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园追梦 ——记忆中的南京大学溧阳分校

发布者:admin发布时间:2022-01-27浏览次数:279

越过50余年,追忆溧阳果园。往事历历在目,胸涌万语千言。作为南京大学原中文系1965级学生,我自始至终经历过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挥洒汗水的故地,那不堪回首的以往,那五味杂陈的梦园。


一  果园今昔

原溧阳果园位于今溧阳市上兴镇南、南渡镇北,离宁约100公里,老宁杭公路从旁侧经过。此地原名七里山,隶属上兴公社。现在距离宁杭高速不远,距离高铁瓦屋山站不到5公里。

果园原名七里山,是一片丘陵地带,往南约7里路是旧县。1957年后的一轮荒山开发,在这片一千多亩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梨树、葡萄等果木,因而被称为“果园”。

1958年,江苏省部分干部下放至此丘陵地带,始办溧阳县果园,以种植桃树、梨树、苹果树、葡萄树等为主。最早省属中专“江苏省溧阳农业学校”便坐落于此,两年后解散。

1962年,溧阳师范、卫校停办,40多名学生分流到此,后又招了几十名社会青年,100多人分散到一队、二队、三队。规模扩大了,级别也高了,原竹箦煤矿矿长(13级干部)调任果园场场长。工人月工资可拿到二十几元。1966年还有3个从射阳抓获的美蒋特务被释放后在此与工人同劳动,后被清除出去,旋即毙了。

1965年,由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后任副省长)牵线,溧阳县政府决定把溧阳果园划归南京大学办分校,那是具有很大眼光的筑巢引凤的举措。是年10月份,消息传到果园,工人们心花怒放,高兴异常。11月底12月初,包括本人所在班级(中文系1965级“中一”)在内的南大文史哲三系二百余名师生作为先遣队住进了果园。

1966年2月,果园更名为“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正式建校。

1969年10月28日,分校更名为南京大学五七农场。

1970年6月,南大师生全部撤回校本部,只剩少数管理人员和原果园场的工人。南大曾先后派戈平、何平等5位同志在此担任五七农场场长。

1973年,南大正式将果园无偿移交给当地(据估算总投资约20万),仅在二队保留由化学系创办的抗大化工公司。原一队划归上兴公社;二队、三队因种植果树、茶树,新建溧阳市茶果良种场,笔者2017年寻访果园时的场长是张建新,由县农业局任命;三队新办溧阳市种畜场,原三队工人王克政任场长、党支书,该场以培育良种猪、羊、鸡为主,也归县农业局(现市农林局)管辖。茶果场、种畜场现仍在经营之中。

文革之后匡校长复职后,仍把果园作为学生学农基地。在1982年之前,每年都分批把学生派来参加劳动,一次200人左右,一期待一个月。

1982年,抗大化工公司转让给茶果场,并更名为康达化工有限公司,主打产品是南大牌单包装室温固化硅橡胶及其他硅橡胶。至此,南京大学与果园彻底脱离关系,前前后后七八年的姻缘画上了句号。

原果园场的工人,属于南大职工及其家属的撤回南大,除部分愿意留场的人之外均各奔前程。二队美女工人郝琴轩还与中文系1964级董士英同学喜结了良缘。据说后来还有南大研究生娶了果园姑娘、果园小伙娶了南大女研究生的佳话,体现了挥之不去的果园情结。

如今的果园已难觅当年的踪影。二队的果树仍郁郁葱葱,但规模缩小了,三队则以大片的茶林吸人眼球。原先严重缺水的果园,如今在化工公司对面开挖出硕大的养鱼塘;西边有水库,原先我们下榻之旁的水塘(由我们自己开挖的)蓄水满满,有野鸭嬉戏;三队也挖出了一个大水塘,丘陵变水乡了。我们当年辛苦建造的干打垒简易房、空心砖墙瓦房均因1976年的地震毁了,礼堂的位置在现今化工公司内,遗迹无存。唯一残存的当年建筑竟是位于校部机关西侧的厕所,青砖青瓦,扁砖为墙,顶已塌陷。我想起1966年6月2日,曾有一张大字报责问过:为什么把厕所砌得比我们宿舍还要好?大概这也是厕所能屹立不倒的原因吧。经工人们修缮过的一排排旧瓦房仍蹲守原地,因基本无人居住而破败不堪。如今最美的建筑是康达化工公司,尤其是公司的办公区美如花园,古色古香,玲珑雅致,别有洞天。

今日走进果园,只觉面目全非,新旧并存,美丑同在,唯巍峨耸立的门楼,上书“南大果园”4个大字,既彰显了昔日的辉煌,又深情地表达出溧阳人民对我南京大学难以割舍的情怀。

二  分校创建


早在1958年,刘少奇同志就提出办“半工半读”学校的问题。1964年上半年,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刘少奇关于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并行的意见。

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南大决定搞半工半读教学试点。1964年下半年,先选中南京东郊的晓庄林场。1965年上半年,派中文系64级等作先遣军步行至晓庄林场,边劳动边学习,重蹈当年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革之路。

1965年下半年,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欧阳惠林推介了溧阳县果园,于是校党委决定在果园建立南京大学溧阳分校。

在分校建制尚未考虑成熟之前,学校领导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派我们作为溧阳教改的先遣队开赴果园。

1965年11月底,中文、政治、历史三系的64级、65级(以下简称中二、中一,政二、政一,史二、史一;三、四、五年级同此,其实此种简称已延叫至今)200余名师生打起背包,毅然告别南大本部,发扬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向100公里外的溧阳果园徒步进发。

南大半工半读的始创者、年届花甲的匡亚明校长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胡福明老师情不自禁地高呼:“走!跟着匡校长走!”途中,匡校长驱车提前开往溧阳,队伍改由时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的徐福基领头,俄语老师苏寿祁曾即兴作诗《走》以鼓励大家,又高呼道:“走!跟着徐书记走!”

第一天,夜宿汤山中学,大家纷纷前往汤山温泉泡浴,一除浑身汗垢。

第二天,一早出发,天已很冷。我班(中一,65级)福建同学钟金发生平第一次看到路边河面上的薄冰很稀奇,怯生生地问:“河面上是什么?”这天,我们路过南京师范学院在句容办的奶牛场,吃了一顿像样的中饭,晚宿二圣桥小学。

第三晚住句容县天王寺小学。仍然是打稻草地铺。

第四天进入老河口,又走七八里便到达充满新奇的目的地,第一次光临溧阳果园。

四天的负重行军,虽饥渴疲劳,但师生皆精神饱满。我是一路骑自行车负责打前站的,免受了脚力之苦,工友老许则骑三轮车,车上装满行李、炊事用具等。


记得刚到果园卸下背包在宿舍门口集中休息时,匡校长便来看望大家了。只见他老人家笑容可掬,人高马大,不言自威,仙风道骨,一副上位者的气势,乃是我们平生亲见的第一个大干部。正如在行军途中,我曾当面问过徐福基书记:“匡校长长得什么样子?”他充满虔敬之心地笑答:“匡校长高高大大,我们站在他面前显得那么渺小。”

半工半读的序幕已然拉开。离寒假还有一个多月,天寒地冻,我们能干些什么?实际上,此时溧阳分校尚未正式建立,先上车,后买票,大家胸中无数。我们住的房子是原果园场盖的,床是从本部拉来的双人床,有一部分同学还曾暂住附近老乡家中。农活不多,主要是为果树施基肥。还有为下一步建房准备砖瓦毛竹等建筑材料。闲暇之余则是看书,读外语、背古文,自学刚发的部分教材。主要的政治学习活动则是通读《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1966年元旦,各班举办了欢乐的晚会。

(编者按:1966年1月17日,南京大学发布《南京大学党委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如下引述匡亚明校长动员报告)

经过了寒假,1966年2月1日,春季学期开学了,我们从家里返回了鼓楼校本部。

2月3日下午,匡校长在大礼堂做报告,传达了高教部召开的半工半读会议精神。指出:半工半读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实行不实行马列主义的重要标志,它是一个国家是否坚持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标志,它是真正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根本措施。同时强调,文科最容易出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窝子,所以文科在十年之内要全部实行半工半读。学校决定同时开展四条战线的工作:1.组织2000多人到如皋和海安县搞“四清”;2.组织300人左右到湖南常德县中南分校;3.文科三系到溧阳果园建立分校;4.其余3000人留校加强学习和研究。

2月4日,匡校长又在大礼堂专门做建立南大溧阳分校的动员报告。

他解释了建立溧阳分校的七点动因:为了坚持马列主义;为了坚持反修反防;为了坚持又红又专;为了坚持全面发展;文科没有针对性,速度可以快些;党的方针以农业为主,大学要为农业服务,广大农村文化还比较落后,全国农村里没有一个文科类大学。

他指出了教学改革的方向:实行半农半读;加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掌握服务社会的基本工具;注意因材施教。他提出了分校的两大任务:一是实行比较彻底的半工半读制度,二是实行比较全面的教学改革。他指明改革的途径为:一打通(文科三系按年级各合并成一个大队)、二循环(通读、精读《毛选》)、三阶段(在基本知识巩固后再分文、史、哲等专业)。

他说建校的措施和计划是:1.学习抗大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进行劳动建校;2.至5月底基本建成分校,5年内全部建成;3.变学校为教学队、生产队、工作队;4.建立新的干群关系、师生关系,新的教学步骤。

匡校长的动员报告引起了强烈反响。经过几天的大讨论,师生都十分拥护校党委的决定,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要改造文科大学,学生要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的指示精神,坚决当好半工半读的排头兵,同学们都决心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现今之人可能以为我们在唱高调,而这正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发自内心的共同愿望。

关于溧阳分校的组织形式是:校长匡亚明(兼),副校长何进清(溧阳县委书记,兼),校党总支书记康贻宽,文史哲三系原书记任副总支书记,政治处主任徐福基(兼)。三系同年级合并为一个大队,一个大队一个党支部。我们65级大队的支书是胡福明。

南大当时的学制是五年,而学校打算将五年改为三年或四年(指半工半读这种形式),又引起一场讨论,后来未改成。

1966年2月7日,我们64级、65级师生坐车回到果园,放弃了第二次步行的计划,因为分校急等我们去建房,以迎接大部队的到来。



1966年2月20日,文史哲的61级、62级、63级和全体年轻教师按军事化要求,浩浩荡荡,徒步开往溧阳。大部队全部到达后,意味着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正式建立起来了,果园的春天真的到来了。2月24日,分校举行了半工半读誓师大会,匡校长作了重要讲话,陈瘦竹老教授等十七位师生都作了激动人心的发言。

三  百日辉煌


南大溧阳分校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从1966年2月下旬到5月底,不过百日而已。

1966年3月25日,分校500多名学生、匡校长等南大领导人、三系的老师、上兴公社的毛书记和兴隆大队书记、全校的基建生产及后勤工人欢聚一堂,召开“劳动建校会师大会”,总支书记康贻宽主持。

匡校长的讲话肯定了大家一个多月来的艰苦工作,他指出:劳动建校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学习两类课程。一类是公共课:《毛选》、生产技术、外语和古文。一类是专业课:建材、运输、造房、打井、筑路、挖厕课(有利于积肥、卫生、方便)、安装、生产等等。分校建设计划:66年上半年基本建成分校,开始试行半工半读;下半年至67年下半年建成拥有70万册书的图书馆,建成水塔,比较正常地进行半工半读;67至70年翻新草房。建校劳动要做到六点:第一,突出政治,学习《毛选》;第二,坚决贯彻群众路线;第三,学大庆、学大寨,因陋就简;第四,搞好团结;第五,工读结合;第六,劳逸结合。4至6月开展“五好”运动(思想好、劳动好、学习好、团结好、健康好),希望人人争当“五好工人”和“特等五好工人”。

建校活动,头绪纷繁,容我略采几束花朵献予读者。

1.搞宣传

半工半读是新生事物,校党总支十分重视以思想教育为主的宣传工作,分校团委做了紧密配合。团委宣教委员王晓钟(中四的)在4月18日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布置的宣传任务,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树学习标兵,争创“五好”,努力办好机关报——《劳动与学习》。

《劳动与学习》由匡校长题写报名,确立办报方针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及时地反映分校师生员工的精神面貌、动向,宣传贯彻党总支的工作意图。开设的专栏有:党团生活、在“五好工人”运动中、“大家谈”、知识小品、“你知道吗?”、兄弟院校工读通讯、小建议、学术讨论。小报编辑有8人,3位老师5位学生,以叶子铭老师为主,6月份又增加了二位,其中就有孙家正(中三的)。各个班都约请了通讯员和通讯组长,我是65级一班的通讯组长。《劳动与学习》从66年2月开始创办,仅到66年6月初便停刊。

在分校起重大宣传作用的还有广播站,每天定时播报。我的日记本上曾记过4月份的广播站报道重点有8条,与校报同步。我班的王宗凤曾任分校广播站播音员(回到本部后还是校站播音员)。

1966年2月7日,我们从宁返溧。2月8日,我们中一团支部便召开支委及团小组长会议,为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决定办班报——《朝阳报》,手抄,对开。由我(团支部副书记)任主编,编委是韩其斌、成映寰、沈支勇,6个小组的通讯员依次是茅永飞、陆松筠、卢贤中、孙晓海、钱金龙和钟金发。成映寰擅长美工、书法,轻描淡写即显美轮美奂。我在日记中曾记下2月13日出的第6期《朝阳报》:“从33篇稿件中选登20篇,分成《论文》、《表扬》、《日记摘登》、《短诗》、《劳动杂感》、《思想火花》、《小建议》七个版面,配上毛主席语录,编者按语,版面采用《新华日报》样式。《朝阳报》三字仿照主席字体,文章安排紧凑,竖写、横写,不拘一格。”我们的班报每期都受到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可惜无一遗存)。

65级党支部对我们的《朝阳报》很感兴趣,于3月17日开会决定四个班(为适应劳动需要,将原先的三个班扩成四个班,把我们班的三、四两组18人与史一的10人、政一的5人合编成第四班,固定在三队劳动。)合办《朝阳报》,以成65级的宣传喉舌。重新确定编委,由政一的韩大鹏、史一的秦志辉和中一的我三人组成,各班配若干通讯员,五天出一期。会后第三天,我们就出了65级《朝阳报》第一期。


2.造房子

果园原有的房屋不多,一下子来了500多名学生,加上教职员工,住房明显紧张。

当时建材都是计划供应的,不可能造多好的房子。匡校长先准备学抗大挖窑洞,但此地土质不适合,便改用东北人的办法:干打垒。

用毛竹片夹住厚木板做成空槽,中间塞上干泥,使劲夯实。这样一层一层打上去,墙体有了。上面搭上毛竹架子,铺上芦席,有的盖草,有的盖瓦。大礼堂、校部办公室都是干打垒结构(现已无踪)。宿舍是简易砖屋房,不够住时,还安排了一部分人住到老乡家里。

基建工人有本校的,有外地请来的,小工则由我们师生充当了,而且成了我们上半年的主要工作岗位。

记得2月7日中午我们刚从南京坐车到达分校,基建办公室就要我班派三位同学到南渡河边去看守毛竹,伙食自备,带行李去住三天。任务艰辛,蒋之伦、韩其斌、沈支勇却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蒋之伦说:“只要需要重劳动力的地方我都去!”我曾在当天的日记中赞道:“这件事说明了我班同学都有一股子革命干劲,心里都有一堆火。为了办好分校,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干劲永远也用不完,我们的精神永远是饱满的。”

2月12日,我班20个人在三队挖石灰坑,早上雪未化,冰未融,使劲用钉耙扒,下方的泥水突然冒出来溅得满身满脸满嘴,大家全然不顾,还轮番唱起引人发笑的歌,什么《六样机》《耕牛是个宝》《李家大姐做新娘》《请到我们这块来》等。上海、福建来的同学还用土话开起玩笑,劳动时竟也充满了乐趣。我们那时几乎天天跟泥巴打交道,天天要滚一身泥巴,却毫无怨言。

为了让新建的房子通上电,需要不少水泥电线杆。3月9日早上7时,我班20人不怕冷一直跑到南渡,一板车装两根,3000斤,12人拉,行至中渡桥副桥时,烂泥多,很难走,我的鞋子后跟掉了就趿拉着走;谁也顾不得脚疼、肚饿,仍高兴地走在半工半读的大道上。

4月30日那天晚上9时,我班26个男女同学赶到南渡去装运砖头,浑身上下,发根耳内沾满了灰尘碎屑,大家一路还高唱歌曲,回到分校时已是深夜12点半,也没有人叫一声苦。

劳动中,我们也增加了一些技能。比如:砌斗子墙两边立砖,中间灌碎石碎瓦,以烂泥和之;有人先倒碎料,再灌泥则粘结不牢。我在工人师傅指导下,总是先灌一层泥浆,再把碎料放下去,按紧,如此反复,粘得紧而牢,保证了灌斗的质量。我还跟建筑工人王师傅学会了编竹笆的技术,开始时有点笨手笨脚,他就耐心地教我和徐仁权同学(后曾任盐城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当看到我们有点成绩时便夸道:“到底有些文化,学起来快得很。”

5月3日晚,分校召开了“五月会战誓师大会”。在会战精神的鼓舞下,到5月底,经全体师生员工的艰苦努力,住房、用房问题便基本解决了。

3.搞吃喝

我们那时才20岁左右,正是能干能吃的年纪,一个月32斤国家供应粮也不够吃。我们利用空地,还有果树下方种了一些蔬菜,三队的地相对平坦些,还长了一些粮食。那时学抗大,口号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食堂也是自己管理的。中文系的许惟贤教授就当过食堂事务长,我班的蒋之伦(后曾任南京市造币厂党委书记)在食堂卖过饭菜票、干过杂务。食堂的菜肴每日更新,师生均很满意。举凡病号,则均可享用特制美餐——鸡蛋青菜下面条。

讲个笑话。一次食堂蒸了许多大肉包,我班的尹必粹与沈祖润赌吃。沈祖润特能吃,一条红烧鲫鱼从头嚼到尾不吐一根刺,一碗刚出锅的稀饭不用筷子不吃小菜左右开弓瞬间喝完。那次尹必粹一气吃了八个,引起胃出血送到医院去抢救。

吃的问题好解决,喝的问题则大了。果园地处丘陵,严重缺水。老食堂那里有口井,要保证做饭用。我们住处有个低洼地,自己动手开挖成塘,但是塘小水也少。我们成立了打井队,匡校长专门把地质系教授肖楠森请来指导。一天,匡校长到工地视察,见已挖到十几米深还未出水,便对肖教授戏言道:“你一定要给我打出水来!你打不出叫你儿子来打,儿子打不出叫你孙子来打!”匡校长见旁边黑板报上登了一首小诗——《我当个挖井工人多荣耀》(仿照流行歌《我当个石油工多荣耀》而作),很是赞赏,问是谁写的。我班徐仁权应声道:“是我写的。”匡校长随即与他合影,此照徐一直珍藏着。

匡校长对分校建设十分关心,经常亲自到施工现场或师生宿舍看望。笔者的日记有这样一段,那是1966年3月3日晚上,一个下雨天:


晚上九时,门外雨淅沥、路泥泞。我们正在宿舍里自习,突然陶科长“咚咚”地敲起门来,门一开,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他拄着一根短竹,穿着一双短靴,满面春风。想不到我们敬爱的匡校长这么晚了还来看我们,我们都有说不出的感动。他今天刚赶来,顾不得休息,来询问我们有没有人生病,安慰我们,这体现了党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无比关怀。沈祖润激动地说:“谢谢首长的关怀!”大家都拍起掌来,匡校长想了一下说:“不要称首长,学校不同于部队。我们都是同志。”你听,我们的匡校长就是很谦虚,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真是我们的好校长。


我们在西边丘坡下还挖了个小水库,1969年挖成,名叫学农水库。如今二队、三队都有后来挖的偌大的水塘,可养鱼,可划船,丘陵变水乡,奇迹自己创。

井水供吃喝还凑合,洗澡就不行了。我们都是隔许多天到上沛、南渡的浴室去洗。记得附近的傅家生产队每十天烧一次大锅,让全队人洗澡,队长曾邀我临池。先是所有男人洗,后是让所有女人洗,共用一锅水,待男人出浴时已形如一锅粥了。

一日三餐后有水果吃吗?有啊,果园嘛!那是禁止吃的,但偏偏有人监守自盗。如今忆及此事,同学们纷纷交代:我偷吃过!1970年春,在我挨整之时,三队一个工人朋友曾摘了几个青苹果偷偷塞在我的枕边,让我感动至今,直到今年7月11日才有机会当面谢过。

4.筑道路

前不久重访果园,行走在绿树遮荫的水泥大道上,不禁回想起当年的泥泞路面。

为解决行路难问题,我们成立了机动队,专修地下水道,铺设碎石路面。每天上工前朗读毛主席语录,工间休息高喊:“不怕疲劳,连续作战!”

提到筑路,便要说到当时红遍分校的筑路模范季忠泉,他是通州人,政治系65级学生。他把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理论运用到筑路活动中,给匡校长写了一封8千字的长信,匡校长回了他6页纸的赞扬信,两封信同时刊登在《劳动与学习》上,季忠泉因此名声大噪。于是,分校掀起了以他为榜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季忠泉也因此当上了分校基建委员会委员、筑路组组长。

现如今,当年的沙石路已被水泥路代替;而我们流的血、淌的汗还与果园的泥土同在,记载了南大人艰苦奋斗的历史。

5.种果树

我们每天的劳动任务由各年级大队布置,各班的辅导员和班长具体安排。除了基建工作,我们还和果园工人一起劳动,施肥、松土、锄草,样样干。我们学会了使用各式农具,尤其是拖小板车,功效提高了不少。史一的大个子曹能新(后官至南通市政协主席)在前面拉,后面一男一女(孟宪爱)小个子同学使劲推,此镜头一直存储在我的脑海里。

印象最深的一次劳动景象是:桃林里出现了大量桃老虎——一种形如树皮的害虫,爱钻在桃花下面,一只虫能毁掉四五斤桃子。分校把部分老师、广播站工作人员、二队的工人、一三四年级的100多人组织起来进行大会战,一、二人查一棵树,分割包围,发现一只消灭一只,一天下来,平均每人捉了90多只,使果园避免了巨大损失。

6.办夜校

1966年上半年,我们在分校做的最有意义的大事就是在上兴公社全面开花大办夜校了。

分校开办伊始,党总支就要求我们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到乡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说过:“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大学办到农村了,但不深入到生产队和社员中去还算不得真正与工农相结合。

2月19日,中二的李有奎告诉我,他们班已到村中去过几次,收效甚大。我班团支部、班委会也决定下去,先摸摸底,再安排全班同学去。

2月21日下午,团支书陈涤、班长张靖豹和我带宣传鼓动组6位同学共9人向附近(公路东,可能属兴隆大队)的高梅墩生产队进发。天寒雨细,泥泞路滑。村上的大人小孩对我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我们陈述了来意,提出要办识字班,一位军属家的大儿子恳切地说:“我吃不成饭也要识字。”临别前。陆队长表示将开动员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由我们大学生举办的夜校。

2月25日晚,我和张钦庭、阎广宪、赵玉银、宋庆启、王宗凤、吴以珍又到高梅墩去落实,经过小队干部会议决定17人参加识字班,再按识字程度细分出三个小班,其中最接近文盲的10人成为我们主要的教学对象。经商量,生产队负责召集学员,出教室,出油灯;我们出黑板,出教员。教材是省编的,钱由我们和小队共同负担。

具体的做法,根据当初的记录赘述如下:

(一)班级划分:

共分三个小班。

第一班:4人。张文英,初一水平,21岁,下中农;杨红英,五年级,22岁,贫农;陆胜芝,五年级,18岁,下中农;袁小富,四年级,21岁,下中农。

第二班:3人。吴小牛,二年级,19岁,中农;吴全保,三年级,16岁,下中农;吴金龙,三年级,21岁,贫农。

第三班:10人。袁小海,20岁,下中农;袁小胜,17岁,下中农;陆锁龙,15岁,下中农;刘小火,16岁,下中农;陆江五,14岁,下中农;刘长庆,28岁,下中农;陆守春,24岁,贫农;陆洪娣,15岁,下中农;陈来伢,19岁,中农。这10人除陈来伢读过二年级外,其他均只读过一年小学。

这些学员如今都在65至80岁之间了。

(二)教学活动:

1.上课时间:每周二、五晚7至9点。从2月29号开始。

2.教员:我们班同学轮流,两个人负责一个小班。

3.教法:讲普通话;第三班以识字为主;一、二两班按高年级课本教,花样可以多些。

4.费用:课本、灯油、电池由生产队解决。

接着,我班又落实了傅家、刘庄、扬溪闸三个教学点,共办了4个夜校。3月29号,我们主动把高梅敦夜校让给中五(61级)。

傅家民校受到队长傅厚金的高度重视,他主动联络了36个人,腾出一间屋子,借来了汽油灯。根据文化程度分成三个组:第1组15人,学农民识字课本第一册;第2组14人,学第二册;第3组7人,学第3册。还选了三个组长。我们决定逢双日派三人去教,一旬一换,上旬是沈祖润、许善仁和我,中旬是宋庆启、韩宝臣、黄杏花,下旬是张钦庭、黄秉康、刘玉珊。每次上课都要带领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

我在1966年3月29号的日记中写道:“今晚只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一定尽到自己的责任,把政治、文化送给他们,为他们服务一辈子。我决不辜负党对我十几年的培养,让党考验我吧,我一定把心掏出来交给党。”真意流露,日月可鉴。

3月31日,我在傅家夜校开始教第一册。先让他们念“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再教《字和词》部分的(1)和(2),反复读,反复写,个个过堂。我们还请本队社员沈金喜(初中毕业生)作辅导、做翻译(我至今仍听不懂溧阳话)。到4月2日再去上课时,学员不仅记住了前两课的内容,刚教的20个生字也很快会读、会写了。沈祖润教的是第3册,把上一课布置的作业——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悉数收来一阅,深深地被他们热爱毛主席的感情所打动。当晚乡间小路泥泞不堪,我们三人都踩了一脚泥,我还滑了一个跟头,一脚踩到了水沟里,但我们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

4月7日,65级大队召开了群众工作交流会。明确了群众工作的目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摸索如何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密切分校与村队的关系。肯定了群众工作的四种形式:一是与农民一起学《毛选》,二是与大队党支部、团支部和民兵挂钩共学《毛选》,三是办识字班协助扫盲工作,四是办乡村俱乐部。会议总结了两个月来作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从而把以办夜校为重要形式的各项群众工作推向了正规化、制度化、常态化。全校深入乡村的群众工作,尽管只有三四个月,但影响深远,声名大振,收效颇丰。

【附】1966年4月2日写的一首打油诗


心为农民


前在高梅墩,今往傅家村;

教字传真理,敢担扫盲任。

科学来种田,文化须翻身;

共读主席书,干劲百倍增。

一心为农民,思想先扎根;

播下革命种,来年好收成。


7.学文化

匡校长在1966年2月4日的动员报告中明示上半年以劳动建校为主,适当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他说半工半读的书一定比全日制多。不过大家心里都不敢认同,只能说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上读到的“无字之书”肯定比全日制多,不会像全日制那样越读越蠢。

几个月的劳动,空余时间很少,身体也很疲惫,但大家并没有忘记学习专业文化知识。平时“见缝插针”,雨天请随队的老师以宿舍为教室上课。学习《毛选》是第一学习任务,团支部制订计划,定时通读;每班建立若干学习《毛选》小组,结合实际,活学活用。我班的袁长喜、史先亮、沈支勇三人小组在集体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时,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团支部推广了他们的以小整风精神学《毛选》的做法。

我们带去的文艺理论、古代现代汉语、外语等教材成了业余自学的宝贝。包忠文、郭惟森、周勋初、施文涛等老师不仅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抽空给我们讲课。记得3月6日那天是星期日,周勋初给我们讲解古文《师说》,他对每一个字都作了解释,并大胆地提出质疑。比如:“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其中“固”字用得不当,比自己大的人不一定比我的知识多,比我闻道早,只能说某些人“先乎吾”。他这样学、这样教,如醍醐灌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以上啰里啰嗦写了这么多,难免挂一漏万,不能充分反映1966年上半年溧阳分校师生员工如火如荼的建校活动。据分校党总支书记康贻宽4月份赴京汇报后回来说,高教部以及毛主席办公室半工半读组长都赞扬我们方向正确,路子对头,康书记汇报的溧阳分校五大特点是:(一)文科彻底改革,打歼灭战。(二)立足农村,面向工农兵商,以农村为根据地。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有利于师生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三)文科各系打通合并,建立大文科。(四)计划把有些精密仪器、珍贵图书藏于此,与小后方相结合,一旦打仗,我们可以变身为苏浙皖游击队或敌后武工队。(五)撤销系科,成立年级委员会。1966年上半年,南京大学确实创造了办学史上的奇迹!

然而,果园的辉煌如曙光一现,蓝图刚刚绘就,惊雷一响,一切计划戛然而止。


四  梦想破灭


1966年上半年,正当我们轰轰烈烈地投入半工半读教改之时,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

5月20日,匡亚明校长在溧阳分校作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匡校长于5月14日已在校本部作过此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表面上是一场学术斗争,实是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深刻斗争。谈到文化革命的范围时,他说:对敌斗争,人人有责;大敌当前,涉及各人;文化革命,人人有份。

6月1日,分校召开文化革命座谈会,匡校长再次号召大家组织群众,口诛笔伐,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运动。

南大溧阳分校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这样被匡校长、匡书记亲自点燃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把火在第二天便烧向了自己。

6月1日午间新闻,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大字报揭露了校长陆平的问题,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分校许多师生受到了鼓舞,连夜讨论,要向匡校长、分校党总支进言。

6月2日早晨,二队宿舍中间空地两旁的墙上,大字报越来越多。

当时影响力比较大的大字报有:《评政治处关于〈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的按语》(说此按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大毒草,后知此按语为匡校长所写),64级中二的蔡琼等人写的《十问匡校长》(后被揭发说是受俄语老师苏寿祁指使),中二刘宏等7位同学写的《险乎,险乎!匡亚明同志:我们要大声责问你!》,中二蒋春煦在大字报中有“螳臂挡不了车!”“你们胡说!”等激烈言语。

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分校领导表面上重视这场大革命,而在具体行动上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需要,并阐述了4条理由,言辞还比较温和。我写好后又拉我们大批评小组(6月1日刚成立的由分校师生33人组成的5个专门小组)另4个成员周喜作、曹能新、秦志辉、宋庆启签名后贴了出去。

鼎沸的嘈杂声,雪片般的大字报,震惊了校园,更震惊了分校的领导们。他们派出不少人抄下了大字报,记下了200多个参与签名的人员名单。6月2号下午,党总支、各队党支部开始组织反击,除了写大字报拥护匡校长及分校党总支英明领导外,还召开批斗会。被批斗的有苏寿祁、邹恬、胡若定、林德宏等老师,有万火生、王有才、蒋春煦、蔡琼、张伯达等同学,骂他们是叛徒、流氓、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就是所谓的“六·二事件”。

我有幸被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65队党支部的胡福明、郭惟森分别找我谈话,说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观上不会想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是个人主义支配了我的行动。班级团支部也让我做深刻检讨。

那几天,分校广播站一放学大寨的歌曲(什么“七高八梁一面坡”的唱词)之后,便点名批评张三李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以至于后来我多少年都不愿听到这首歌曲。

批判匡校长的火被扑灭了,但“六·二事件”成了南大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成了南大人无法磨灭的梦魇。

随着北京市委的全部改组、北大党委由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全部接管,江苏省委也重新审视了南大出现的形势。6月8日,省委派宣传部长戴维然赶到溧阳分校宣布6月2日上午师生写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分校领导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反革命行为,匡亚明同志为《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所写的《按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风云突变,六·二以来被弹压的广大师生成了革命派,开始清算匡校长以及溧阳分校党总支。特别是传出6月2号当天校领导说:“阶级斗争总是要死人的,死了也不要紧,像死狗一样拖出果园!”这样的话语之后,更是群情激愤(这是原中文系团总支书记孙开乾在大字报中透露的)。

鼓楼校本部此时出现了大量的大字报坚决声援溧阳分校的革命行动,我们便提出打回南京去,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开展南大的文化革命运动。

江苏省委同意了我们的请求,6月12日上午,解放军派出16辆卡车把我们分校全体师生送回了校本部,受到了本部师生像欢迎英雄般的盛大迎接。当天下午4时在南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来自分校的师生代表胡才基、朱英才、孙家正、王晓钟、苏寿祁作了控诉性发言,校党委第二书记胡畏代表江苏省委宣布撤销匡校长的一切职务。

6月12日,标志着半工半读教改计划彻底落空,标志着广大师生员工半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从此,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沉寂了三年有余。


五  分校复苏


1969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大风大浪,国内形势相对稳定了一些,帝修反却又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备战备荒已显得尤为重要。为落实林彪签署的一号动员令,南大革委会决定再度启用溧阳分校,把文史哲等系64级、65级(61、62、63三个年级已毕业离校)师生分流到溧阳果园,沉寂的果园得以复苏。

我们是10月12日到分校的,到底是步行还是坐车已莫衷一是,我68年2月11日以后的日记已找不到了,无从查证。

原先打通合并的大文科已回归各系为政。

原先铁板一块的兄弟班级已分裂为造反派、保守派、好派(支持“一·二六”夺权)、屁派(否定“一·二六”夺权)、促联派,虽经大联合,人心已散。

原先老师管学生,现在学生管老师,老师均分到各小组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毛选》。上面的婆婆是军宣队、工宣队。

原先方向、目标均很明确——劳动建校,半工半读,成长为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现在已稀里糊涂,不知来此到底为了什么。来读书吗?人心浮动,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来建校吗?高考已废止,我们还剩一年也将分配,学生都没有了,还建什么校?

校领导还算明智,干脆于1969年10月28日把南大溧阳分校更名为南大五七农场,仅仅把它当做人们改造思想的学农基地。

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5月,我们在果园都干了些什么呢?

造房子。把草房换成瓦房,改善住宿条件。好在工宣队队员来自浦镇车辆厂,瓦木工出身,现成的师傅,我们不仅做小工,还学着自己砌。斗子墙,老办法,两边立砖,中间灌碎石泥浆。我记得陈师傅讲过一句老话:“瓦匠没得法,弄点泥搨搨”,意为用泥抹缝填实。房子造好后我们未及享用便返宁了。

修水库。在二队西坡大张旗鼓地修了个水库,占地43亩,可灌溉1000多亩水稻田,至今还叫学农水库,改变了果园的生态环境。

种果树,施肥、治虫、整枝、育苗,体会到了什么叫“桃花源里可耕田。”

收水稻。这是重要的学农、支农活动。各个班都向周围的生产队主动请缨,帮助他们抢收水稻。记得我们中文系一排(不叫班了,改建为排)那些天一早,排长蒋之伦就带领大家朗诵毛主席最高指示,收工时则表扬干得特别卖力的红卫兵战士。中饭是由学校食堂送到田头的,只喝老乡的开水——我们戏称为“龙江水”。

还有一件值得一说的事就是参与教改小分队活动。

旧的教育制度已经被砸烂,新的教育制度该如何建立呢?半工半读已无人再提,那新的路该怎么走呢?亏得这些扛枪的做工的领导人还能想到教改,于当年12月组织了两支教改小分队到农村去探索高等教育改革之路。中文系的两支小队一支到江宁县的方山,一支到溧阳县余桥公社新民大队,我是系革委会委员,有幸作了新民教改分队的带队人之一,另一个是工宣队的龚师傅。

新民大队是溧阳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离县城15华里,全队基本姓谢,谢支书是个能干忠厚的老实人,在队里威望很高,新民大队在当时还是比较富裕的。

我们这个教改队有老师洪诚、周勋初、郭惟森、胡若定、苏必扬等,学生有中二的吴晓鸣、钱宝发(江帆)、王有才(云波)等,我们中一的是袁长喜、宋庆启、孙小海和我等人。我们分散住在社员家中,大队部为我们办了个小食堂,派一男社员当炊事员。

我们跟社员们一起劳动,一起搞大批判,出专栏。部分同学还参加了县革委会政工组举办的新闻学习班,袁长喜曾到戴埠采访,宋庆启采写的新闻稿曾被省电台录用。我们参加过的特殊劳动有上水利工地,到县城米厂加工稻谷油菜籽等。

1970年初的寒假我们没有回去,与农民共度了春节。吴晓鸣是校文工团成员,由她带头自编自演了很多文艺节目。她将大队里出现的好人好事集中到一个家庭里,编成地方戏《五好红花给谁戴》,与当地文娱积极分子同台献技,演出获得了社员们的交口称赞。

我们还为大队写村史、家史。

几个月的教改活动收获很大,两个教改小分队的成果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我们也与贫下中农结下了深厚感情。春节后告别时,大家依依不舍,小兄弟谢阿庚父母竟摆了一桌子酒菜当早餐(生平第一次早上饮酒)为我们饯行。

春节一过,我们小分队又转战到南渡镇附近的一个大队,赶上了房东家(开了豆腐店,兼做辣椒糊生意)娶儿媳妇办的婚礼。


六  无奈告别


1970年春,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不久中央又发出20号文件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省革委会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在南大大肆弹压造反派,首先拿好派开刀,后期又大整屁派。

我们匆忙结束了乡村教改调查活动,回到了果园。我们中文系师生移驻上兴中学。学校的中心工作已改成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打谁?反谁?以反军为突破口,在“老造反”中物色对象,强按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关进学习班,派人日夜看守。原来造反派的大头头以三、四、五年级为主,但他们已毕业分配走了,只好在一、二年级中抓小鱼小虾,中二的刘玉华,中一的孙小海、王成发和我在劫难逃,谁叫我们高叫“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呢?

为便于全校集中精力开展“一打三反”和“深挖五·一六”运动,身在果园的全体师生员工打道回府,于1970年6月初尽数返回了校本部。

兴冲冲而来,悻悻然而去。再见了,亲爱的果园!永别了,短命的分校!

从1965年溧阳分校筹建,1966年初始建,到1969年更名,我们65级经历了全过程,14个月的出力、出汗、出血,留下了我们多少艰辛、多少美好动人而又五味杂陈的回忆啊!溧阳果园见证了我们美丽的青春,记载了我们无私的付出。

溧阳人民曾经给予过我们大力的支持,无偿的给我们提供了用武之地,谨借此文表达深深的感谢!

溧阳果园几易其名,南大分校彻底脱钩,当地人却重新建造了一座牌坊式大门,赫然雕上“南大果园”四个字。南大果园,多么好听的名字啊!她承载了果园历史的变迁,她记录了溧阳大地上首座高校的荣耀,她维系了果园与南大永远铭刻在心的关系,她更翘首以盼,展望未来,重拾友谊,希翼南大为溧阳市,为上兴镇的腾飞再度携手,共创辉煌的明天。

    (中文系1965级朱正兴2017年7月15—21日初稿,2021年8月改定


(本文除“分布示意图”,其余为编者赵国方拍摄与保存资料图片)


南京大学校友会版权所有 苏ICP备100859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