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欣然应聘
1933年，我从法国巴黎大学出发，先去了德国，在柏林停留了一段时间，而后经波兰到苏联，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及十月革命起义时的一些古迹，在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及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曾是我国不少革命元老在苏联学习的地方。由于重工业基地远离莫斯科，我们只看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幼儿园、面包工厂等。在书店中看到苏联大量影印英美等国的书籍和期刊，因为苏联当时不受国际出版法的限制，影印图书可以节省大量外汇。在苏联期间，总的印象是，苏联在集中发展重工业和尖端工业，还来不及发展人民生活需要的轻工业，来不及改造旧城市。商店货架上，有的地方空空如也。面包店前排着长队。不少人在街上悠闲地游荡。这个社会还没有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
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火车走了七天七夜。海参崴有不少华侨，大多是小商贩、小手工业者。海参崴后来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侨民被送到西伯利亚比较内陆的地方。在海参崴，我搭上一艘货轮，经朝鲜釜山回到上海。
到上海，住在北四川路青年会的招待所。当时适逢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在会上，我作了有关在法国四年工作的报告。报告之后，就接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张绍宗和中央大学各送我一份聘书。经和吴有训、叶企孙二位先生商量，决定我到中央大学。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决定聘我任物理系主任。1933年夏季，我接受了中央大学聘书，开始成为一名物理教授，同时兼任物理系主任，时年25岁，是全校最年轻的教授，可能也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教授。
当时的中央大学分理、工、医、农、文、法几个学院，理学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心理七个系。物理系有学生四个年级，四五十人。教师十余人。人们对我这海外来客表示欢迎。
当时中央大学的教师，大部分是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也就是说都是本校毕业的。而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中央大学一直被看作是个客人、外来户。对系外、对整个学校我有作客思想，因为我不是中央大学的人，我只是一个客人。大家客客气气，和平共处。对物理系，我则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主人翁感。内心深处，觉得这是我的系，我应该把它办好。系属于院，院属于校，但天高皇帝远，物理系的事只由物理系自己管，有充分的自主权。课程设置也好，科研工作也好，教学内容也好，财政开支也好，人员进出也好，一切均由系里自己决定。
系本身则受到一些有形无形力量的支配，作为系主任，我特别注意保持发扬光大一些优良传统。例如团结全系人员，使大家集中精力，搞好个人本职工作，尽可能减少和消除一些不必要的内部摩擦，消除彼此之间的成见与歧视。比如某教师在学校附近开了一个书店，人们对他做这个生意有些看法，或多或少有轻视之意。某教师与某女学生恋爱以至结婚，学生对这位教师自然会有看法，在背后指手画脚骂他。这个小集体中，任何一个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作为系主任，必须以身作则。要人家严守纪律，必须自己准时上班下班，不要迟到早退。要大家规规矩矩，首先自己要光明正大，不营私，不搞背后小动作，发扬正气，抑制邪气。
学期开始，召集全体教师，拟定学期工作计划，分配工作任务。学期结束，总结学期工作，公布财务开支。学期中间，经常在各实验室走动，注意秩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位教师，上课照本宣科，讲课囫囵吞枣，他的主要精力用在校外兼职，学生颇有意见，暑假发聘书时，当即停职。
当时规定教授工作量是每周8小时课。我担任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和四年级的近代物理，并指导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论文。教课之余还做些科研工作。
二 从八年抗战到解放战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不久，中央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袭击，于10月迁往四川。
到四川后，在重庆沙坪坝，借重庆大学旁边的土地盖起临时校舍，并在嘉陵江上游40公里处盖起教室和生活用房，以防日本飞机侵袭，供学生之用。抗战八年，虽然屡遭日本飞机轰炸，但中央大学年年招生，年年有学生毕业。我们一些教师，自己出钱，在学校旁边盖了一些房子居住。我花了800元钱，盖了一幢房子，有一间厨房、一间吃饭间、两间卧室，吃饭间同时又兼做书房。房子旁边就是嘉陵江。我们住的地方有两块大石头，所以就叫石门村。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国物理学工作者纷纷投身于军工研究。中央大学有一段时间，为了避免空袭，图书仪器密藏于防空洞中，因此科研工作开展较少。即使如此，在1942年中国物理学会第十届年会全国分区召开之际，在重庆区，中央大学物理系仍送交了15篇论文，金陵大学送交1篇。论文中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很少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
1946年，抗战已结束，中央大学陆续从四川迁回南京。
1945至1946年，按照学校规定，我休假一个学年。教育部派王书林到南京办一个临时大学，以便当时南京的学生有大学可上。王书林安排我陪他一同回南京。我们搭了一架军用飞机，一小时左右飞到了南京。乘飞机回南京后，我开始在临时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6至1949年间，我在中央大学任代物理系主任，负责物理系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教师队伍极不稳定。任课教师突然走了，我就担任其教课工作，因此有时同时教四门课之多。这样一来，四个年级物理系的课，除一门无线电外，我都教过。对我而言，开新课不是负担，而是乐事。借此可以扩大学习的知识面与工作本领。实践出真知，多劳多得。那时没有超工作量有奖的制度，得到的是知识与本领。
三 蒋介石冷对知识分子
有的青年学生认为，国民党时期蒋介石是比较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分子的。我想就此谈谈我的看法。
说起这个话题，先要讲一段关于蒋介石与陶行知的故事。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在当时教育界影响很大，蒋介石也略有耳闻，便想见一见这位乡村教育的奠基人。可惜不巧，蒋介石到晓庄师范时，陶先生正在课堂上。传人去叫，回答说：“谁来了也不见，我在上课！”蒋介石吃了闭门羹，一气之下回去了。至于后来的事，不得而知。当然，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尚待考证。
自从1933年我从法国归来，就一直在中央大学教书。当时蒋介石的总统府在长江路，中央大学在距离其不远的成贤街。三四年的时间，蒋介石从未到过中央大学。
施士元20世纪40年代观察日食
1943年，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的校长，任期一年。这时的中央大学已因抗战而迁至重庆沙坪坝，与重庆大学为邻。蒋介石当校长时，与教师、学生完全脱离，并规定：他走到哪里，路上的人都不准行动。他任期一年中，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甚至连教师工作会议都没有开过。
抗日战争期间，原中央大学成为日本的伤兵医院。中央大学1946年迁回南京时，科学馆空空如也。当时的校长为吴有训。吴有训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我的老师。经历这许多波折，与我过从甚密。他时常到我的办公室来诉苦，说教学条件太差，连桌椅板凳都没有，校舍空空如也。他曾向教育部申请资金，但当时蒋介石只一门心思积极准备内战，哪有钱来办教育？吴有训便没了办法。那时，我想起国防部六厅厅长钱昌照是我清华同学，便以“研究原子弹”的名义请钱帮忙。钱大笔一挥，给我签了一张6万元的支票。6万元在那个年代可是不小的数目，吴有训将其分给物理系、化学系、电机系来装修实验室。这样，中央大学又重新初具规模。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势已定。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和中央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学生静等解放。除了校长周鸿经和教务长唐培经携带一笔学校公款走掉之外，大多数教师都不肯走。大家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因为蒋介石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在国内破坏国共合作、主张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任何一个国民，都不会不为之愤怒。
所以，我认为蒋介石是从来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可以说在他的头脑中，只有战争、权势，哪有科学与教育的地位呢？他的最终失败，也成了必然。
四 中央大学抗搬迁
1949年，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这时，蒋介石的政府准备迁往台湾。他命令中央大学的校长周鸿经把中央大学也迁往台湾。
我当时任理学院物理系的代理系主任。理学院数物理系的图书仪器最多。周鸿经派人送来两个木箱子，要我组织人力将图书和仪器设备装箱，搬到台湾去。我看箱子很蹩脚，就让人把一些原版的外文书装在箱子里，从二楼的楼梯上推下来。由于这些书很重，箱子滚到一楼就散架了。这时我就对周鸿经讲，你送来的箱子太差了，不能装物理系的图书仪器。物理系的图书仪器，至少需要三四尺长的箱子。这些木箱子的结构和质量都不符合长途运输的要求。周鸿经是数学系出身，他对有些事情缺乏知识，当时又十分匆忙，没有时间来满足我的要求。
随后，理学院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开会，讨论搬家问题。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三四十人。会上，有的人认为，既然政府要中央大学搬到台湾去，要搬就搬算了。但我跟大家讲一个大学要搬去台湾，图书仪器一定要同时搬走。如果光是人去了，没有图书仪器，教学和实验很难开展。而今事实就在面前，周鸿经送来的两只箱子只是从二楼搬至一楼，短短的距离就全破碎了。图书仪器不能搬走，我们只好不搬。共产党来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搬到台湾去。最后大会举手表决，大家同意理学院不搬。
当时的中央大学有七个学院，包括理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农学院、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是一个大院。理学院不搬，工学院知道了也不搬，医学院、农学院、师范学院等随后都决定不搬。这样中央大学就没有搬到台湾去。不久南京就解放了。最后只有校长周鸿经和教务长唐培经两人携带了中央大学的公款，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央大学没有搬到台湾，这批教师留了下来，图书仪器保留了下来，这对保证解放后江苏南京地区的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回想起来，我当时为什么不想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呢？主要因为我认为，要创办一个大学很不容易。而台湾是个孤岛，没有房子、没有设备，一切要从头开始。而且，30年代，我从法国回国时经过苏联，看到苏联仍然在办大学。因此我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仍然需要科学，需要知识。共产党来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照样可以在大学教书，开展科研工作。回想起来，这段历史挺有意思。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如果当时糊里糊涂将中央大学搬到台湾去，这对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五 南京大学诞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当时的南京大学原有文理法工师农医等学院，院系调整的时候，按照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模式，只设文、理两个学院。其他学院，有的成为单独的学校，有的合并到其他地区去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之后，为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除了原来的文理学院以外，又陆续办起了法学院、外国语学院、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技术学院、地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学院等多个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根据苏联的模式，系下面设置专业教研组，物理系同样设立了各专业教研组。50年代，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本文选自《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85-96页，题目为《南大校友通讯》编辑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