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至1988年的7月，我在南京大学法律系读书。最初两年住新7舍，最后两年住3舍。需要老实交代的是，新7舍（估计现在应该改名为旧7舍）不靠8舍，且离8舍很远，8舍是女神宿舍；3舍的北面是2舍，2舍也是女神宿舍，不过我住3舍南面。3舍的南面是4舍——4舍是男生宿舍。既然3舍、4舍是男生宿舍，中间只能设计篮球场了，于是从天不亮到夜半三更，都是砰砰砰的篮球碰篮板的声音。我的中学同学、考到化学系的缪炳文经常从楼下喊我们去打球。他经常来喊，使得我宿舍里同学都认识了老缪。他当时压根没有他的中国梦——现在新街口鸿国大厦最高楼里上班，料理着多家企业，国内外跑来跑去。
越过南园中心线，3舍、4舍的西边就是学生食堂。学生带着印有“南京大学”的搪瓷碗，去吃几毛钱一顿的饭菜（价格参照物是2毛5一份的大排）。四年间，南京大学似乎和苏北共同开发了一款名叫“微多”的短命啤酒（据介绍“微多”就是维生素比别的啤酒略微多些，我们根本喝不出来），2毛钱一瓶。与此呼应的是，食堂边上有开水房，开水1分钱一水瓶，师傅只收水票，不收钱。一旦谈恋爱，一对情人就会结伙去吃饭、结伙去上课、结伙去……结伙上课时也坐在一起，总体比较平安，只是一次我们的哲学老师包玉娥对他们发了一次火。至于老师为什么发火，我们不知道，因为鸳鸯们都坐在后面。
既然谈到男女之事，我索性把此事先说完。这看起来有点庸俗，不过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文章一开始介绍我宿舍时就暗含了女神宿舍。好在我的回忆又不是公文，可以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事实上我的文章往往是在车上、枕上和厕上完成的，是一段段的组合。
我讲我第一年住在新7舍。新7舍最怪，住的人最杂，除了法律系新生外，还有青年教职工和博士生，到我们二年级时还住上了南大第一届少年班，就在我们对过。听说他们并非都很幸运，还有很多性格怪异者。大学四年，我最不能理解——当时不能理解、现在仍然不能理解的事就是，我们在新7舍去食堂的路上经常看到一些贴在墙上的通告，都是给予某某青年教师、博士警告、开除、记过处理这样一些内容，而理由无一例外是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至于情节不外乎家有妻子或女友，在南大期间又和某某人好上了……
80年代思想活跃，各类学习会、社团、舞会频发，演讲更是不计其数，又没有审核，大家尽管参加。我在给程章灿老师写“上书房”一文提到的我那位现在成为大律师的盛建明同学，那时候就喜欢参加舞会，当然也参加了太极拳培训班，每次班级联欢会他不但跳舞还打太极拳。我当时就参加了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我当时对此很感兴趣。巧合的是，当时和我一起入会的还有后来赫赫有名的被通缉的“高自联”“领导”李录。他当时也谈了女朋友，女朋友瘦弱，好像叫赵敏（凭记忆了）。他俩都是手牵手地来开会。李录讲一口北京话，京腔很令我羡慕，你知道，在南京大学找到一位北京学生很难。我和他们都是在南园一进门的学生会小黄楼里活动。我们都有社团证——最近有同学在群里晒北京大学政治研究会会员证令我想起了南大这一往事。李录和赵敏（有没有换人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直播）于89年5月在北京市中心大型广场举行公开婚礼，这是我当初和他们一起活动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80年代活跃的社团活动为对对男女提供了认识和交流的平台，当时也是鼓励的。现在是大律师的高一级同学张伟当时跟我说过一句话令我难忘。他说：“男人不谈过恋爱，都不能算成熟。突破女人这个关，才算合格。”我当时还没有成熟，自然无法理解他的话；现在谈过恋爱、结了婚、孩子大了，仍然不理解。跟他们相比，我始终晚熟。同学里的撩妹高手后来几乎进了全国特别是省里的政法系统，而我这样呆若木鸡的人则进了文化单位。
也难怪，我也一直诧异为什么南京大学的地址一个是汉口路22号（北园），一个是汉口路11号（南园），都是两数重复，又是双倍偶合。她是不是意味着住在南园很单纯，到了北园就复杂？还是住在南园是学生，到了北园有师生？抑或是未学习时是单身狗，学业完成就比翼飞？（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