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爱妻吴翠芬小时候住在蚌埠相邻的两条小街上，当时我俩都在崇正中学初一班读书，她在女生部，我在男生部，上学放学时总能隔三岔五的碰到，碰到后也只是相视而过，从未搭过话，但双方的面孔已经熟悉了。这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一群男孩子正在淮河大堤上嬉戏，忽然从堤下面传来一群女孩子悠扬悦耳的歌声，并有口琴伴奏，原来这是音乐老师刚刚教的托西尼小夜曲。我们循着歌声直奔大堤下，只见这群女孩子拥在一起，边唱边跳，而吹口琴的正是翠芬。我们在一旁拍手叫好，只见她瞪大眼睛，要我们走开，不要捣乱。我们更得意了，就围着她们起哄，她们也无可奈何。这之后我们算是熟悉了，碰到时总是相视一笑，但还不好意思搭话。直到蚌埠解放后，崇正中学男女合校，我们都进入高中部，不久都加入了团组织，成为学校第一批团员。随后她当选学生会主席，我成为团干部，大家在一个支部里，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当时只知道她作文好，绘画好，口才好。再进一步接触，发现她和一般女同学不一样，不矜持，不娇气，坦诚大方，秀外慧中，充满阳光，对这样的女孩子我打从心里欣赏。也是机缘巧合，抗美援朝时，我俩都报考了军干校，体检已通过。这时市委学工部部长亲自找我俩谈话，说学生干部不能都去参军，组织上决定将你们留下，把团和学生会的工作做好。这样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面对当时教会学校复杂的斗争形势，两年来我们总是相互商量，默契配合，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到了高中毕业时，我们由相识、相知、相惜到相爱，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捅破了薄薄的这层窗户纸，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双方表明心迹的又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淮河大堤上，她握着我的手说：你可曾想过，谈恋爱是要结婚、组成家庭、生儿育女的，双方都要有责任心才行。因为年轻我确实还未想过，算是开了蒙。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我俩从未显露自己的学生干部身份，决心认真读书学习，弥补中学时的一些损失。四年里我们相互切磋，相互督促，学业优异。大学毕业前夕，我们同一天入了党，同时留校，她做了研究生，我当了助教。一年后我们结了婚，从此两个人的生命融为一体。我们同甘苦，共休戚，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彼此爱对方胜于爱自己，而且历久弥新，愈老愈笃。这样甜美、幸福地度过了六十多个春秋。
回顾翠芬的一生，经历了两次大的人生转折。一次是1949年家乡的解放。她曾满怀深情地对孩子们说：如果没有党的解放，我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做某一个资本家或地主的小媳妇，还是做在底层挣扎营生的小市民，很难想象会成为一名大学的人民教师。另一次是1982年的出国讲学。她说：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一个初中英语水平的人，经过努力，跨出了国门，不辱使命。并由此看到了一个鲜活生动的世界，开阔了眼界和心胸，坚定了自己信守的方向。这两次转折，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也筑铸了她生命的底色。
翠芬是性情中人。她喜清恶浊，笃正疾邪，感情率真。她对文革中的倒行逆施，极为反感，在二三挚友处，说林彪小眼阴森，手摇小红书跟在老人家后面，不怀好心；说一听江青阴阳怪气的讲话就恶心，叹息老人家昏了头了。对早请示、晚回报、跳忠字舞，她特别抵触，说完全是封建的一套，太丑了。她借口小女儿才周岁，始终不愿参加。对此，芳邻们也都理解。当南京掀起炮打***的大字报时，她走上街头看同学们贴大字报，兴奋地对学生说：希望在你们身上。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时，她和两个女儿高兴地在地板上打滚欢叫。想到文革动乱搅得民不聊生，个人也蹉跎了十年最美好的时光，一旦扫除妖氛，拨云见日，怎不令人“喜欲狂”呢（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句“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翠芬一生淡泊名利，率性而为，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实现人生价值。从初中起，文学和绘画就成了她的两个兴趣点，从此乐此不疲。大学时，她选择了底蕴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并成为一名古代文学教学的耕耘者，终此一生。按照自己的个性秉赋，在文学方面，她偏向于文学本体的研读，对综观、宏观的文学研究则着力较少；在国画方面，她喜欢写意，不喜工笔；书法方面，她喜欢米、黄，不喜颜体。其实比起文学来，她更钟情于书法绘画，只是由于本职工作的羁绊和责任感，她只能挤出业余时间挥书作画，一旦投入，就达到忘我的境界。而书画也是她排解烦恼的最好良药，遇到不顺心的事，她只要展开画纸，画几幅小画，或看几页米南宫（米芾）的字书，一切不快都烟消云散了。她说：我是米粉，读米南宫的字书，每一个字都是一种美的享受。因为我力挺她书画，她极为感激，调侃我是她的芬（粉）丝。“宿世教书匠，前身应画师。”她套用王维的诗句（王维《偶然作》其六：“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传达了她的心声，可见她对绘画爱好之深。正因为把自己的生活和文学、书画黏附在一起，她对名位看得很淡。1983年从美国讲学回校后，教育部和南大都先后物色到她，想让她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一定的行政工作，但她都婉言谢绝了。她说：我散漫惯了，一旦套上笼头，就身不由己，不自由了。我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把书教好，干自己喜欢的事，此生足矣。“人生快事莫如趣”（林语堂《论趣》）。一个人，如果一生坚守自己的兴趣，为兴趣而生，无论成就大小，她的一生是快乐的，幸福的。
作为一名职业妇女，既要做好职场工作，又要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做外婆，要想在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要比男性付出更艰辛的努力。而翠芬在各种角色互换中却做得至善至美。她除了较好地完成本职工作外，作为家庭主妇，她对上颐养孝敬母亲和公婆；对孩子既疼爱有加又严格要求，时时关注她们智商、情商和身心健康；对我的关爱更是无时不在，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她把家中内外事务都包揽在身，任劳任怨，甘之如饴。她以自己的情爱，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劳，营造了一个温馨、安谧的家庭港湾。
令我刻骨铭心的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因积劳成疾突发大吐血，经检查已是空洞型肺结核，住院整整一年，因参加工作不久，工资一下子扣除了很多。我因住院，并不知情。当时我们第一个女儿才一岁多，需要呵护和营养；我的病也急需治疗和营养补充；还要一如既往地每月为公婆寄生活费，报平安。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她除了完成系里交下的繁重的首次讲授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教学任务外，设法开源节流，主动接受了鼓楼区夜大学的教学任务，每周两个晚上去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还先后写了四五篇稿件，发表在《江海学刊》、《雨花》等刊物上，获取微薄的酬劳，以填补家用。为此她整日在阁子楼上备课写稿，常常工作到凌晨甚至五更天，有时连一口干馒头也不吃，一口水也忘记喝。她和母亲过着清苦的节衣缩食生活，患上贫血和严重的胃病也无暇去医疗。记得她上文学史课时，一位细心的女同学悄悄问她：老师，你每次上课怎么都穿这一件衣服。问的她很不好意思，回来告诉母亲，母亲说，这个月不买蜂窝煤了，我去院子里捡柴火烧。就这样一个月省下几块钱，买了几尺布，由母亲亲自为她缝制了一件新衣。为了让我尽快康复，她更是费尽心力，每周都抽出时间去医院探望我，给我送来丰盛的食品和营养品，并以乐观的、轻松的语气鼓励我战胜疾病。她还托人从内部自费买了昂贵的中药断板龟丸，先后从两个女同事处讨来了她们生产后的胎胞，亲自清洗，细心烹调，让我服用。差不多两年时间，她就这样以她的坚忍和从容，用她柔弱的肩膀，默默地顶住了这险将倾覆的闸门。每想及此，我都感到心酸心痛。我暗下决心，要疼爱呵护她一辈子。
翠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她心地澄澈，坦诚爽朗，热情待人，与她接触过的人都很喜欢她。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她都结交了不少知心朋友。几十年来大浪淘沙，岁月变迁，但她仍然珍视这份纯真的友谊，不离不弃。她敬业爱生，在教学中特别喜欢和学生交往，师生融洽，没有距离，学生们都喜欢找她问难、谈心，毕业时向她求画求字，保持联系。她的中国书画课很受留学生欢迎，有一年上课时恰逢她的生日，一些留学生每人手捧着亲手书写的中文“寿”字，登门给她祝寿。至于研究生、进修生，更是我们家的座上客，谈学习，谈生活，甚至倾诉个人的隐秘，都能获得她的关爱和教益。有时她也会让母亲做几样小菜，备上啤酒、红酒，招来三五研究生，大家天南海北，开怀畅谈，直吃到杯盘狼藉，尽欢而散。研究生毕业时，她也尽力推荐联系，帮助他们找到理想的岗位。她对学生的关爱，也得到了学生的敬重。有的研究生亲切地喊她“导师妈妈”，有的研究生结婚时请她做主婚人。翠芬十分爱才，记得文革前，她参加中文系招生录取工作。当时她发现两名考生作文写得很好，但因家庭都有些问题，招生组决定不录取。她据理力争，坚持要录取这两名学生，招生组长说：你要录取，就由你签名负责。此事一直反映到校招生工作组，最后还是由她签字录取了。事实证明，这两个学生学习期间表现很好，毕业后，经过努力，一个成为省出版社的负责人，一个成为省报理论组的笔杆子，写出一手好文章。还有文革后我系招收首届硕士研究生时，当时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女考生，笔试、口试成绩都很好，英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但因她在文革中反四人帮言论曾坐过大牢，文革后虽已平反，但负责录取的领导仍有疑虑，不拟录取，连该生报考的导师也不好表态，但翠芬根据择优的标准力主录取，终于获得了通过。如今这位女研究生已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翠芬经历的这两件事，至今知晓的人很少，三位当事者也不知情。她说：如果我不为这些可造就之才争取一个学习机会，良心上过不去，我只是尽心而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就是她奉行的待人之道。
翠芬一生热爱生活，充满活力。《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她的座右铭。她每天都把日程排得满满的，读书，上课，写文章，练书法，作画，运动，游览，与友朋学生交往。她说：生活充实，有收获，才快乐。她喜欢挑战自我，年过半百，她执意买了一辆自行车，在操场上仅练习了两三天，就大胆上街了，一次撞倒一老太太，幸无大碍；一次摔得全身青紫，险些倒在汽车轮下。但她回家仍是泰然自若，谎报“军情”，说是不小心撞的。过了若干天后，她才坦白实情。为了圆自己的出国梦，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除了教学，她的整个精力都投入到英语强化训练中，日夜苦战，学口语，听录音，做了几十本小笔记，连日记也改用英语写。其实当时她的英语只有初中水平，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做研究生时学的是日语，现在把英语重新捡起来，其艰辛可想而知。当时曾有友人规劝她，说她刚刚提升副教授，应该把精力放在科研上，现在这么辛苦地攻外语，是否得不偿失。但她认定的目标，是拉不回来的。她曾用英语写下“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Nothing in the world is difficult for one who sets his mind to it）来鞭策自己。她最终取得了成功，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派出讲学的首批文科学者。退休之后，她应我校留学生部之请，连续几年为留学生讲授她喜爱的书法绘画课。为了便于交流，她总是充分准备好每一节课，大部分时间都是用英语进行教学。当时看到有人退休后心绪低迷，她在日记中写道：“警惕啊！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青春的活力与敏锐力。”她就是这样诠释生命并努力践行的。生病五年以来，她仍然从容淡定，乐观应对，运动，旅游，与友人学生交往，一如往昔。她仍然鼓足精气神，写诗，作文，绘画，练习书法。在她弥留之夜，竟然要我扶她坐起来，喃喃自语地说想写一篇小文章。她的鲜活形象就这样永远深深地定格在我的心中，能不令人伤痛欲绝。
翠芬去世前数月，已经有意识地教我下厨做简单的饭菜。她淡定地说，如果我先走了，你要学会一些独立生活的技能。为了我，为了孩子们，你也要好好地活下去。翠芬，我一定遵照你的嘱咐，为了孩子们，为了我们相约但未竟的事项，为了我们永恒的爱，一定坚强地活下去，直到与你在天国中相聚。
（王立兴 2014年8月15日于上海浦东仁恒河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