞里面了，有些人尸骨都没有了。据统计，从1950年4月到9月，玉溪全区在剿匪斗争中共牺牲273人。
我讲一段险些被土匪暗杀的经历。那个时候我的驻地有部队在，土匪就不敢贸然行动，但是没想到土匪却想用暗杀的手段干掉我。我去玉溪征粮，要到处讲话、发动群众。有一次，讲完话散会以后，就剩下一个村子里的两口子。他唱起歌来：“老蒋、老蒋，你混世的魔王！”我也没管他，结果他就拿出枪来，离我很近的地方再唱：“老唐、老唐，你这混世的魔王！”唱着就扣动了板机，枪就冒烟了，因枪质量比较差，子弹没有出来，放空了。
我马上拿出我的枪说：“开不得玩笑！”他看到我拿出枪来，就放下自己的枪，我也把我自己的“大喇叭”枪收起来了。我当时还在想：“这个人玩笑开大了，随随便便就拿着个枪对着别人的身体，不像话啊。”但是并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第二天，他叫我“唐大军”（“某大军”是当地人对外地军人的称呼），说：“你昨天差一点就被我打死了。”我也半开玩笑的说：“昨晚我如果***了，你今天也就不存在了。”我还是没怀疑他，觉得只是一点意外的玩笑，并没什么。
直到过了一个礼拜后，县里面打电话问我：“一个礼拜以前是不是有人开枪打你了？”我说：“是的，但是没有打成，只冒烟。”电话那头说：“那个就是土匪，抓获的土匪检举他。他们计划杀两个人，一个是地下党出身的区委书记，一个就是你了。”他先杀的我，没杀成；又去杀那个区委书记，是个女同志，也没杀了。这就是我在征粮和剿匪中的一段有惊无险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