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胡善恒（1897-1964），早年留学日、英，回国后1927-1931年在中央大学任教4年，后又于1947年在中大任教半年余。家兄胡庆昭与我均于中大附中（后更名为南大附中）毕业，家兄1948年考入中大化工系，同年他亦被南开大学化学系录取，但他选择了中大，直念到1952年从改名后的南大毕业。我于1950年考入南京大学机械系，同年我也被北大录取，但因为当时解放初期，家在南京，我想南大是中大的老底子，在当年是最高学府，名师荟萃，教授云集，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南大。当年我回到附中去办手续，遇到同为我与家兄的数学老师，他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这下好啦，与哥哥又同学啦！”。他如此说，我感到一是他对我兄弟印象深刻，二是当年能考取中大、南大者人数不多，受人瞩目，三也可以说是老师感到的莫大安慰。如今我们对于中大、南大、东大、附中等培养了我们的母校仍然充满了感激之情。
今年我85岁，也是父亲诞生120周年；往事悠悠，如云、如烟、如雾、如霾。
父亲早年由故乡湖南常德去上海求学，先后进入复旦公学（1913-1914）、上海南洋公学中院（1914-1917），到1917年7月中学毕业。其毕业时的师生照等档案现分别存于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档案馆，因南洋公学，后称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交通大学前身。该班毕业生中有陈章（后为中大电机系主任）、邹恩润（后即著名报人邹韬奋）等。
1918年父亲去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庆应大学，习财政。该校创始人福泽谕吉，为日本最早学习英国经济理论的学者，他亲自讲授经济学，并号召向西方学习，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他的头像也印在日本的钞票上。他还是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思想家，他认为我们中国人，即支那人，已经是落后的民族。
福泽谕吉在他著名的《脱亚论》中写道：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两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曰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可惜福泽谕吉出此言时，1868年的清廷还沉醉在天朝梦境之中。1894年甲午一战，开始印证了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1919年5月8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响应“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的号召，决定在我驻日使馆内召开纪念国耻日大会，遭驻日公使拒绝，学生又分两路到英、法、美使馆游行，遭日本宪兵、警察镇压，多人受伤，36人被捕，其中有被判刑达三月至半年者。父亲在解放后的交代中写道：“一九一九年四月（四月估计为中国的阴历——注）在日本东京参加留日学生驱逐卖国贼章宗祥回国的东京驿运动，受日本警察凌辱，八月时愤而回国，……”
1920年父亲转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至1922年毕业。
1924年8月-1927年1月，父亲以湖南省半官费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部学习财政，他的指导教师拉斯基教授和道尔顿博士均为著名学者，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两年半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奠定了他一生工作的基础。
在英期间父亲一面攻读财政，一面没有忘记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愤恨。他在交代中曾这样写道：“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时，我在伦敦与英国独立劳动党总书记樊路联系，我到英国后为考查英国工人运动，曾数度与樊路谈话，这次事件发生，他很积极发动运动，在工人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召开两次演讲大会，宣传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打击英商们的歪曲宣传，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有：罗家伦、陈剑修……”。
先后与父亲在伦敦大学留学的还有费孝通、钱昌照（政治经济学院）、徐志摩、吴文藻、谢冰心等。
教 学
1927年5月，父亲经同乡，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戴修骏介绍，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任教。他在经济系讲授经济学、劳动经济、财政学等课程。
2002年4月出版的《南京大学百年史》中有三处记述了父亲胡善恒（字铁岩）的经历，其中两处分别是父亲在抗战前和抗战胜利复员后法学院教授名录。另一处记述的是1928年5月3日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当时中央大学师生的爱国抗议活动。“8日上午，由柳诒徵教授演讲《甲午后中日之关系》，胡铁岩（即胡善恒——注）演讲《日本在中国经济侵略之政策》等；下午，全体师生分途游行宣传，并呈文国民政府，极力主张对日宣战——“与其束手待毙，任人鱼肉，何若大张植伐，一决胜负！”云云。1928年5月10日的上海《申报》也留下了相同的文字记载。
1931年以后，父亲先后转往北京大学及南京和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历时八年，在他任教的12年期间，传授了西方的财政经济理论到中国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财经方面的骨干人才，同时他教学相长，在三十年代出版了3部财政学专著，均被列为大学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财务行政论》、《公债论》和《赋税论》。在我认识的中大经济系1948年毕业生中，也有人告诉我，他们在中大时仍是使用这些书做教材。
从 政
1939年父亲离开教书生涯，转而从政，历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行政院会计处长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历时9年，到1949年1月为止。在行政院会计处长任内，即1942-1947年，他主要负责编制国家预算及处理一些预算外的临时度支，在抗战时期对于战时的财政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发行金元劵之前，1947年4月，他辞去行政院的职务，并于当年2月到10月重操旧业，返回中大经济系任教，讲授财政学，此时他虽已从政7年，但返回讲坛后仍游刃有余，现在网上仍能看到当年他讲课的考试成绩单在拍卖。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了国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一职，历时约5个月。
图为胡善恒故居现状（赵国方摄于2017年10月27日）
1949年1月他辞去广东省财政厅长之职务，返回长沙并受程潜之聘为湖南省政府顾问，是年8月4日随程潜等通电起义。
1949年10月后，他主要在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工作，担任过财政教研室主任、校民革主委及省政协委员等职，在此期间他努力工作，心情舒畅，但到1957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带头鸣放，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于1959年追究其历史问题，又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从此他坠入人生的低谷，至1964年去世也未能盼到他所期望的摘除帽子。
直到1979年，他的上述问题都得到了改正，虽然斯人已去二十余年，但这样的纠正，对于党来说也是很不容易，十分认真的。
父亲于1927年回国后，先后或同时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上海光华大学等校，由于当时教授的薪酬较高，同时他的3部财政学著作，多版之下稿酬甚丰，经数年之积累，得有财力，遂在南京鼓楼西南，即南秀村处购地三亩，后经父亲自己设计、画图，在南秀村建房二栋；其屋及南边花园共占地一亩，再南边两亩为菜园，东边与金大教授小楼比邻。如今从南大西门出来，沿平仓巷过南大天文馆西行约二百米，即到该屋。当年门牌号为南秀村1号（西栋）及1号之1（东栋），今为南秀村7号，东西两栋共一墙壁紧紧相连，外观大同小异，内部左右对称，屋顶略有不同，坐南朝北，南边有正房大门、阳台、三角顶等，北边为厨房及辅助用房，东栋自住，西栋出租，各有门出入。
1937年1月，新屋落成后，父亲于园中手植了雪松、龙柏、银杏、梧桐、杨柳、玉兰、樱桃、海棠、梅桃杏李等等树木。抗战胜利之后，南秀村房屋历八年抗战，保存完好。1946年5月，父亲携全家由重庆同回南京南秀村，收拾故园，重理花木蔬菜。后来他回忆道：“十年前所植树木，仓蔚成林，梅桃杏桂，辛夷（即玉兰）海棠之花，四季踵接，香溢庭院，龙柏飞舞，雪松掩眏，柳丝千条，白果耸翠，长青之树，怡人心意。”
1952年院系调整，原金陵大学校址设为南京大学，为扩大其范围，南秀村房屋亦被包入其规划范围之内，据母亲说，一日南大书记孙叔平等来家看房子，看来该房之出售已不可避免。果然南大总务处于6月9日，发出商购函予中南财经委员会父亲单位处，提出要购买南秀村房屋，时我在南京大学四牌楼的原校址念大二。最后于1952年9月，由我将父亲的图章盖上了出售南秀村房屋的协议书上，从此该房屋及其土地的产权均归南大所有。数年后南大在原菜园上建成三层的教工宿舍，多年后又被拆除，改建成八层的院士楼，名为芬资楼。
图为胡善恒故居现状（赵国方摄于2017年10月27日）
南秀村7号楼迄今已80年，基本结构依然牢固，墙壁、屋顶、钢窗、地板依然完好，从中令人感到当年的施工、原材料等均保证了质量，同时也感到父亲做事认真、严谨的精神，另外从房屋的设计来看，出于财力之所限，也不尚外表的奢华，而重居住的实用。
由于抗战八年，及父亲辗转各地任职，他前后在此屋居住实际不到22个月，他的家人在此也只住了不到6年，然而有南大教工在此屋居住已不下60年了。
现南秀村7号老屋仍在，除供南大教工多家居住外，楼下还设有南京大学南秀村物业办公室，及鼓楼派出所南秀村责任区工作站。
如今，八十多年已过，老屋园中只剩雪松、龙柏和梧桐，它们都过于高大，树干光秃，弯腰低头，倍显老态龙钟。
2013年10月，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此屋东墙窗下贴一黑色石牌，定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2014年6月南京市鼓楼区文化局又在其旁贴一白色石牌，上书“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看来此屋也不会轻易被拆除了。这大慨也就是父亲与南大所结下的不解之缘吧！
总之，父亲可以说是民国时期较早将西方的财政学理念，较全面地引入中国，并在从政期间，得有机会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实际财务行政治理的我国著名财政学家之一。父亲一生，跌宕起伏，从辛亥革命到反右，从一战到二战，历经大半个20世纪，他的一生可在有关图书馆详见2014年拙著《怀念父亲胡善恒——民国著名财政学家胡善恒的一生》一书。
（文/胡庆超，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