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月5日，准确记得那是个周六，纪念学雷锋的日子，我从合肥坐了四个多小时的长途客车赶去南京大学报到。找到学校教务处，却发现大门紧锁，我不免有点诧异，通常周六是要上班的呀，正是上班的时间为什么会没有人呢？出来问了门卫才知道，国务院做出调整工作时间的决定，增加休息日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我因家里有事迟了一天到校，便惹上了这样的麻烦。
报不上到就没地方去，我心里有点慌。情急之下，按通知书上的提示，给班主任杨锡彭老师打电话。很快，几个男生就出现在传达室门口。他们热情地帮我提着行李，把我领到了18舍705房间——我的宿舍。
这一小小的不顺并未影响到我的好心情。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门旁边的夜市摊上要了一碗鸭血粉丝，看着粉丝上面漂着的一层散发着辣味的红油，我顿时对南京这座城市有了一种认同感。我是湖南人，没有辣椒不能下饭，这次来前我还特地炒了一大瓶红辣椒带着呢。
排档摊的生意好得吓人，露天摆放着的十多张简易餐桌座无虚席。毫无疑问，食客们是清一色的南大学生，他们的年龄看上去全在20岁上下，厚厚的冬装也掩盖不住青春的气息。年轻真好啊！一想到自己即将与这些少男少女们成为同学，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那一年，我已经三十岁。我既懊恼自己在人生的跑道上落伍了十年，又庆幸赶上了南大开设作家班，我才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门。
回想以往走过的一段弯路，只怪自己不懂事，没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其实在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还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到了高一上学期更是成了全年级第一。也就从那年的暑假起，我却开始迷上了小说，并以两天一本的速度阅读着，很快就把母亲单位图书室的小说看了个遍。为了阻止我看这些课外书，母亲使出过各种招数：讲道理、找老师、收缴我的书，可都没用。在家里，我会在作业本下面藏着小说；在课堂上，我能把小说摊在抽屉里偷看。我把所有的兴趣和尽可能多的时间都用到了看小说上，学习成绩便一落千丈。临到高考了想奋起直追，却终因落下的功课太多，眼睁睁望着同学一个个考上大学，自己只能去读本市的一所卫生学校。
高考的失利一度让我感到很自卑，我却仍然没有吸取教训，在随后的三年中仍迷恋着各种文学作品。从中外名著，到人物传记，很快也就把学校图书馆的文学书籍翻完了，一部《红楼梦》就看了三遍，里面的诗词有些我甚至能够倒背如流。班主任见我如此“不务正业”，多次找我谈话，我却油盐不进。学校为了惩戒我这样的学生，毕业时把我分配到了远离市区的一所乡镇医院做了护士。
远离繁华闹市的孤独和无助，让我开始变得清醒。我发现自己既然有着一个作家梦，就应该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像鲁迅、朱自清他们那样有着渊博的学识。但世上没有后悔药，我只有加倍努力地工作，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同时把在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写成小诗或是散文，大胆地寄给报刊。想不到那些现在看起来还很肤浅幼稚的作品，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先是被调入区卫生局，后又调进区政府，成了一名专门给单位写总结报告，给领导写发言稿的公务员。
公务员的工作既轻松惬意又让人羡慕，可我对写那一类的文字实在缺乏兴趣，相反，对文学的爱好却是更加强烈了。所以，当我得知南京大学作家班要在全国招生的消息，我意识到，弥补自己人生缺憾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提前半年就办理了留职停薪的手续，备课迎考，并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被录取。
因为曾经失去过，才知道复得的珍贵。在南大的两年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过的是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从不赶场，不参加同学们搞的沙龙聚会，也很少和同学一起出去逛街，连近在咫尺的玄武湖和秦淮河都没有去过，以至让不少同学都觉得我很陌生。其实，我不是不想玩，不是不想广交朋友，只是觉得我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用来挥霍，我很清楚自己来南大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的自律，我异乎寻常的进取心，为学校所赞赏，在南大中文系建系90周年时，我被作为优秀学生代表，邀请回校演讲。
人是需要感恩的。是南京大学给了我更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更高的目标和更大的自信心，它让我的作家梦，梦想成真。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初走进南京大学的那一瞬新奇而又激奋的心跳。
（文/春桃，作家，著有《中国农民调查》（与陈桂棣合作）等。来源：南方周末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