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校友单明婉口述自传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16-04-10浏览次数:114

金陵大学校友张朝民口述自传

(一)中将父亲与我的家世
        我父亲出生在云南省姚安县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本来叫陈与仁,入赘一家张姓大户,招亲上门就改姓,叫张与仁,所以我父母都姓张。父亲的小学在本地上了后,初中是走路走了五天到昆明上了学,那时候虽然家里穷,但上学要不了几个钱,初中毕业后父亲就进了云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是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并称的中国三大军校,毕业于第十期。讲武堂培养的名人众多,朱德、朱培德是第四期,叶剑英是第十期,朝鲜的崔庸健、李范奭,越南的武元甲都是讲武堂出来的。崔庸健、李范奭都是从朝鲜半岛流亡过来的,为广州军政府的北伐做了很大贡献,后来崔庸健是朝鲜的顶级军政人物,韩战的副总司令,而李范奭则是韩国复国后的首任总理,后来年老了是韩国驻台湾大使。
         我父亲在讲武堂第十期毕业后,保送到保定军校六期步科毕业,后来又到了黄埔军校去。他在广东认识了廖仲恺,廖仲恺把他亲手交给了蒋介石,蒋校长让他在黄埔军校任教,在第二期当学生队长,第三期当学生队大队长,第四期当学生团团长。他手下的学生很多都成了共产党的将领,比较著名的有陈赓、林彪。我看过资料说,他对林彪有恩,林彪有次玩枪走火,本来应该被开除,我父亲则说林彪是在研究技术出现意外而已,所以保护了他。后来我父亲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林彪停了他也停,林彪开走他也走,后来到了福建一个地方他就把兵撤了,让红军跑了。
        1927年我出生在广州,但那时候正是大革命高潮,父亲已经离开广州北伐去了。北伐成功以后,蒋介石任命了两个师长,我父亲是新编第一师师长,驻地赣州;叶剑英是新编第二师师长,驻地济安。因为我父亲这个师共产党势力密集,后来宁汉分流,蒋介石就把这个师撤销了。这样,我父亲就到朱培德的部队里去了,朱培德是云南人,江西省主席。1927年8月共产党南昌起义的时候,周恩来、郭沫若找过我父亲入伙,我父亲不答应,没有跟着他们去。朱德那时候是南昌的警察局长,八一起义的前一天晚上,据说朱德就请国民党的将领们吃饭、打麻将,其中就有我父亲。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举家从穗迁宁,租住的房子。但我父亲长期在江西驻军,母亲去陪着他,所以我的童年实际上没有和家里人生活在一起,被寄托在南京的房东黄奶奶那里,在南京逸仙桥的幼稚园、游府西街小学上学。黄奶奶待我我亲生的孙子,细心照顾料理我,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南京不出十年,我们又举家迁回云南。起因是1934年我祖母去世,我父亲回云南奔丧,云南省主席龙云请他回家乡云南为乡梓服务,我父亲答应了。彼时,云南讲武堂已经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第五分校),主任是唐继尧的兄弟,我父亲在那里当副主任。军校校长是蒋介石,实际管理的是主任、副主任。两年后,1936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要从首都南京回昆明了,那时候还没有从内地通往云南的道路,母亲带着我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到安南(今越南),通过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到了昆明。1937年我直接跳级到初一,进入昆华中学,昆华中学是云南最有名气的中学,汇聚了很多名流子弟,唯有教学质量不如联大附中、云大附中、南青中学。开学一个月左右,七七事变就开始了,日军从上海登陆。抗战初期昆明也受到轰炸,为了安全,大概年底时候昆华中学就搬迁到玉溪。在玉溪待了大概一年半,昆华中学迁回昆明,一个学期左右后,学校又搬到澄江,我最后是在澄江县参加的高中毕业会考。
        在昆华中学里,有一些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助教来兼课,好老师不少。有个教数学的助教叫田方增,解放后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闻一多教我们的国文,他说他看上了我们在昆明修的新校舍,一栋小洋房很漂亮,学校提供给他住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历史老师何炳棣,他当时是西南联大的讲师,后来是世界闻名的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炳棣教我们的世界历史,有段时间兼英文,给我们讲述近现代的国际关系,把世界的窗口给我们打开了,让我幻想着西方世界的美好,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目标就是留学,也决定了我进大学要考外文系。
        1938年我高二的时候,我父亲在抗战前线,驻军江西高安,他在吃饭的时候鸡骨头卡到气管和肺里住院了,母亲就带我去了那里。刚去了没两天,就听到炮声了。出于安全的考虑,父亲让我们先回云南去,在经过桂林的时候,我母亲考虑到,这里离江西前线比较近,如果父亲病情严重的话可以弄回来医疗,另外在云南姚安老家,我父亲在一个没有分家的大家庭里,我母亲一个广东人,父亲又不在家,在大家庭里总有些矛盾不好相处。这样我母亲就带我在桂林住下了,我在广东同乡会办的桂林逸仙中学读了一学期。果然,父亲病情加重,回到桂林来治疗了。
        昆华中学毕业后我就想进教会大学。我们知道重庆沙坪坝有中央大学,成都华西坝有五个教会大学,那时候盛传重庆沙坪坝得肺病的同学多得很,原因是气候不好、营养不良,那时候大家都说华西坝是天堂,教会大学也多,重庆比不上成都,正式我报考上外文系的最佳选择。
        但是那时候高考要到指定的地方去考试,比如成都、重庆、北京、上海,我在成都又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去考华西坝大学很不方便,所以就只能考虑云南的大学。在云南,只有华中大学和云南大学,西南联大要迁回去了。云南大学,我有点看不起,所以先考了云南的华中大学外文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45年8月份的事情,考试前一天晚上庆祝抗战胜利,第二天就参加考试,也顺利考上了。华中大学驻大理,所以我的大一是在大理度过的。
        为什么我又跑到金大去了呢?我在华中大学最好的一个同学叫周季维,他的父亲叫周钟岳,留学日本,蔡锷护国起义时担任护国军政府的秘书长,在迁都重庆期间当内政部部长,还都南京后任考试院副院长。这个老先生是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当选第一届总统,就是他把任命状授予给蒋介石的。总统府三个字也是他提写的,为了让他题字,蒋介石送了他三千大洋,一字千金,他原封送还。我俩的另外一个好友李师广在华中大学觉得这个学校实在是水平有限,决定要换个大学上。
        因为那时候刚好还都,周季维家里就在南京,我童年在南京,对那里也比较熟悉,所以在南京考大学是不错的选择。1946年假期到了南京,我先住在我的老房东黄奶奶家,黄奶奶已经去世了,但是她的儿子、儿媳还在,接待了我。后来周季维就把我们两个都接到他家里面去住,就住在考试院里面。我们三个都先考了金陵大学,周季维和李师广担心考不上,他俩又到上海去考,周季维先被震旦大学录取,接着金大农学院也录取了,他选择了金大农学院。李师广考上了复旦经济系,他就在上海读书了。我为什么要选择教会学校呢?我并不信仰基督教,只是因为教会大学的英语水平高,我的目标是出国留学,正好需要很好的外语水平。至于私立大学,在当时的观念里就是野鸡大学,像上海的光华大学等。金陵大学的考取难度和中大、清华、北大差不多,那时候的清华北大不像现在这样火爆。教会大学的学费要贵一些,但是还是交得起,只是家里有点够呛,我考金大的时候,担心数学考不好,最后是英语给我拉分了,考了85分,全校最高分也不到90分。我还记得,英语考试一会儿换一张卷子,接连不断,你速度跟不上就做不完。
        这里再补充一点我对父亲的回忆。我父亲抗战在江西前线是新三军的副军长、十二司的司长,一生清廉,我们在昆明都是没有房子住,都是租的。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对打内战很反感,因为共产党里有很多他熟悉的人,两军对垒互相残杀,他不愿意,就退役了,军衔中将。我父亲对我教育最大的地方是他的清廉品质。北伐后,我父亲所在的军队因为不是嫡系,被蒋介石缩编,父亲从师长降成旅长,在连云港海州驻军的时候,部队里的将士反对师长金汉鼎的贪污,要求上级处理他,否则要闹哗变,就把我父亲推举出来要当师长。我看到我父亲的一个部下在去台湾后写的回忆文章,说我父亲把军队每个月的薪饷都直接下发到连队,而不是自己拿着决定怎么分,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是少见的。所以我父亲虽然看起来是个官,但我家里经济条件并不是那么好,我们做子女的都没有少爷小姐的作风。父亲出发到前线后,母亲回云南姚安老家,我住在昆明,平时住校,假期都没有住处,就住在姨妈姨爹家里,我的弟弟、妹妹在昆明读书也是同样的。我父亲的社会关系很丰富,来来往往应酬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比较清高自傲的。我见有人写的回忆资料说,我父亲不走后门,让他当师长他事前都不知道,临时才知道。总体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农民意识比较浓的人,简单、朴实。整个抗战期间,我和父亲团聚的时间就是两次,一次是高二时他被鸡骨头卡到我和母亲去江西前线看他,另一次就是他病情严重了回桂林治疗,那时候我们还在桂林住着。
        解放后,父亲被审查,关了他一年多两年。云南解放初期的征粮引起了很多土匪,打着各种番号,其中有一个叫“滇西反共救国军”,这些案件都是乱株连,一个咬一个,是一个牵涉三百多人的大冤案,称我父亲是“滇西反共救国军”的司令。不幸中的幸运是,我父亲被押送到了昆明关起来,而不是在被关在地方上,那时候地方上都是乱杀,很多国民党的知名人士都被杀了,他在昆明反而相当于进了保险柜,因为没有什么历史罪恶血债可查,所以最后也放出来保外就医了。后来朱德到云南的时候就问起他,见到了朱德,把他安排在云南文史馆,1961年他在昆明病故。我母亲作为一个广东人,一个人在云南操持家务,很能干,靠做马帮、洋纱的生意来维持家庭生活,所以我用钱都用得比较拮据,不会随便花钱。

(二)对南京金陵大学的回忆
        先说说金大的课程体系吧。每学期开学,在公告栏贴一张全校课程清单,包含课程名称、系科、学分、教师,自己选择。有的课选的人多,比如公共课是必修的,教室全部坐满;有的选修课,却只有两三个人,但是也要开。公共课非读不可,比如我们而言有国文、英语、三民主义、逻辑学、社会学概论,大家不一定喜欢。我记得国文课,就是上文言文,有《左传》、《文心雕龙》什么的,那时候有个助教上国文,用英语授课,解释都解释不通,在全校传为笑柄。金大外文系新生去都应该学英语130、135这些课,我去直接学的140、145。这些数字是课程编码,编码越高,课程难度越大。另外我还学了prose、peotry、drma、发音学。外文系的系主任Mr.Ye是中国人,另有一个女老师是中国人,其他的都是外国老师。我学到外文系三年级的课后就转到政治系去了,如果再往下学就是学《英国文学史》、Shakespeare等等更为专精的课,我是为了把英语当工具而已,不是为了做英语研究,所以三年级下学期开始我就开始选政史系的课,大四就主要上政治系的课了。那时候转系简单,开学的时候你和教务处讲一下,自己去选课就好了,把那个专业的必修课修够,总学分达标,你就可以从另一专业毕业了。我因为大三下学期才开始转系,又因为1948年底学校开始停课,我后来为了补满学分,应该要读到1951年上半年才行。解放后,学历什么的就不重要的,我1950年没拿到毕业证就去工作参加革命了。
        再说说课程如何考核。金大对学生要求很严,那时候外面的人传笑话,说生物系的学生把水烧开了还问这是不是沸水,用温度计去测量。其实那是他们自己不懂,水烧开了不一定是沸水,这和气压有关,他们的实验要求的是沸水。一般的课程都有课前test,老师上课就发给你卷子,答好了收回去,下节课来发给你,这个分数是期中、期末考试之外的平时成绩,到了学期末要算进总分。一个学分的课,可能一两个星期来一次test;两三个学分的课,可能就是每星期都有一两次。所以那时候我感到一种学习的压力就是,像我选修历史系王绳祖的《西洋通史》,下课把某个问题讲完以后,会告诉我们看有关参考书,一般指定一两本书外文书。我下课马上就要跑到图书馆去抢着借书,因为同一本书在图书馆不可能有几本,你去晚了就借不到了,只能借其他类似的书,即便看好了在test的时候也可能答不好。王绳祖的test里,同样的答案,如果用英文答题,分数绝对高,中文答题就要低一些。分数是五等制,一等是最好的,我一等没得过,偶尔得过二等,经常是三等为多,有时候是四等。
        另外,金大除了德育、智育外,也重视体育、美育。我们可以选修金女大的音乐、美术课程,从金银街过去没多远就是金大,现在的南师大金陵文理女子学院,金女大的学生选我们的社会系、心理学方面的课比较多。金大的礼堂,有全校唯一的一架钢琴,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排满了人去练琴,一进校园就听到“叮叮当当”清脆的钢琴声。另外在体育锻炼上,网球场、篮球场每天都有很多人玩球,体育课也很好,我的体育老师徐少武,在体育界很有名,我们叫徐sir。我记忆深刻的是,选修课里有一门叫《音乐欣赏》的一学分课,一个星期上一个小时,男生只有两三个选,女生有六七个,就在北大楼右边的电化教育系上课,那个楼第一层是在地下面一点,现在还保留着。这门课是美国一个年轻女老师上的,给我们介绍什么是交响乐,分为哪些部分,介绍巴赫、莫扎特等音乐家各自的作品,讲到哪里就放哪里的唱片。我在这个课上学了不少音乐知识,也陶冶了的情操。几十年后我在国外去谈外贸,与生意伙伴聊天的时候还能谈到这些音乐方面的东西,不算是白丁,这些知识都是当年金大留给我的,让我受益不尽。
        下面谈谈金大的校园氛围,整体上可以说是自由而非管制的、学术而非政治的。我上政治系的课,从来不谈政治时局,没有老师在课堂上宣传共产主义,或者说国民党的好话,学术就是学术,不沾染时局。金大自由学术的气氛非常浓厚,都是讲学问。学校里的讲座,是学生自治会请的,学校不管,请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民运人士罗隆基等等,总之这个学校不是趋炎附势、市侩化的学校,讲学术、讲自由,没人强迫你去做什么。在这个教会学校,《圣经》都是选修课,学校里小礼堂里可以做礼拜,信仰的人就去,不信仰的就不去,完全开放自由,学生感到宽松,能够安心地学习。金大政治气氛不浓厚,不像中央大学,一进门就是乱糟糟的,这里是大字报,那里是标语。绝大多数同学看来,认为一切党派都应该退出校园,我们是花钱来学习的,不是来搞政治的,所以绝大部分同学是中间派。抛头露面搞政治的人,都不是地下党,我们叫他们勇敢分子,爱出风头,不得人心。其中有些人,动不动就要发挥议题来吵架、打架,我们看不惯。三青团除了在学生自治会竞选的时候会出现以下,其他我没看到他们做过什么活动,哪怕我们政治经济系系主任朱永昌是三青团的干事,也没见到他有什么政治行为。我还认识一个历史系的三青团同学邹德森,他和我一个老乡杨遵道同宿舍,邹德森会拉胡琴,我会唱戏,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但是我从来没听过他宣传过三青团,更没有骂过共产党。当然,这种校园环境只是后来学生运动大量兴起后被破坏了一些,校园里出现了墙报、大字报,这边贴了,那边去又去扯
        最后杂谈一些金大的校园生活。我住的最好的宿舍是甲字楼,三人间,三张床,不是上下铺,一张书桌,书桌面对面坐两个人,边上坐一个人,有电灯。我还住过庚字楼、壬字楼,这些是双人床。内战期间,物价上涨,我们每学期学费不同,我的办法是去黑市把法币换成银元,开学要缴学费的最后一天,我才把银元换成法币,最大限度地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我记得最后一个学期的学费是100多万法币,我用了20多个银元换的。金大的免费午餐也让我记忆犹新,1945年美军撤离的时候,有大量的物资留给国民政府,政府成立了善后救济总署,里面有美国人监督物资派发。金大分到了一些物资,每天中午,在金大体育馆(丙丁楼背后)摆了桌子凳子作为食堂,每个人每天中午能领三个馒头和一罐沙丁鱼,女同学在小桃园那边还能领到鸡蛋。沙丁鱼量比较大,只有刚开始觉得好吃吃得完,后来就吃多了就吃不下了,有些人的午饭、晚饭都靠美军的物资就能解决。这种免费午餐从我1946年入校就有,起码持续了一年多,到现在我都有点怕沙丁鱼的味道,确实吃得太多了。金大并不能说都是有钱人子弟云集的地方,很多学生都是边上学边打工,有的在校内教务处、图书馆勤工助学,有的在外面有工作,当家教、在政府里做事的等等。这里我顺便插一句突然想起的一件小事,有一次我看到过一个外国人在金大球场上踢球,我问旁边的同学,知道他叫Youde,是英国驻华大使的三等秘书,有一次看到他在足球,在金大上课,但是否注册为正式学生就不知道了,我猜应该是在中文系学中文。在国共内战期间,英国的“紫石英号”轮船从南京撤侨,满船侨民在镇江被解放军炮击拦下,英国军舰尝试解救未果,Youde当时就在“紫石英号”上,他利用自己对中文的精通,和解放军指挥官斡旋,使之放松守备,“紫石英号”最终逃了出去,为英国立了大功,一路升官,1981年当上了香港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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