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大金大学长的爱情故事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19-09-05浏览次数:382

2019年2月,由良友书坊策划出品、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自从有了你:宁青两地书》正式发售,一段半个世纪以前的浪漫恋情,也随着一封封深情的书信,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自从有了你:宁青两地书》,是南京大学的两所主要前身中央大学刘禹轩学长和金陵大学朱文蕙学长在青年时代的书信集。书中记录了两人的青春、爱情和理想,隐含了新旧社会更迭的动荡与变化,亦可从中梳理刘禹轩文学人生的线索……真正的爱情,是日常生活中知寒知暖的贴心;是分隔两地却初心不改的坚贞;是相互鼓励,彼此督促;也是共同进步,携手前行。

少年时代的两人,是国立六中高中部的校友,一起出演过学校青年剧社排演的曹禺话剧《雷雨》,刘禹轩饰演周冲,朱文蕙饰演四凤。
       1944年和1945年,两人因分别考入重庆和成都的大学而分离。1946年即抗战胜利的第二年,他们又各自随同自己的学校“复员”,回到南京继续学业。
       自1946年到1952年,两个年轻人在动荡的时局中相交相知、相思相恋,终成百年之好。虽历经战乱,却一心一意;虽时常分离,却情深不渝。
       在七年的时间里,两人聚少离多。大部分时间都分隔两地,鸿雁传书。相互来往的265封书信,其实也是互诉衷肠的265封情书。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心动的试探和苦恼、热恋的甜蜜和误会、耿直的争论与说服、新婚的幸福与展望……关于爱情的一切,都写进了来往的书信中。
       “我想,只要每人再写三次或至多四次信,我们就会听到彼此的声音,而且不再只是在纸面上接吻了。”
       第一封信是刘禹轩写给朱文蕙的,即使已经怦然心动,他对她的称呼,却还是“您”。就像很多旧俄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礼貌、尊重,却又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现在我不知道您是否还会记起我,但是您的影子却无时无刻不活在我的记忆里。”
       时间一长,就不那么拘谨了,称呼也变成了“你”。偶尔也会吐吐槽,感慨一下“相见时难别亦难”。
       “你到我们这里来自然有点不方便,可是到你们那里去我也觉得有点难为情,特别是每一次都要求那个看门的老头儿:‘请你找一找朱文蕙小姐……’而他每一次也总要问一下:‘你贵姓?’”
       还是熟悉的地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每一个女生宿舍的宿管处,都有一个尽职尽责的大爷。很多年以后,你或许已经想不起宿舍楼长什么样子了,但却仍然记得看门大爷的诘问和阻拦。
       无论何时何地,从早到晚,他的心中都只装着她。
      
“今早一睁眼,看见阳光在窗前闪耀,心想雨后乍晴的黄昏,如果能和你在一块儿该多好。”

“我爱你,我相信你也爱我,那么让我们爱吧!”
       刘禹轩的信里,满满都是一个大男生的情窦初开,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跟心上人汇报一遍。读书、看戏、考试、戒烟(未遂)……就算“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了”,也要特地强调“也许这空白包含着更多的东西”。
       表白的时候忐忑不安,“我有点胆怯,又有点羞涩”,但又鼓足了勇气,“蕙,让我们相爱吧。我们为什么不呢?”纠结来纠结去,“让我再说一句老实话,我该满足,然而我不能满足。”
       一旦感到自己被冷落、被忽视了,刘禹轩也会自怨自艾地在信中写:“是的,我也许永远只是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小人物。我自己都想为自己笑,更想为自己哭。”
       活脱脱一个中国版的少年维特。
       而朱文蕙的回信,尽管称呼仍然用“您”,但却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丝柔情。
       “但我希望我们能再见而且您是这样地坚信着‘我们不会相离得太远’。”
       而这样一个矜持而理性的女生,偶尔也会撒娇:
       “以前她不知道怎样去爱一个人,一个像她一样的孩子,笨头笨脑,傻里傻气在他的面前不知道怎样是好。”
       在刘禹轩和朱文蕙的往来书信中,并非只有你侬我侬忒煞情多,从一些隐晦的、只言片语的描述中,时时可见当时的国内政治动向,和学生们对当局的愤懑不平。
       “悲惨的国家,悲惨的学生,悲惨的人民!”

“交大男女生一起都住在体育馆里,教授们把着门。中大说也送来要抓的名单了。不过学校当局不让抓,训导长说:‘要抓一定得通过学校同意。’唉,这是什么国家!”

“我的名字被印成了‘刘XX’,这里的‘XX’代替了我的别号,编者的意思显然是要‘保障’我的‘安全’的。”

“局势,从一种立场说,是这样险恶,从另一种立场说,又是这样光明。我们该把它认为险恶呢,还是光明呢?这一点,全在我们自己的抉择了……这年头一个不甘苟且偷生的血性青年是不能不有所牺牲的,我事实上已不能不抛弃一切个人的理想,为了一个更大的属于全民族的理想。”
       1948年8月,刘禹轩中央大学毕业,经人介绍到青岛市立女中教书。朱文蕙仍在南京读书,其间两人互赠照片并留言。
       蕙写的是:“让我们想念的更多,爱得也更深”。
       动荡莫测的社会局势,反而令两个年轻的灵魂,更紧密地贴在了一起。“四一惨案”过后,朱文蕙在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语句:“请放心,蕙弟永远不离开轩,蕙弟永远是轩的。”
       1948年11月,刘禹轩因发表不满时局的言论,遭人告发,在学生的报信下,刘禹轩连夜逃往解放区。在这危急关头,他仍不忘给朱文蕙写信,并阐明了自己的抱负和决心。
       “诚然,我们无法确说再见的年月,但再见是必然的,而且一定是在局势全新,当千千万万的游子离人都回到老家和所来的地方和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亲友爱人重聚一起的时候。”
       从前的日色过得慢,车、马、邮件都慢。兵荒马乱的四十年代尤其如此,要么一封信都收不到,要么两封信同时抵达。恋爱中的失落与惊喜,也往往因此而生。
       刘禹轩常嫌朱文蕙收到信后不“立复”,总要过几天才写回信。而朱文蕙也会在信中半嗔半喜地抱怨:“等候您的信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了。”
       因生活条件所迫,信纸往往就地取材,甚至“任性”地写在作废试卷、书店广告纸背后,因为没钱买邮票,干脆在邮寄刊物中夹上小纸条,刘禹轩戏称这样的做法为“变则通”。
       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也仍有诗意的浪漫:
       “海啸声仿佛就在枕边,它的声响是那么充盈,但又具有催眠的作用,使我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像在你的怀里听你唱歌一样。”
    “梅花又要开了,我要蕙弟带我去看梅花……树上开的也是诗,天上掉下来的也是诗……” 
        即使音讯断绝,也仍心存希望:
       “蕙,过去半年,我们不也曾‘远得没有书信寄来’吗?但我们都是在互相等待着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禹轩参与接管山东大学的工作,“忙极了”之余,仍在给朱文蕙的信中深情地写道:“轩所爱的蕙就是这样的蕙,蕙所爱的轩就是这样的轩。这样的轩和蕙是值得彼此用最高度的爱来爱的。”
       真正的爱情,是两个人的共同进步,携手前行。从刘禹轩和朱文蕙长达七年的书信往来中,时常可见相互鼓励,彼此鞭策的语句:
       “我们是要互相地提携前进的,而不是互相拖赘堕落的。”
       “你如果因为迁就我而放弃自己所学,就算是为了我而牺牲,我是担当不起的。而且真正的爱也不允许我这么自私而残忍。”
       “我想真正的爱情不是彼此各不干涉,那该是彼此各不妨碍又彼此鼓励进步的。”
       “蕙弟还是要记住自己学的一套。这样的人才为中国所急需。”
       像舒婷的诗里所写的一样,他是橡树,而她是木棉。他们站在同样的高度,注视着同一条地平线上的曙光。“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1951年,刘禹轩被分配到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任宣传部主任,朱文蕙仍留在南京。他们在信中细数日月,甚至写下了“分别三周年”的感慨。
       而到了1952年,朱文蕙所写的信,称谓已经变成了“轩,我亲爱的丈夫”,而刘禹轩则称她为“蕙,爱的,我的妻。”
       “你知道,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反倒像是更清楚地看见了你。吻你。”
       是的,他们终于“在一起”了。1952年4月12日,刘禹轩与朱文蕙“相识九年,相爱六年,南京—青岛分别三年七个月”后,在青岛结婚了。
       对彼此深爱的人来说,这是最圆满的结局。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刘禹轩和朱文蕙的人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人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这一对相爱的男女,在未来的岁月中,遭遇了太多变故,承受了太多苦难。但那已经是另一段历史了。
       熟悉这对患难夫妻的人,大都不忍提起后来的故事。而正因如此,这些书信里的情话,才愈加显得珍贵,哪怕隔着泛黄破旧的信纸,那些温柔而纯真的倾诉,也依旧动人心弦。
       “我现在仍是一无所有,而且除了你,也不再想有什么。”
       逝去的时代不会重来,我们只能在缅怀中追寻曾经的美好。岁月带走了很多东西,但也留下了很多回忆,等待后来人一一拾起。
       为了留存这珍贵的爱情纪念,刘禹轩和朱文蕙的女儿朱汐,将父母的“宁青两地书”整理成一本厚厚的书信集——《自从有了你》。

朱汐在前言中提到:“在南京,20岁的父亲和19岁的母亲相逢并相爱了。”
       而当这些信件终于结集出版,曝光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刘禹轩已年逾九十,朱文蕙则早已离世多年。
       这是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传奇,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私人年代史。当我们走进这一对恋人的书信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两颗年轻的心,是如何满怀希望地跳动着、碰撞着、呼应着、共鸣着。
       爱的力量,足以穿越时空。即使生死永隔,彼此忠贞的两颗心,也始终连在一起。
       “我知道当我们分隔得愈久,再见会更加亲爱。我也知道一生只爱一个人是最最幸福的。”
       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告白吗?
       (本文根据“良友书坊”微信公众号资料编改,特此致谢)

  

人物链接:
       刘禹轩,山东东明人,1926年生于开明士绅家庭。1938年作为流亡学生就读于位于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1944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因抗战西迁重庆的中央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46年随中央大学“复员”南京,在上海《观察》周刊上写过南京学生运动的报道,在上海《文艺复兴》上发表过小说,在《东方杂志》和《文潮》上发表过译文,在《大公报》和南京的《世纪评论》上发表过散文。1948年8月中央大学毕业,从南京来到青岛。在青岛市市立女中教书不到三个月后,因列入黑名单逃至解放区,被分配到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编审室。后随罗竹风接管山东大学,担任过校务委员会秘书和《山大生活》编辑室主任;1951年,被分配到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任宣传部主任,从事宣传和俄文教学外,负责编辑《青岛中苏友好》半月刊。1956年10月,被调至青岛市文联筹委会,筹备《海鸥》创刊;1957年成为“右派”,后经历劳动教养、原单位改造、遣返原籍;1980年恢复工作,担任《海鸥》文学月刊编辑、编辑室副主任,曾培养大批文学新人;1988年被山东省作家协会授予“山东省优秀文学组织者”称号,1990年离休。
       朱文蕙,祖籍安徽凤阳,1927年生人。早年因战乱流亡,其姊妹四人被家人送往四川乐山保育院,后作为流亡学生考取就读于四川乐山县苏稽女中、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与刘禹轩相知相识。1945年考入时在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1946年随金陵大学“复员”南京后,与刘禹轩相爱。1949年南京解放后,参加南京土地改革工作。1952年与刘禹轩结婚,后调至青岛农林事务所下属的李村果园(后扩编为青岛市农科所)从事农业科研工作,直至1973年去世。

    (文/赵国方,图/朱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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