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再谈一谈中央大学研究院各单位主持人的情况。按《中央大学组织大纲》第三章组织第十三条规定：本大学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由校长兼任之。从研究院建院以来，第一任院长是罗家伦，从他1941年辞职后，继任院长先后为顾孟余、蒋介石、顾毓琇、吴有训、周鸿经。
在中国这块东方故土，有1200多年的科举制度历史，有面向全国考选举人、进士的经验。要为中华民族培养硕士研究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是前无古人。办研究院，设研究所，建各学部，都是舶来品，谁来带头、作实际指导？我们以为应该是在当时文教科技发达，先进的英、法、德、美等国大学研究院受过训练，而且自身获得过硕士、博士学位，即亲自领受过获得高级学位经历和熏陶的学者。实际着手办学授业非他们莫属。中大研究院下分设各学部，学部下再分设各组。研究所及学部各设主任一人，组不设主任。回顾中大当年各研究所及学部主任的学历、经历，他们是适当的人选。据郑集教授回忆，研究院院长不起什么作用，甚至很少听说，真正管事的是各研究所的主任，他们多由大学本部各学院的院长担任。研究院同大学本部关系密切。
现在最早的资料是从1943年开始的。
理科研究所主任孙光远，东南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算学部主任胡坤陞也是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他们二位均在1933年8月来到中央大学任教授。孙光远任中大理学院院长有年。物理学部主任王恒守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化学部主任高济宇是美国依利诺大学博士，地理学部主任胡焕庸是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生物学部主任欧阳翥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农科研究所主任邹锺琳是美国明尼苏大学硕士，农艺学部主任周承钥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他们在1931、1932年到中大任教授，农艺学部是1934年最早成立的学部之一。
法科研究所主任卢锡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博士，政治经济学部主任黄正铭，英国伦敦大学博士。
文科研究所主任楼光来是一位长者，清华大学毕业，第四中山大学时即任文学院院长，哈佛大学硕士。
师范科研究所主任孙本文，先在美国依利诺大学得硕士，后到纽约大学获社会学博士。教育心理学部主任艾伟，在美国依利诺大学得硕士后又到华盛顿大学得心理学博士。
工科研究所土木工程学部主任刘树勋，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后去依利诺大学任研究员。电机工程学部主任陈章是美国普渡大学硕士。
医科研究所主任戚寿南是美国霍普京斯大学医学博士。生理学部主任蔡翘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
此外还有没有出国留学但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如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主任柳诒徵（翼谋）就是一位，他是文科所的文史指导教授，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著有《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1943年被评为部聘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有出国留学，没有取得高学位的，如森林学部主任梁希。他1907年被选派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1913年因不满日本士官生歧视欺侮中国学生，愤而退学，转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1916年学成回国。任教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七年后，于1923年自费前往德国萨克逊森林学院德累斯顿一塔朗脱研究所，研究林产化学四年，他研究科学技术，没有谋求学位。1927年回国，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森林系主任。1933年到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授，1934年全力筹设中大森林化学室，后主持研究院森林学部，1941年被评为部聘教授。
后来，晚一步建立学部的，如法律学部主任赵之远是哈佛大学博士，教育学部主任常道直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硕士后曾到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医科研究所生物化学部主任郑集是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博士，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研究员。
历史学部继柳治徵任主任的张贵永曾获柏林大学博士。
1934年最早创建算学部、农艺学部的实际负责人，现在还没有查到文字根据。（注十）
这支队伍是中央大学研究院的创建者、奠基者，当时在抗战时期的后方，条件艰难困苦，他们为国家民族孜孜不倦地培养科研教育人才，在教学和组织教学工作上，尽职尽责。他们在国外多年，学成之后，立即回国报效，急切地希望把自己所学传授给国内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国外带回的不但有各种门类的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新的研究方法，还有因为中国国弱民穷被外国人蔑视、歧视，在国外曾受到不租给房子住，大戏院不卖票给看戏，甚至大理发店不给理发。（注十一）有的留学生甚至在聚餐会上碰到一位美国学生公然叫喊“把这些剩饭拿去给中国穷人吃吧！”使人既气愤又痛苦的场面。（注十二）中国留学生聪明用功，业务成绩好，老师看得起，只是在教室和实验室有地位，离开教室实验室就无法摆脱社会上的不平等氛围。这种遭遇，教育留学生，无论如何，要使祖国尽快提高科学文化教育水平，使国家富强起来。他们不把自己在国外所受的屈辱挂在口头，而隐藏心底，转化为对学生的循循善诱，亲切教导，教书育人，力争有成的动力。
教授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对日宼侵华同仇敌忾。所以能坚持承受战时后方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在教学岗位上各展所长。当时规定一般教授不带家眷，住集体宿舍，吃公共食堂。如金善宝教授同梁希教授同住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室内放两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人用一只抽屉。那时他才40几岁，比梁希小13岁，朝夕相处，情同手足。（注十三）抗战开始后，教授薪水打七折，停止每年加薪。物价上涨，生活下降。陈章教授将抗战前的优裕生活同战时对比，相差悬殊。他家两个大儿子在中大靠贷金维持，还有三个小孩，“一家五口，日子难过”。（注十四）一位教德文的教授几年来穿的是一件带窟窿的花呢大衣，久久没有更新。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为了同赴国难，为了培育后代，他们自觉地坚守岗位，这是使研究院得以步步发展的又一因素。
在诸位前辈的领导下，研究院还有一批年轻教授不断充实起来。法科研究所国际政治组研究生朱奇武在黄正铭、王铁崖教授指导下写硕士论文《领事制度的研究》。王铁崖教授清华大学毕业后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研究，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后来到沙坪坝，时约三十二三岁。他同另一位教授楼邦彦，两根手杖，两支烟斗，在课间漫步校园，是一对引人注目的年轻教授。1947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赵理海教授从武汉大学来到中大政治研究所，时年刚30出头。
在沙坪坝时代，“经济史研究”是法科研究所经济组一门必修课，主持这门课的导师，最初是老资格的童冠贤教授，后来他担任教务长了，经济史请来了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炳焕教授（美国依利诺大学硕士），1943年后改由南开大学商科研究所经济学部教授陈振汉接任。陈振汉1940年28岁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后，即回国任教。经济组教授褚葆一德国柏林大学博士，也是一位年轻学者。
又如在美国缅因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攻读造纸工程和化学工业的时钧教授，1942年到中大执教，时年仅30岁。英国伦敦大学博士胡乾善1947年36岁出任研究院机械工程研究所主任，也属于年轻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外文系老教授范存忠，20年代东南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在依利诺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哈佛，1931年念完博士后回母校任教，1944年应邀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一年，1945年回国后，出任外文学部主任，从西方带回的学术新信息亦有利于研究生开阔视野。
中大研究生是在这样的一些教授导师带领和启发下，上路前进，一代一代不断成长的。
注释
（十）1942年获得农学硕士学位的蒋耀学长回忆，1939—1942年研究院农科研究所主任为邹树文，农艺学部主任为周承钥。见《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研究院通讯》1999年8月第九期《建国50周年纪念专号》第47页。
（十一）《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269页，高济宇。
（十二）《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09页，金善宝。
（十三）金善宝：《我和梁希教授同住一室的日子》见《梁希纪念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53年12月版，第16页。
（十四）陈章教授撰文回忆抗日战争以前的生活，“次年（1932年，引者注）我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月薪300元，每年递增20元。到1937年己达380元，并在别处兼职月入100元。我当时还每季度从商务印书馆领取书稿的出版税，有过两次每次可得600元。当时的物价，每石米（150市斤）为8元，猪油每斤五角，鸡蛋每元有七八十只。我们住的南京大悲巷鼎新里二楼大小四间房子，月租40元。除奉献双亲及开销外，我们每月储蓄若干元作为还清建房借款之用。自明、贤明、黎明均在这阶段出生，都雇佣奶妈喂奶，另外还有烹饪洗濯的女佣。所以，那时的生活是十分优裕的。大家认为在大学教书，对国家是有贡献的，所以待遇很高。”管致中孙文治编《电坛宗师陈章教授》东南太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317页。
陈章教授回忆抗战开始以后的生活写道：“到了重庆，政府为了共赴国难，公务员及教师薪水一律打七折，并停止每年加薪。头四年重庆物价低廉，后四年战争持续，生产不振，孔宋家族，投机倒把，通货膨胀，生活日趋艰难，薪水已派不上用场。政府发平价米及面粉，才免于饥饿，情况甚惨。我家除修明、熙明在学校靠贷金维持外，尚有一家五口，日子难过”。同上书，第319页。
（未完待续）
（陈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