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汉珠老人口述金大西迁历史
一、家庭碎影
我是1924年1月出生在武汉的。父亲从湖北一个叫监利县的小地方出来上大学，他从小一直很刻苦，考上了当时的华中大学外语系，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后不久，就开始担任校长秘书。工作了一段时间，结婚生子以后，却老提拔不上去，就想出国一趟。那时候仕途升不上去的，都要去国外镀个金，回来就有办法了。所以他就向亲戚们借了一千块大洋，到华盛顿大学读了一年的硕士。在校期间，被校方看重，劝父亲毕业后留校。父亲说家里还有一大家子要养活，校方就让父亲把全家都接过来，后来他还是拒绝了，因为他是我祖父的独子，只有一个妹妹，我母亲也是我外祖父的独女，没有兄弟姐妹的。他就回国了，我那时还小，还问他怎么不读博士了？父亲也只是笑笑。当时校方说我父亲的发音比他们很多美国人都标准得多，因为他在教会学校学的都是正规的。
1934年，父亲回国后不久，就在北京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担任了秘书长。当时基金会还有胡适、任鸿隽等一大批社会名流。父亲到北京工作以后，我和我大哥就跟家里分开了，当时我才读初一。1936年我准备上初三，我大哥上高三。当时我本来打算转到北京的贝满女中，后来父亲觉得大哥临近毕业，就不让我们转学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外祖父母、祖父母都在武汉，父亲就想留下我们两个孩子，也让老人有个寄托。一到星期天，我大哥就到我祖父母家。我当时一个月只放一次假，他就来接我到外祖父母家，老人见了我们都很高兴，心里也舒服一点。
第二年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我当时老催我哥哥买北上的船票，因为父亲答应等我们初中、高中毕业就让我们到北京。我当时很想回家，可我大哥也不着急，一天到晚就知道和同学去游泳，去玩。我一直催，他就是不忙。一直催到7月7号当天，他才去买票。结果一大早去，很晚才回来，而且还空着手。那时候火车很少人坐，票也很好买，我就很奇怪。因为我初二那年暑假还回北京的家里住过，来回的硬座几乎没什么人坐，晚上还可以伸脚躺着。他说那边车不通了。开始我以为是他在哄骗我，还和他叫喊，不久就听见街上叫号外，说那边出事了，我这才相信。因为回家心切，那一天的事情，印象很深刻，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后来我就只好回到我那个中学继续上学。当时我就读的圣西里达女子中学，是武昌很有名的教会学校。我父亲虽然也只靠工资维持生计，但是一直都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一直让我们上最好的学校。回去读了不到一个学期的高一，在1937年12月的时候，武汉的局势就很紧张了。我姑父姑母在重庆海关工作，所以就让我们赶紧过去。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六七十岁了，不便走动。我是跟我学校老师一起走的，她和我姑母还有母亲都是西里达女校的同学。我们就坐船到重庆。沿途经过三峡，风景很美，但是完全没有心情欣赏。家在北平，颠簸西南，到姑母家去，前途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武汉万一失守，祖父母年老体迈，安危又不知所系，整个家庭四分五裂，所以那时候心情很沉重。
我们是1938年元旦那天到的重庆。已经冬天了，也没有学校招生，我就先在姑母家住下。那时候他们在海关的收入还不错，生活也很殷实。夏天他们让我报考南开中学，我就考上了南开。
二、负笈金陵
从1938年下半年入学到1941年毕业，我在南开度过了我的高中时代。那时候我年纪小，很天真，不太懂事，成绩也不稳定，时好时坏，放学后也常常和同学们一起去河里摸虾玩。我和后来做院士的邹承鲁是同班同学。当时一般学生都选择学工学理，但是我中学的班主任孟老师经常告诉我们，中国以农立国，你们要好好学农。而我从初中起就喜欢一些花花草草的植物，当时觉得女孩子学园艺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最后就选择了园艺系。当时我哥哥在重庆大学读地质专业。就这样，我就从重庆来到了成都。
刚打算出发的时候，我就得了胃病，疼痛难忍，几处寻医才治好，之后就只能静养休息，吃稀饭。我在姑母家多住了一个月，十月份才到学校。那时正常是九月份开学，我晚了一个月，请了病假。来了以后发现很多课已经不能选了，只能选一些编号120的、不算必修学分的课程，所以我在金大读了四年半，多读了半年才修完学分，从1941年冬入学，到1946年1月毕业。
当时园艺系在明德楼，我们平时就在一排平房里上课。左边是园艺系，右边是昆虫、植保系，属于赫斐院。赫斐院很壮观。我们当时实行的是学分制。自己自主选课，但是必须按一定的程序，先选这门，后选那门。必修的课程如编号120、130、135的，就要按顺序依次选择，其他选修课则随意修读。尽管是同班的同学，如果选课不同，有些课在一起上，有些也就课不在一起上。选课的时候每人发一张英文的选课单，上面有全部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当时是由教务处管理学生的学习，只有几个工作人员，但是总的感觉效率很高。学生自治会管理宿舍起居，几乎没有老师。白天上课，晚上上图书馆。
当时我们是借用的华西大学的教室，所以上课要等他们的空隙，提前议定好日程，定好以后在宣传栏公布上课信息，学生根据不同课程去不同的教室。那时候课间经常从一个教室跑到另一个教室去上课，往往要走很远的路。新生先要把课堂搞清楚，要不然很有可能迷路。记得当时魏景超先生上的植物病理课，要么就在顶楼上，要么就在地下室上，不能干扰其他大学的教室使用。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可怜，因为课程好、老师好，教的东西都很实在，很受用，所以我们也不觉得很穷酸、很失落。
我们宿舍当时在华西坝的围墙外面，里面是大学办公的三四层楼房，我们女生宿舍就在墙外面的平房，叫做“穿逗”，就是用木条做骨架，用竹子编墙的外廓，再糊上黄泥巴，最后刷上石灰，“穿逗”不隔音，也不怎么结实，可以捅破的。我们一个寝室住四个人，上下铺。两支床各站一个墙边，中间是书桌，晚上就在这里做作业。旁边有架子，用来放置漱口杯等杂物，洗漱都跑去盥洗室，那里也会定时放热水、可以洗澡。
我当时感觉很满意，因为在南开读高中的时候，生活条件更艰苦。几十个人一个房间，都是校友捐助修建的，床铺都是用木板搭的，床挨床，人多，臭虫也多，经常看见结对从一头跑到另一头。我个人也招蚊子咬，还有耗子满地。南开那边的伙食是包给人家的伙食团，人家赚钱，一进食堂一股霉臭，当时吃所谓的八宝饭，小苍蝇、小石子、谷子、稗子什么乱起八糟的都有，那时学校也无暇顾及。到了金大，还是小房间，虽然是上下床，但是床铺很宽、四个人一间空间也大，感觉很满意。比起寓居的金大，华西大学就比较正规了，因为是地主，他们那里的条件更好。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方面，都比较满意。我们班考上园艺系的好几个。那时候没有书本，全靠笔记。老师讲自己抄，指定几本参考书，我们去图书馆查。一般的同学都很努力，评分要是4、5分就算是没通过。
那时候时局艰难，我们从小受的理念也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从没想过当官。贵州省独山县失守的时候，成都就很危险了，当时就号召青年参军，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参加远征军的，后来一直在单位烧锅炉，一辈子没出过头，最近远征军的功劳被重视以后，境况才得到改观，最近也去世了。我园艺系的几个同学参加，当时大学生参加空军，但是人数不多，真正学成的只有一个人，后来去了台湾，上海有个胡允威、徐干亲，后来到了美国，年纪大了不好学了，就被淘汰了。
抗战中的金陵大学有着比较丰富的娱乐活动。社会系的谢韬，自贡人，和我爱人住一个寝室，非常熟悉，我爱人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但是大家都不说。谢韬就经常组织一些晚会或者诗歌朗诵会，邀请我们去观看，从朗诵的内容就可以听出来，他们至少是左倾的。谢韬原名谢道炉，后来建国后不久“反胡风”，他和朱声被指控为“胡风的左右膀”，受到批判。后来谢道炉到成都，我们就问他跟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他说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看过他一篇文章，后来就下放到自贡。但是那里的人对他很好，一直也没受什么大罪。
那时候很少跳舞。有一次沈隽老师为了感谢一位朋友，特意举办了一场舞会，邀请我们去参加。结果就有人往窗子这边扔石头，后来我们就没有跳了。
除了校园里的活动之外，个人平时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了。那时的电影票便宜，一两毛一张，平时稍加节省就可以匀出来。那时候我还没什么收入，家在北平，钱有时候寄得来，有时候寄不来。第一学期，我哥哥就卖了父亲给他买的一套西服和金戒指，拿给我上学。以后就靠奖学金了。我当时拿了文幼章主持的奖学金和金城银行奖学金。听说我要转学到学费便宜的川大，教务处还专门找人和我谈话，劝我留下，提供全免学费和奖学金、甲种贷金的待遇。当时金大流行甲种贷金、乙种贷金。我是甲种的，钱最多，伙食费也就全部解决了。金大比南开好很多。金大伙食四菜一汤，八个人一桌，那时候觉得猪肝比较有营养，就隔三差五吃猪肝菠菜汤，很不错。南开吃的是平价米，掺杂很多杂质，金大就不是平价米了。后来毕业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因为成绩不错，学校决定我们的甲种贷金免于归还。所以那个时候吃饭解决了，学费免了，还有两个奖学金和一个贷金，金大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困难都解决了，没有了后顾之忧。
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我们都吓傻了，我们家从北平搬到上海了，在租界，英美的庚子赔款，拿来办教育。我父亲是秘书长。华罗庚出国的时候，还是个初中生，当时大家都不同意，觉得年龄太小，只有我父亲同意，因为我父亲认为他实际上的学识程度和能力远不止初中生，所以最后就力排众议通过了。解放后华罗庚回成都的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儿子还去看过他，他还提到我父亲，对我父亲表示很深的感激。珍珠港事变后，家里的生活费就寄不过来了，他们也从上海的租界逃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半夜就出来游行，和十几个同学就去敲外国老师的门，报告他们胜利的消息。但是他们冷淡得很，好像和他们没什么关系。同行的人中间就有我一个南开的同班同学，叫晏群英，和我一起考到金大，读社会系，她是晏阳初的女儿，后来去了美国，80年代回来过。
三、师友杂忆
当时整个园艺系只有三个教授两个讲师，系主任叫胡昌炽，是苏州人，讲话一口苏州口音，吴侬软语。他是留日的，很有学问。还有一位叫朱雄，当时也是回国不久。后来的老师们就多了。张文才老师先在江津工作，后来调到园艺系做教授，是世界柑橘学会的执行委员，在世界园艺界比较有名。沈隽老师，解放后在中国农业大学当系主任。朱雄老师解放后在农业部当顾问，但是去世比较早。解放后我在北京还看到过他们两位。沈隽、张文才在1950年代还到四川来过。那时候我在农业厅，跟着一起搞农业，搞大田作物。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位不重视园艺，觉得园艺就是种菜种花，种菜人人都会，种花好像是奢侈品一样，所以都去搞水稻、小麦，搞春耕、秋收生产。还有一位讲师叫汪菊渊，后来在清华大学园艺系当教授，兼职北京农业局的副局长，后来做到局长，我去北京开会的时候还看望过他。
这几位先生我后来都见到过，就是胡昌炽先生没看见过，因为他后来就去台湾了，而且五六十年代就害病去世了。1995年，台湾农学会邀请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去台湾访问，他已经去世很久了，但是他的女儿还和我保持通信，在海外生活，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矮胖矮胖的。前些年还回成都来过，我们带他们找到原来住的地方看了看。
还有就是几个助教，当时学生刚毕业就可以当助教。有一位叫陆芝林的，现在在台湾搞园艺。一位叫周清农的，后来做了贵州省贵阳市的园林局长，前几年也都去世了，我和他儿子有时还通email。还有一位叫苏家河，去年也去世了，比我们高好几班，他毕业就当助教了，我已经升到高年级了。
当时园艺系主要学四门课，分四个组授课：沈隽先生的果树组，人很多。李先生的蔬菜组，朱雄的园艺产品加工组，花卉园林组，普通的课程都要上，高年级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当时朱雄的园艺产品加工组卡的很严，不好进。后来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见到朱雄老师，对他说花卉、果树、蔬菜我都搞过，就是没有搞过加工。学了加工但是都没有用过。还有很多实验课，前面是办公室，过去就是实验室。果树组没地方实习，就跑到狮子山一个私人农场里，场主杨明高和我老师比较熟，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当时每人可以摘一个果子、桃子，还要选人出来尝，我就躲到后面不想出来，偏偏常常叫我到前面尝，水蜜桃尝的到处都是汁水。
蔬菜组我没有选。有个印度留学生到金大学习蔬菜。他就说三个月就能把中国的蔬菜搞清楚，中国这么大，三个月在走都走不完，更别提搞清楚蔬菜。还说花生米是低级人吃的，自己不吃，我们开会的时候常吃成都很有名的十八号花生米，他就不吃，我们就很讨厌他说大话，看不起花生米，觉得他不好。
印度驻华大使梅隆，女儿在金女大念书，长的黑黑的，穿了长裙，那时候洗手间在地下室，有天晚上一个女生去地下室，突然看见一个黑乎乎的拖着长裙的，以为见了鬼，大叫着跑了出来，全楼都可以听到。
农业社会学的卜凯，自己编了教材，当时印得很差。他的夫人叫赛珍珠。他上课讲的很慢。我们学校没有地质系，但是我们要学地质。刘恩兰教授，女的，一辈子没结婚，讲课好极了。她下午一点半上课，比平常早半小时。
星期天，有时候不上图书馆的时候，教植病的王焕儒和教昆虫的黄可训两位讲师就约我们在明德楼打桥牌，教我打。吃饭的时候各自回家吃。王焕儒后来打成了右派。出国留学一年回来。解放后在中国农大教书，他是工会主席。大鸣大放的时候他就不主张工会接受党的领导，要独立的权力，就被打成右派，贬到河北农大，他爱人叫凌崇秀，金大数学系的，也到了那里。
魏景超审核奖学金，把我叫去，最后对我说他以后愿意跟我合作研究，我当时很感动，一个大教授居然找一个没毕业的学生合作，感到诚惶诚恐。后来他又找王焕儒老师劝我转到他植保所的植物病理系。当时我们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平时走路挺直，目不斜视，大家都叫他“artificial gentleman”，觉得似乎有人为做作的意思，但是他本来就是那样的。我当时虽然在他的课上成绩很好，但是觉得整天要在显微镜下看孢子之类的，就对植物病理不感兴趣。我就不肯转。
胡主任非常之和蔼可亲，对我也期望很大，生怕我找到别的工作去了。1945年，我还没毕业，他就和我说，你留下当助教，不用找工作了。我一直以为我会留下。结果还是没留下。
四、几度去留
当时学校在1945年5、6月份就搬回南京了，他要我和他们一起走，我当时的对象也是后来的老伴，是成都人，他家庭情况特殊，走不开，所以我也就留下了，不久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结婚还是胡昌炽主任亲自主持的，当主婚人。所以我想他当时心里一定是不太同意的意思了，但是也没办法了，他不要我走，我也到不了学校，那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学校也搬走了。
我爱人叫袁子静，四川仁寿人，祖籍是广东的客家人，后来从仁寿搬到了成都。他也是金大的，比我高几届。他父亲以前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退休后基本没有什么收入，他们全家就靠大哥袁如骏养活，也靠他当家。他的母亲是继母，他和我爱人年纪相差比较大。他、老二老三都是我公公的前妻生的，去世后又取了我老伴的生母，所以是袁如骏的继母，但是他对这个继母挺好。
袁如骏是刘湘底下的军官，先做旅长，后来做到师长，负责搞军事培训。刘湘出川抗日，战死湖湘后，蒋介石就想请他出山，搞全军的军队培训。他不干，拒绝配戴国民党的帽徽，不久就退出军界，开始搞木材生意。当时他家住在重庆南岸的湾山，蒋介石当时也在湾山买了房子，但是只有袁子静家门口有个池塘可以游泳，宋美龄要去游泳，袁子静就说他这个游泳池是洗狗的，有点骂人的意思，就把宋美龄得罪了。他是在一次拔牙的时候感染突然死的，那时人们都觉得很奇怪。他的专车驾驶员是个地下党，解放后不久就在乐山运输公司当党支部书记，我们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后来退休后到成都找到我老伴，说袁如骏是戴笠害死的，因为他一直不服从蒋介石，不买蒋的账，就被暗杀了。
他生前一直和史良来往密切。因为他后来的爱人和史良是同学，经常在一起，所以他的思想也偏向左倾，但是始终没加入共产党，依然是个商人。袁如骏突然死后，他这一家人的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弟弟妹妹还在上学，父亲退休又没有收入，所以我老伴就到重庆，想通过史良调解，把财产拿一部分出来供弟弟妹妹读书，后来没等到调解成就解放了，最后也不了了之。
解放前夕，我妹妹全家就在香港等我，准备一起去台湾，我倒愿意去，但是我爱人家里走不开，母亲年纪大了，妹妹那个时候刚离婚，境遇很不好。我爱人就不愿离开，所以我们就留下了。我儿子后来常说，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走，我们党委书记也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去了台湾，现在他们要用红旗牌轿车接我们。1995年我去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同学陆子琳就告诉我说，如果我当时来的话现在可能就是系主任了。
当时我们走的机会太多了，我有个同学叫，马世匀，在台湾空军，管一些飞机调度。1949年成都快解放的时候，他奉命到成都运档案回台湾。他找到我爱人，问走不走，走的话他亲自开飞机送我们，把家具搬走都可以，因为妹妹当时已经去了，我就有点想去了，但是我爱人家里实在走不开，就决定留了下来。
五、工作情况
结婚后不久，我就在国民党的四川省建设厅工作，搞农业。一天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写公文。1949年冬天成都要解放了，国民党省政府解散在即，就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遣散了。直到1950年1月份登记工作，我才重新工作。当时上级派人来接管建设厅，进来的时候我们都去看热闹，我就发现车子上坐的一个人很熟悉，就是我金大农经系的同学，叫王宇光，是个地下党。当时我分在川西行署下面的农林水利处工作。当时四川分川西、川东、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川北比较好，行署主任是***，川东也比较好，是二野的。我们是三野接管，有个科长就是个村干部，很多字都不认识，而且品德也不好，后来也犯错误了。1952年四个行署合省，我就留到了四川省农业厅。那时候厅长、处长对我都很好，因为金大出来的学生都很实在、很认真。我们算的全省产量的数字，很准确，极少有错误，那时候没有计算机，都是打算盘，最后绘制成一大张表格。
在川西的时候，我得罪了一个处长。当时我计算编制了一张粮食产量表，上报给秘书组的郭主任，他报到川西行署，行署就报到省里，省里一看川西增产了，就把行署的公粮增加了。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就责怪我们农林水利处的金处长。当天金处长就把我叫过去了。那天刚好还是星期天，到了以后就看到他一脸阴沉沉的，责问我怎么报的这个表。我就说是用加权平均算出来的，他也不懂这些，我就给他打比方形容，他还是没懂，后来他看说不过我，就说反正是我报的，要担责任。我就说，第一，我是按有根有据的方法计算的；第二，最后是秘书处郭主任批的，我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资格直接报。那时郭主任坐在里面也不出来。我看到金处长发脾气，就觉得委屈，哭起来了，郭主任看我哭起来了，就派白秘书过来安慰我，对我说，“金处长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嘛，不要和他辩了嘛”，我说他明明说的不对。因为和他对嘴，就把他得罪了。后来他还找了和我同一个办公室一个姓肖的男同志，来对证这个表到底错没错，想找我的纰漏，我就看他算了好几天，算完之后那个人悄悄告诉我我之前算的没错，后来金处长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所以我们当时做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不会乱整的。还有别人往往说算不出来的，我动一下脑筋也能算得出来。所以他们比较重视我，有时候厅长甚至不通过办公室主任直接给我布置任务，喊我出差。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姓蔡的，也是金大的，学植保，工作上很不错，但是性格上有点骄傲，最后夫妇两个都被打成了右派。
后来，农林水利处升为厅之后，就成立了经济作物局，局长刘国士，副局长李醒愚，都是金大的。我是经济林木科的科长，管理全省的果树、蔬菜、茶叶这些经济林木。我们科里还有一个叫杜长兴的，也是金大的。有一天有个领导秘书来征求我的意见，说农业科学研究院想调我过去，一年多了单位一直没答应，现在问我的意见。我一听还挺高兴的，因为我一直就想搞科研，不想搞行政，我就答应了，调到了农科院。搬家的时候就雇了个独轮车，我两个孩子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直从天府广场到农科院。
当时我爱人已经被打成右派了。他是从川大借读毕业的，金大也是认他的。后来做食品厂厂长，公私合营后一段时间后，省政府就和他们联合，因为他们要吃糖果、点心、小餐厅之类的特供，所以要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后来就改成私营了的。我就担心他最后变成资方负责人了，就劝他不要当厂长。他就改当技术负责人。后来调来一个党员厂长。之前我爱人的配方都是符合标准，高质量的，他一来就出一些馊主意，工人不接受，我爱人就代表工人和他争执，而且书记也支持我爱人。反右的时候，他们厂里只有三个大学生，为了照顾产量，总不能把工人打成右派，三个大学生就全部当了右派。六十年代的时候平反了，但是还是摘帽右派。后来我爱人就在厂里当杂工，一直到78年才彻底落实政策，后来就去科协当顾问，我们都是学园艺产品加工的，后来又到食品工业协会当顾问，做了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直到1986年那年去世。
杨显东部长对我帮助很大。70年代末，当农业部长的时候来成都视察。当时刚刚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国内学的都是俄语，农科院想送出国进修的人往往英语过不了，党委书记就很着急，一定要办英语培训班，就找刘国士，还要找个帮忙的，因为我是金大的，觉得英语底子可能不错，就找到我了。当时我三十多年没摸过英语了，自从1950年代开始就不许讲英语了，只学俄语。当时管教育的党委副书记就让我抓紧把英语捡起来。当时我在下放农场，建国后不久园艺就撤销了，农科院只留粮油棉株，园艺、农业机械、农业历史都不要了。当时还开撤销会，我在会上就说，蔬菜总是人人要吃的，应该保留。他就说这是群众的意见，变更不了。就撤销了。园艺系撤销后，成立林业大队，让我当大队长，管理果树。后来林业大队也撤销了，后来就下放到果园。和那些工人处得很好，果园产量也增加了不少。那时候就劝我帮下忙，需要有人帮刘院长打字、编教材，后来我就答应了，我们又请了华西大学的几个老大学生，有两个右派。有一天刘国士在上课，我在底下坐着。刘院长就把我介绍给刘部长，说也是金大的学生，而且和我“三同”——同乡、同学、同事，刘部长惊讶我怎么在教英语，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刘部长当场就拍板恢复园艺所。后来农科院就恢复了园艺研究室。我就又回归了园艺。
1951年左右的时候，很多人口头上不承认金大，说金大最好的学生，还赶不上川大最差的学生。在那个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年代，以金陵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仿佛天生具有某种“原罪”，但是就我个人和身边的师友而言，金大教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认真踏实，认真做人，踏实做事，不浮夸，不虚妄，心中明亮地埋头实干。这些品质既来源于发自教会的基督精神，更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