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土地改革
（1951年8月至1952年）
云南解放较晚，加之云南农村地区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复杂，生产方式相对落后，并且面临着征粮剿匪等严峻的任务，因此云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起步较晚。征粮工作完成后，云南内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为土地改革做了前期准备。
1951年2月19日，云南制订了《云南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草案）》，1951年8月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省分为内地（非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实施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内地土地改革参照内地其它地区的模式，采用“先试点，后铺开”的办法分两批进行。在土改中，工作队发动农民协会划阶级、斗地主，手段激进，多有失控，地主田地、房产、浮财甚至衣物都被瓜分，吊打、受伤致死者不在少数。经过先前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清算，地主阶层在土改来临时已经完全丧失了反抗的意志和能力。
土地改革结束，标志着贫雇农第一次取代了乡村士绅开始了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国家政权的触角渗透和控制了乡村。至此，云南省政权彻底实现了新旧交替，新兴红色政权在云南强势地站稳了脚跟，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王四维：
土改是在征粮、剿匪、清匪反霸之后进行的。我所在的呈贡县是土改试点，由省委派土改工作团来，派来的团长来到后就当县委书记，原来的县委书记也保留，两个书记并存。首先从县城附近的大队入手，下去之后我们先串联贫下中农，组织划分阶级，有土地不参加劳动就是地主；有土地参加劳动，但劳动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就是富农，不到百分之七十就是中农（此处似为地方规定或回忆有误，当时全国通行的规定是，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或者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其他的就是下农、贫农，总之是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接着要丈量土地，所有地主的土地都被没收，交给农民协会，由农民协会分给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分得比较好的土地，地主他们也能分到土地，但是比较差。
如果地主不肯交地契、浮财，就要抄家、斗他，就要把房产、浮财、土地、锄头、耕牛、衣服等全部没收，被抄家的地主就被赶到庙里去住了。没收的财物按照村里情况分给贫下中农，其中浮财是交给银行折为人民币再分配。
地主批斗会上，贫下中农诉苦时要是生气了就上去拳打脚踢。虽然土改工作组坚持不准武斗，但还是挡不住武斗的。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也说了：“他们气了多少年，打两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打了两下不够，会打三下、四下，就容易打伤、打死，打伤得多，打死得少一点。除了批斗会，有的地主被戴高帽，抓去游街，游一个村子不行就游一个乡，游一个乡不行就拉到县里去游。
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经历过试点工作的干部又被派到其它地方去，队员变成队长，领导当地的土改工作。
蒋钟若：
元谋县土改的时候我负责在县里指挥，并没有带工作队下乡，但是整个土改过程我是了解的，不仅是了解，我还要负责，要协助县委书记孟家珍的工作。土改我是完全赞成的，我们确实听到一些农民的诉苦之后流过不少泪。
但是土改过程中斗争也很厉害，农民斗地主的方式我觉得很不人道。有件很典型的事情，一个地主的老婆，平常很苛刻，对农民很凶。土改的时候我一进那个村子，就发现她被人把上身脱光了，跪在地上，被人拿一根细麻绳吊个砖头，拴在奶头上。我看到这么个场面，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找了一个民兵，也是那个村的人，问这个地主婆的情况。我说：“要斗就斗，该判刑就判刑，不要搞这些事。”后来他确实也阻止了。
不过他们有的人误解了我，以为我是不赞成土改的。最后又是那个民兵跟我说，“蒋同志啊，我看你也吃烟，你的烟钱都没有，我们愿意给你点烟钱。”我说扯淡！我对那些刑罚不赞成，他们就以为我对整个运动不赞成，他们就误解了，说我缺烟钱，要给我点烟钱。但是有一条，我也没有处分人，所以他们是真心佩服我的，我走了之后他们对我各方面的评价也不错。
孔德璜：
我在禄劝县待了一年半以后，1951年下半年全县土改开始了，属于全省第二批开始的地方。县委任命我为土改组长，土改工作队的人是我从区里抽出来的，先搞坝区（云贵川地区指相对于山区平坦一些的地方），后山区，土改后还有复查，连土改再加上复查我搞了5次。刚开始一个乡叫组长；后来管两三个、三四个乡，叫点长，管两三个组；再后来是中心点长，这是我当过最大官职，管一个区。
土改对我们是一次教育，我们发动群众还是有很大作用的。首先是诉苦运动，去贫农家里住，启发他们；去土司的奴隶家里吃住，发动群众开展诉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诉苦运动是土改的基础，工作得好不好和这个有很大关系。但是你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敢说、敢诉苦，这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是很容易。跟老区土改不一样，群众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地主土司是有武装的。然后划阶级成分，接下来征收、没收，再就是分配土地、浮财，分配给穷苦的人。
我觉得土改有些地方过头了，但总体来讲，土地改革对发动群众起到了很大作用。要说明的是，我负责的地方没发生过打死地主的情况。土改时期下乡生活很艰苦，很少吃肉和大米，一般吃杂粮，或者荞麦做成疙瘩吃。有一次下村子在高寒山区，住在老百姓家吃了一个星期洋芋，在火塘边上把洋芋烤了沾着辣椒面吃，很艰苦的生活。我那时候到哪里睡哪里，长了一身虱子、疥疮。疥疮长在屁股上，化脓把裤子沾上了，我刚开始走路，后来骑马，裤子完全粘在肉上了，下马要趴半个小时才敢动。开会不敢坐板凳，我是站着讲话、站着听汇报，也是站相当一段时间才敢坐。整个臀部全部化脓，一直到1954年到楚雄才断根，这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以前从未体会过的。
金一杭：
土地改革时我在澄江县，当时澄江县的县委书记、县长，包括区委书记、区长，都是南下的，土改经验丰富，工作容易搞好，所以就第一批进入土改试点了。云南其它地方，本地的地下党员多，没土改经验，结果就搞不上去，而且因为有少数的地下党员内外勾结、叛变，就更没法开展工作了。
土改时我是工作组长。你不镇压反革命，贫下中农起不来啊，不敢说话，他怕“变天”啊。云南地区土改和农村的镇压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都枪毙过3个人，掌握地主的“黄白枪”，也就是把地主的黄金、白银和枪拿出来，农民才不害怕。此外，澄江县人民法庭开庭，开几万人的大会，长革命志气，让老百姓看到，压在他们头上的大石板打掉了，农民这才敢起来开展土地改革。当时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地主阶级。
我经历的土改的大概过程就是这样。
后记
2012年5月20日在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大会上，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西南服务团”校友获得唯一一个“杰出校友集体奖”荣誉称号。曾经中央大学的学生，如今已满头银发的李同芬走上舞台，代表当年随军西征的中央大学372位、金陵大学68位校友与年轻的南大学子分享这段人生经历：当谈到自己1949年与家人不辞而别，奔赴云南时，她数度哽咽。而这一去，就是64年。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说：“西南服务团校友团队的事迹，是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南京大学校友口述历史计划项目组在昆明历时半月访问校友，采集口述历史录音、录像资料50余小时，征集到图书114册、手稿20余篇，总计3000万字以上的文献资料，获赠西南服务团胸章、照片、行军水壶、纪念章、战友书画作品等实物史料60余件，取得了丰硕成果。
当年西南服务团的老校友们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披肝沥胆、出生入死的人生经历，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的命运缩影，既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里年轻俊彦们单纯的、理想主义的爱国情怀，也折射出新中国曲折艰难的探索和前进历程。在滇两周，我们对一个个年近耄耋的老校友进行访谈，老人们侃侃而谈，追溯以往。当录音笔打开，DV机聚焦，书本中抽象的历史事件被丰满地还原到现实耳畔，正是老人们当年一幕幕鲜活的生活经历。
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在征粮、剿匪、建政、镇反过程中，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共有7位校友牺牲，他们是董俊松、苏有能、王为尧、丁文、蔡光祖、张世藩、唐世俭。直到今天，64年过去了，苏有能、王为尧两位烈士的遗骨都没有找到。
1950年代初，西南地区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后，对于西南服务团的革命军人来说又面临很多选择。如调干生考试，即通过考试重新进入大学学习，甚至公派出国留学，尔后再分配到其他地区或其他部门，进而告别大西南的艰苦。据一些校友回忆，当时在县一级的行政单位，只有2到3个名额，说一点也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但是申报后上级回复说，党还需要大家在这里工作，需要大家替党分忧。这么一说大家心就定了，“当然是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啊！革命是没有自由的！”就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在组织的统一调度和分配下，继续着建设和发展大西南的征程。
革命前壮怀激烈的理想情怀，与革命后残酷的现实政治间落差巨大。出身知识分子的原罪，让老校友们的命运在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无一幸免。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曲折探索中，他们历尽艰险，尝尽酸辛，不仅是肉体的苦难，还有灵魂的凌辱。但是，面对我们的采访，他们像一个个胜利的幸存者，坦然、淡然、怡然自得！
一群为新中国江山的砥定和建设，放弃了城市生活，牺牲了个人的专业前途的年轻俊彦，来到了云南，扎根云南。然而在云南的生活，逆多于顺，苦大于甜。采访中我们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您的孙子如今面临着和您当年一样的情形，执意报名西南服务团，您会支持他吗？”或许是太过尖刻，老校友们大多都回避了这样的提问。英雄暮年，遥想他们半个多世纪前弃学从军的选择，回望他们在红土地上写满波折的人生，老校友们有的说“看淡了”，有的说“不提了”，有的是笑而不语，可是更多校友不约而同的回答了四个字“无怨无悔”！
对一个个年近耄耋的老校友进行访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次次地震撼着我们年轻一辈南大人的心。这种震撼，不仅仅是源于那些原本只在书本中看到的重大历史事件被活生生地还原到现实耳畔，更多的，是源于在巨大的历史洪流面前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抉择与人生命运之间巨大的时空落差。有些故事，老人侃侃而谈，却恍如隔世；有些经历，老人挠头苦思，却在不经意间钉上了时代之柱。那一圈圈历史的年轮渐渐汇聚，就像DV机的镜头渐渐聚焦，录音笔的红灯亮起，老校友们轻柔地张动着嘴唇，讲出了岁月的故事。回忆平生，李同芬老人对我们说，“我这一辈子，做人坦坦荡荡，做事勤勤恳恳，两手干干净净。”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回味这句话时，时常回想，等到60年后我们走到人生暮年时，有没有自信重复这些话。他们一生坎坷，却从没改变一腔赤诚。
彩云之南的不朽，不是靠华丽的辞藻堆砌而成，不是靠可观的奖励粉饰而成，不是靠空洞的纪念建构而成，而是靠西南服务团每一个成员曾经亲身的付出与实践而成，靠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浪漫主义与残酷的现实政治黑洞猝然相遇后迸发出的人性之光而成，他们注定是失落的一代，但更注定是不能被遗忘的一代，也是不应被遗忘的一代。他们在困厄与坎坷面前，没有放弃原则，没有失去尊严。他们播撒着人性之美，他们实践着先哲的格言。
蒋钟若老人赠给我们他晚年的回忆录《影梦鸦》，书中以“真戏迷，梦中梦”6个字来诠释自己的一生。“真”即为他活的真实坦荡，“戏”意为他都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看为游戏，需要导演，更需要演员。“迷”意思是到现在他对当下社会发展很迷茫。前一个“梦”是自己如梦的浮生，后一个“梦”是未来我们的“中国梦”。临别时，蒋老握住我们的手说，前一个“梦”已经80多年了，快醒了，后一个“梦”还得靠你们年轻一代啊！过去的种种，就算给你们铺路了吧！哪里走弯了，走偏了，你们以后纠正了不再犯一样的错误就行啦！
反思来自认识，认识源于记录。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年近耄耋的老人们的人生经历、社会认识客观全面地记录下来，忘却不是对付苦难的方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用悲壮的人生，纯洁的心灵，平凡的足迹，勤劳的双手，描绘着一代人的梦想与追求。
他们把鲜血和人生洒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们将为历史留下一卷白描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