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已有半个世纪。和大部分同学相比，我在南大的时间要长一些。除了最初的五年本科学习外，1978年10月到1981年初回南大研究生学习，硕士毕业后留校至1984年公派赴美留学，1986年获博士学位，经一年的博士后训练于1987年夏重回南大工作至1990年一月再次赴美。我在南大前后共有十五年。其实我在美国留学期间，南大一直给我发放工资，人事关系也在南大，如此算来我在南大前后应有十八年。
回顾在南大的这十八年，印象最深的仍是最初的五年。在这五年中我从一个17岁的青涩少年成为一个22岁自信成熟的青年。
其实这五年中，我们在课堂里的时间不过区区5个学期，再扣除下乡三夏三抢，参加声学楼、中心楼地基劳动，真正课堂学习不到100个星期。除了政治、体育和外语，我们的专业课仅仅是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和复变函数（没学完）。从这些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我相信除了仍在从事数学科研教学的同学外，大部分同学已把这些东西扔到太平洋去了。毕业后最初的十年我也是如此。
然而，在这些年里我们学到了独立思维的方法，逻辑分析的能力。这些方法和能力使我们终身受益。
在这五个学年中我们有幸得到唐述钊、孙光远、韩继昌、冯增远、郑维德（行）、王明淑、钟湖绵（代过郑先生的复变课）等先生的教诲，也得到佟文廷、张克明、罗定军、马传渔、洪在吉等老师的辅导和帮助。是他们把我们带进了数学的魔方。
我们进南大时，南大数学系号称10位教授副教授，但教过我们的仅是孙光远先生一位，就是孙先生也没教完。留校后我与大部分先生们都有接触，接触比较多的有叶彦谦先生（我曾协助叶先生主持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周伯勋先生、黄正中先生、曾远荣先生和莫绍揆先生。然而对我影响最大、最多的是唐述钊先生。
唐先生是教我们大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他上课儒雅的风格，清晰的条理，严谨的逻辑是我学习的楷模。在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我一直以唐师为典范，然而直至退休仍不及其万一。
对我来讲，唐先生不仅是授业解惑的恩师，他对我如长辈一样的关怀和他对名利的淡泊一直获得我对他极大的尊敬。从一年级下学期起，唐先生就开始关心我的学业。他知道我吃不饱现有的课业，亲自建议我安排超前的学习计划。文革后期以及我重回南大后，唐先生又成了我的桥牌朋友，我多次去唐先生在上海路148号的家里打桥牌。都讲牌桌上无大小，但即使在牌桌上，我对唐先生仍保持极大的尊敬。有几件我亲历的事和大家分享。
1988年我曾参与南大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工作。虽然当时我自己才是副教授，但是参与评定全南大的教授和副教授的晋升。职称的重要性对每一个教师不言而喻，这牵涉到房子、票子和社会对你学术地位的认可。当时唐先生已届退休之年。我受系行政和总支委托携带晋升教授的表格去唐先生在上海路148号的家里。当听我讲了来意和看了表格后，唐先生表示他已准备退休，不想占有晋升名额。我给唐先生解释由于唐先生准备退休，他不会占据名额，唐先生表示正是已要退休，对这种虚名已不再介意。其实这不是唐先生第一次拒绝他应得的荣誉。记得大约在那6个月前，我在校系两级教学委员会工作，唐先生婉拒了申报江苏省教学一等奖的推荐，把机会让给了系里其他的老师。唐先生的这种功名利禄观深深地感动了我。
1987年夏，当我完成在美国一年的博士后训练后，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复旦数学系向我伸出了橄榄枝。由谷超豪先生（时任复旦副校长）、李大潜先生（复旦研究生院院长）安排妥我调入复旦的人事手续，我爱人在复旦的工作，两居室住房的钥匙，和16万元（我家4口人）的上海市城市建设费，这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当时我的工资约600元。随即我回南大准备办手续。一天，唐先生来到我住的南园十七舍的宿舍（十七舍二楼朝北的一间房）。他对我讲，复旦数学系的派系纷争你是了解的，你不是毕业于复旦，也不属任何一个派系，如你面临不公平对待时，复旦会有人为你讲话吗？而南大数学系对你知根知底，如你在南大遇到类似情况，会有很多人为你说话。随后黄正中先生也对我讲了类似的话。先生们的劝告使我改变了主意，决定留在南大。几年里我都不好意思见谷先生和李大潜先生，后来叶彦谦先生为我对谷先生做了解释，方才释怀。
南大数学系是一个很特殊的系，我不是指她的学术地位特殊，而是她的政治氛围。我大学毕业分配去了西北的冶金部第八冶金建设公司，遇到了几百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毕业生，有冶金部8个院校的、国防科工委院校的和我们普通院校的。后来我回南大读研和在美国读博时，也遇到很多来自不同院校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大家都会谈起文革。我觉得南大数学系似乎是一个异数。虽然文革初期我本人也曾受到一些冲击，但感觉总体还算温和。后来的毕业分配，以及外调，都很理性（当然以后清查“516”时搞得很厉害，那时我们已离校）。1978年春，俞中明老师写信告诉我全国恢复招收研究生，让我准备考研，并告诉我唐先生很关心你们68届的同学，让我推荐一些。我提供了一些同学的名字和联系地址。因和俞老师在1968年春在红旗水泥厂开门办学时同住一室一个多月，分配后一直保持联系。每次我来南京，我总会去他在南空大院的家里看他。我给俞老师回信说自己对考试不担心，但对政审我有顾虑。俞老师回信告诉我，说是已把我的情况通报了袁相碗（时任总支书记，后为南大副校长和江苏省教育委员会主任）和唐述钊先生（总支委员），承诺只要分数合格即可录取（当然，他们也知道我在单位里表现不错，在1978那科学的春天里我被评为甘肃省先进科技工作者并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状）。研究生入学考试后不多久，俞老师就打电报给我，说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放心。这样我又回了南大。俞老师成了系总支分管我们研究生的老师，而我这个非党非团生后来担任了研究生班班长和研究生会会长，和俞老师合作颇为愉快。
1982年，我参加了中国数学会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年会。休会期间钟湖绵先生要我陪他去看一位数学系的老领导。在武汉军区大院里，我们见到了这位老领导。她在我们1963年入南大前已随她的丈夫离开了南京。她的丈夫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钟先生和她谈了很多，内容我基本上已忘记了。然而她说的一句话我印象无比深刻，她说我们南大数学系1957年没打一个右派。当时南大没少打右派，“桃园八怪”就是明证（其中两怪，物理系水永安、历史系吴世民，后来都成了我的牌友）。她作为时任总支书记，曾经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南大数学系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是否起源于此？
我们都到了不逾矩之年。往事如烟。至于青春，有有悔之处，也更有无悔之处。但一切始于南大，感谢南大。
（数学系1968届 王体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