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汝伦校友口述金陵大学抗战西迁历史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16-07-10浏览次数:207

杨汝伦校友口述金陵大学抗战西迁历史

一、秦淮旧影

我是1919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外公是江苏泰州人,原本点了清朝的御史,后来辞职回家开办私塾,开设善堂,造福乡梓。九一八事变后,我就跟着父亲母亲逃难出来到了南京。我父亲到铁道部寻得个小公务员的差事,我就在南京读中学,刚开始家住在甘河沿,后来在新街口住了五年半。

我所入读的金大附中是南京很有名的一所学校,现在叫南京十中。当时校址比较宽,相当于一个大学的大小。校园里还有运动场、体育馆、足球场,教学大楼,宿舍大楼,图书馆,应有尽有。

金大附中属于教会学校,非常重视英语。每周英语课时安排九小时,而语文、数学只有五小时。我们初二那年的英语是一个外国女教师教的。当时金大附中有很多富家子弟。很多后来去了美国。当时在中学修体育馆是一件罕见的事。我们有一个数学老师姓孟的,女婿是宋希濂,女儿后来是音乐家。两口子生了孩子要办宴席,学校就建议他们把办宴席的钱拿出来修体育馆。我还参加了后来的落成典礼,来了很多当时的电影明星,还组织球队比赛,由全国著名运动员白杨开球。门口的“体育馆”三个字是林森写的。那时候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因为很多大学还没有体育馆。

同学里面很多都是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的子弟。和我同班的就有张自忠将军的儿子,桂永清将军的兄弟,重庆市长张竹轮的儿子,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小舅子,还有后来上海明星制片厂的著名演员高博。

当时南京有名的中学有中大附中、金大附中、中南中学、中英中学。初中毕业时要组织统一会考,地点就在成贤街的中央大学。初中毕业后要集中军训,在南京的同庆门外。要求很严格,总队长就是桂永清。金大附中对门就是汇文女中。金大附中到成都以后开始招收女生了,我爱人就是那时候入读的。

我读书的时候学费比较高,我家虽然比较困难,但是家里还是千方百计地让我读下去。

二、初识坝上

来南京五年半以后,全面抗战爆发了。我只好跟随学校搬迁到重庆万县的沙河子镇,在一个乡下的老旧学校里读了半年,就被保送到了金大。

那时候金大也迁到了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在南京时在鼓楼。都是教会办的学习。1938年到1942年在金陵大学读农业经济系。其实我并不喜欢,我高中的志向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想当新闻记者。但是自己的愿望不一定能够实现。当时金大农经系是最红火的,

1938~1942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钟鼓楼是标志。刚开始的时候华西坝只有一个大学,就是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叫张明高,是教会捐助钱修的房子,属于教会大学。五大学搬过来以后,除了用这些旧的房子,还修了些简易的平房。五大学除了金大,还有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等。关于燕京大学是否属于五大学之一,老校友们还有一些争论。大部分人认为是属于的,但是我当时来成都的时候,燕京大学还没迁来,直到我毕业以后,燕京大学才来的成都,而且它当时是在华西女中的校园里上课,并不在华西坝。因为华西大学医科比较好,中央大学医学院为了实习方便,就搬过来了,我当时还参观过他们的解剖室。当时成都的大学还有很多,朝阳大学,搞法律的,上海光华大学,改名西南财大,重庆的是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中央教育学院。当时有所谓的“三坝”,华西坝,沙坪坝,古陆坝,西北工学院所在地。

三、负笈金陵

教会大学的优点之一学习空气民主自由,教学注重联系实践。农经系到了大三就会下乡搞调研,当时在成都郊区的华阳县一个老的农校住下了,搞了一个暑假。系主任卜凯带队,穿草鞋,拿着打狗棍,进入农户家访问。我后来论文的题目就是《水稻、小麦、玉米,红苕的成本研究》,当时就利用实习的机会,一方面调研,一方面收集一些数据,这宗方法还是比较好,联系实际,每天都和农民交谈,到家里去。两年基础课,两年专业课。基础课有数、理、化、外、语,大三以后主要是专业课,主要有农业金融、财政学、昆虫学、森林学、气象学、果树学,比较联系实际,昆虫学必须要识别害虫益虫,要求每个人拿一个大盒子,把捉到的虫子用大头针插到里面,然后考试的时候就考害虫益虫辨别。金大比较活跃,除了上课以外经常有球赛。华西大学和金陵大学还联合成立的京剧社,唱京戏。我也是戏迷。参加了。大三的时候当社长。五大学毕业的时候联欢,我登台唱了一出《法门寺》。华西大学有话剧社,排演过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蜕变》。当时中美关系比较好,金大的足球队经常和外国人比赛球赛,外国球队里有不少英国的退伍水手,所以比赛多,球迷也多。

抗战时同学经济比较困难。刚开始的时候四川本地人生计还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从外省来的就差很多,我帮着当过翻译,勤工俭学,经济困难,一般都是外省人,找点零花钱。当时华西坝外国人比较多,英美加,珍珠港,美国人就发了讣告。

我在读书的时候兴趣爱好还是多方面的。我喜欢京戏、喜欢球赛,还组织过球队,喜欢话剧,我在重庆的时候很多话剧我都看到过。

当时华西坝还有十景,有一处是钟鼓楼下面的池塘,据说那个池塘里面有二十八块尸首,都是军阀们把姨太太杀死以后扔下去的。还有一个是金女大的钢琴房旁边喂了一头奶牛,同学们就戏称为“对牛弹琴”,金女大和金大平常无来往,只有一次,检查卫生,男生可看女生寝室。我在男生宿舍,有些同学宿舍乱七八糟的很不卫生,就把门锁了,我还买了糖果招待女同学参观宿舍。

金女大有个家政系,专门培养高级仆人的一个院系,教学生布置房间、插画,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议,觉得是培养旧时代的仆人,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些批判也不全面。

四、师友杂忆

在华西坝,还有金女大。那时候至少有三个学院的学校才可以叫做大学,金女大那时候只有两个,所以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是个民主人士,经常可以看到她乘坐黄包车,怕在街上和男的打招呼麻烦,就躲在车子上看书。我们的校长陈裕光,书生气比较足。当时金大的老师普遍经济困难,从南京来的还要找房子住。我有个江苏高邮的同乡,叫王绳祖,历史系教授,牛津大学毕业的,他是我唯一的同学。过年的时候他就招待我吃放在香烟罐里的沙胡豆,一个人过年就吃沙胡豆。当时知名的

陈校长有一次在校门口的理发摊子上理发。个别老教授乘坐鸡公车来上课,穿着布鞋,前面都有洞了。当时齐鲁大学校长叫刘世传。中大医学院院长叫戚寿南,心脏医学的专家。当时受美国影响,采取学分制,读满学分就算毕业,如果学费没用完,还可以选择其他院系的课,我就选了文学的课。教会学校,真正相信基督教的不多。每到星期天经常可以看到张群带领全家去赫斐院做礼拜。我当时好奇,也跟风去做礼拜。教堂门口就会有人发一个黑色的布口袋,传给每个人,捐钱做慈善,捐钱的人不要让人家知道,直接丢进去就好。基督教的一个优点就是做好事,做慈善事业。

当时在华西坝学术风气比较浓厚,经常有人做演讲。我就听过晏阳初来演讲。后来要他回国的,但是最终没回来。当时他演讲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中国有两大英雄,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是蒋介石。”听过冯玉祥的,穿着灰布衣服,印象深刻的有两句话,一句是“日本鬼子经常丢炸弹,不要怕炸到你们身上,你们几时看到麻雀屙屎屙到你们头上啊?”,叫我们不惧怕敌人的武力胁迫,然后最后讲完了,说“我文化不高,讲的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讲得不好,请大家原谅。”后来有一次我在春熙路看到冯玉祥和几个穿灰布棉衣的随从,到中华书店去,我也进去了,经理办公室休息,我就买了本子,过去找他签字,他很惊讶,问我怎么认识他,我说前几天刚刚听过他的演讲,他就拿过我的钢笔,用写毛笔字的姿势写下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

我在华西坝读书的时候也经历过蒋介石杀地方官员,其中一个叫杨全宇,当时是成都师长,北大学生。他做过演讲,很会讲。物价飞涨,报上的标题是“借人头平物价”。实际上死的冤枉。还杀了一个教育厅长叫杨连,兵源处处长陈策仁,他是抓壮丁,反映比较强烈,杀了平息民愤。

当时华西坝的民主空气比较浓厚,地下党、三清团的活动,但是大多数只关心学问,对那个不感兴趣。还办了一个加拿大小学,外国人子女要读书,我经常去那里和小朋友摆龙门阵,我当时一心觉得我要出国留学,要把英语学好,和小朋友们说错了也没关系。

当时的大学老师,一般都是留美的。农学院留美最多的是去康奈尔大学,在学校当助教、讲师后,就送去美国读两年,回来就可以教书了。当时就已经迷信学历了,哪个是博士,哪个是硕士,收到的待遇差别很大,我也发现很多人虽然是教授但是有学问说不出来,茶壶里装汤圆——倒不出。真正受学生欢迎的倒是些助教、讲师,记得当时昆虫系有个讲师叫齐少生,学问做的踏实,口才也比较好,大家就很欢迎。有些教师口才差,就不太欢迎了。一、二年级都是外国人教,我们当时的外文是一对外国夫妻教,女的教英语作文,每次写一篇到家里改,就可以当面讲那个地方不对,这种方式是很有效果的。二年级时叫我们英语的是一个美国的中学校长,他就往往大而化之,上课的时候把两个脚放在桌子上面,考试时候也不监考,常去去办公室抽烟,有的同学不自觉就抄。

当时中文系的教授高文,我后来选修他的古代诗词,听他课的人中有一个和尚,是一个寺院的方丈,还来旁听。高文口才好,最后当官了。回南京后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长陈继成,需要一个秘书,就请他做了,所以后来大家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陈继成的儿子和我同班。当时华西坝外面的一条街,小天竺,有一个咖啡光,tiptop,呱呱叫,生意好,价廉物美,苹果派、香蕉派,大学生靠这个维持读书了。开始物价还不是很胀,我在外面的小饭馆包饭,六块钱一个月,顿顿有荤菜,后来就不行了。

教授有些有学问,但是表达不好,所以同学就没兴趣。西南财大,当时叫光华大学,有个教授叫杨侑之,到金大兼课上会计,在大教室上,人很多,就是下午连上两三趟,他看到了也不批评,突然叫我回答问题,“Mr.杨汝伦,他开了一家咖啡馆就tiptop,他的资产投资是XX,装修费时XX,”结果大学哈哈大笑,也没有使同学难堪。

高文班上有同学叫江岚,是个比较出风头的女生,上课常引人注意,后来去了英国留学。一次他点到江岚的名字,就说是好名字,“岚者,山之光也”。大家马上就提起兴趣了。

还有个叫林伟仁的博士,教财政学。上课的时候经常带照片给同学们传看,和美国教授的合影。

教会学校的政治运动比较淡薄,我什么也不参加,读书。同学半夜被抓了,好像是地下党的,三清团的有一些,但是不是很活跃。倾向民主自由的比较多。

教授老师都是民主党派的,系主任乔启明,九三学社,应连庚,到北京以后由农工民主党转成共产党了,院系调整以后,金大在农业方面有名的教授专家都到了北京大学去了,有个同学叫陈道,后来到了北大当教授。当时农业当官的很多就是金大的,农业部何康部长。土地利用方面的,教育部副部长。吴一方,也是民主党派,民进的,江苏教育厅长,江苏副省长。

当时农经系主任叫卜凯,赛珍珠的丈夫。他当时有个习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连夏天都戴着手套。带我们实习下乡访农。英语系主任是个英国人,Dr.Fan

金大有文学院农学院理学院。当时诸如电机系全部都在重庆。求精中学,我也去过,规模比较大。便于在重庆电厂实习。中大医学院也因为成都便于实习,就搬到。白大褂,手上拿着骷髅头,一看就是华西大学的学生。当时那里医学很有名,宋美龄看牙齿都是到华西坝来看,江青后来也到华西坝看。后来我在金牛坝开省政协会住了几天。单独的房间留给单独的人。***软禁期间也来看过病。

金大有不少军阀家庭的子女,比如邓锡侯、田颂尧,子女,小汽车接送,下课就走了。

宋氏三姐妹来参观金女大,与吴的关系比较好,每个人送了个精致的瓷碗。

同学里面何日华,入新加坡籍。当了很多国家的大使。毕业时候,东西拍卖作路费。经济不佳。美国留学,夫人是李国鼎的女儿。能干吃苦。

张澄机,父亲是重庆师长,初一的时候和我关系好,骑自行车载我回家。街道他家,偷偷把好吃的东西招待我。哥哥姐姐都在美国留学,他信佛教,研究佛学。打骂去美国读书。他不去。抗战。阿弥拖佛,观音菩萨。印度留学,后来成了国际知名的佛学大师。成都佛学会上的大师在美国发飙了文章,得到了张大师的肯定,赵朴初的肯定,很高兴。我才直到张原来在美教书。我就写信给方丈,不久张就在美国去世了。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佛学大师来成都讲学,他就拉我去。思想有问题,迷信佛教。

高博,解放后出演的《早春二月》、《红日》被江青打成了大毒草,从此就不敢和我联系了,后来就去世了。

朱秉龄,西南联大毕业,台湾国民党检察院秘书长,父亲就是监察委员。四个弟兄,两个留在大陆,都被打成右派,两个留在台湾,升官发财。后来他们回成都看过我,现在也去世了。他哥哥叫朱启平,燕大新闻系毕业的,抗战胜利的时候就是派他作为记者去采访报道抗战胜利仪式的。后来打成右派,恢复政策后再香港大公报,后来去了美国。农经系研究所,他一个哥哥就在研究所拿的硕士学位,因为他爱人是潘公展的子女,后来被划成右派了。还有一个哥哥在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长。当时也有人动员我去太歪,我一家上有老下有下,不能去,还有时政见不同。

五、富顺岁月

金大农经系的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待遇都很好,因为系主任比较活跃,兼着农业银行的金融处处长,人脉广,便于学生就业。当时我家庭比较困难,只要能有好工作就行。最后果然不错,1942年毕业时,系里介绍了四个同学到农本局,因为总经理和我们系主任关系很好,我们就得以进入当办事员。后来我还参加了解放前的文官考试,也叫高考。考上以后有两种优惠,一个是工资升三级,一个是可以另外选择更高平台的工作,当时我们四个人中间只有我考上了,就培训了三个月,我就选择了待遇高的海关。我是家里的长子,负担母亲和供弟妹读书,一直到抗战胜利。

快解放的时候,我就辞掉了,用三个月工作换了一部分退休金,失业了,到了爱人的家乡富顺。我爱人叫陈艳君,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当时富顺中学的校长是我爱人的亲戚,就安排我到女中当英语老师,两年以后当教导主任。我在富顺经过了四个学校——富顺一中,富顺二中,富顺师范、富顺农校。富顺农校的创办是在大跃进时期,为了办大学,就让我筹办农校,办了两三年就下马了。

我从英语教师一直做到教导主任,后来就当校长。1980年代选我当副县长,主管教育。当了副县长年龄到了,就到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70岁以后才退休。富顺定居比较长,南京和成都各自呆了十年。在富顺呆了三十多年。我在学校呆的时间比较长,学生多。学校工作比较愉快,经常关心、帮助困难学生。我一生清廉,没有贪污。

六、人生感慨

我在南京时,鼓楼有个霓虹灯灯塔,上面有总理塑像,还有总理“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以赚钱为目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话说的好。悲惨世界,life is to give, not to take,人生是给予,而不是索取。我觉得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我教育我的子女也是这样。我有四个儿女,三个在成都,有两个在当大学教授,两个当报社总编。

我一生经历过几次轰炸,日本人轰炸南京的时候,我胆子比较大,和同学骑自行车到处去看,看到被炸死的尸体在街边陈放。当时学校组织同学防控演戏,慰问伤员。我和几个人去玄武湖,在满湖的荷叶庇荫下坐船看轰炸,著名的空军飞行员有高志航、叶一清等。后来我就和父亲去了武汉,中学还有半年没毕业就到了万县,在乡下呆了半年,保送到金大。当时交通落后,我是坐着木炭车,几天才走到成都,就遇到了大轰炸。成都的地下水高,不能修防空洞,所以一响起防空警报,同学们往往会向华西后坝的农村里跑。有一次我没有去农村躲,和几个同学去竹林,有一个炸弹刚好落到图书馆门前,掉到我们附近,后来没爆炸,学校就用大石头盖了起来。

有一次在南京的时候,我和父亲在南京国民大会堂附近的防空洞躲避,也是一个炸弹下来没爆炸,也是九死一生。

如果不是日本鬼子的侵略,我也就不会到四川来,我父母也就不会再四川病逝。父亲到了成都以后,贫病交加、缺医少药,因为肺病在重庆去世,53岁。当时没有火化,就先草草埋了,穿个棉衣塞到棺材里面,准备放到松树林里,等抗战胜利后再把棺材运回家。后来一直不太平,后来我妹妹在西南师范大学读书,去找过,已经找不到了。后来我老家的房子烧掉了,弟弟妹妹也先后去世了,所以我就干脆留在成都了。

反右的时候,民主党派是重灾区。其中民盟、农工党问题比较大,我表兄汪曾祺也划成了。真正划成右派的往往都是真正有学问的。大跃进的时候我爱人在农科所当所长,要是哟不同意见就会被打下去。富顺只有农工党。县委书记和我关系比较好,就说民主党派也是进步的。我领导的农工没有一个右派。我弟弟杨汝均是中学老师,无党派,在成都诗坛小有名气,他本来没被划成右派,因为替一个老教授鸣不平,后来就被打成右派了。

我躲过了反右,但是文革没躲过。文革的时候被关过几天,马上就平反了。当了十届人民代表,两届省政协委员。

最高兴的是80年代在北京开政协会,受到邓小平、***、万里、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99年四川省委评选“跨世纪杰出老人”,我是富顺唯一入选的。我一生帮助过困难学生,我受家庭的影响,有个同学父亲是省主席,问我想不想当个县长。我母亲告诫我说干县长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坚决不让我干,没想到斗转星移,当了新中国的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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