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澳门南京大学校友会在庆祝母校建校118周年之际“北望南园 笔回南大”征文稿件。
在南大，我一直处在“低端”，从研究生做到老师，从助教做到教授，完全是在第一线工作，本来与高端无缘。但也因一些偶然的际遇，还是与这所伟大而光荣的母校结下了一些高端的情缘。本来这些往事说起来难免显俗，有借光自照之嫌，但毕竟与母校南大有关，在这特殊年份校庆的时候说一说，也算是给憋屈的生活增添一些爽气。
一
本文既然是为校庆而写，那应该从校庆说起。不过那是十八年前的校庆。2002年，南大建校100周年校庆隆重举行。我被指定接待许嘉璐先生。接待期间，学校特地为我派了一辆车。因此我有了此生唯一的一段“享受”专车的时间记录。我代表南大去禄口机场接机，可省人大、省公安厅的接机队伍已有相当多人，根本上轮不到南大的代表近前。人们簇拥着许先生上了面包车，警车开道，从机场开往住宿宾馆——金陵饭店湖滨度假村。我的车显然无法编进安保车队，只好一路跟随着。许先生依然是在众多人的簇拥下下了车，步入酒店大堂，接受酒店工作人员的列队迎接，然后径直走向下榻的房间。除了几位北京来的随行人员外，其他人只得黑压压地挤在房间门口，不知如何安排。正在这时，里面传来一声呼唤：“请南大的教授进来！”听到我的应承之声，大家为我让开了窄窄的通道，我快步进入许委员长的会客厅。许委员长非常亲切地握手寒暄，招呼我坐下，然后让我简要地汇报南大校庆的部署。先生谈兴很浓，了解了中文系的一些他曾熟悉的老师的情况，并对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大事发表了见解。此次会见我奉上了我新出的著作，许嘉璐先生对我那本台湾版的《文学与人生》似乎更感兴趣，竟然拿在手中当着我默读了两三分钟，然后平易近人地对我说，这书我是要读的。
接着的几天，我当然每天都来陪许先生。按照接待计划，我每次到许先生这里都将当天的行程简要告知，然后坐回南大派给我的车，跟随着许先生的车队到下一个目的地。但许先生谈兴很浓，一般都要我坐到他的车里，而且坐在他身旁，聊汉语，说文学，谈论南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话题填充着一路上的短暂行程。许先生身居高位，实际上是性情中人。一天下午的安排是在中文系与老教授见面，一进入会议室，与许先生相熟的汪应果教授高叫一声“嘉璐”，引得许多人侧目，但许先生非常高兴，快步走上前去与汪老师握手。回酒店的车上许先生还对我说：“今天我一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就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然后对我说道：“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跟你聊天吗？因为你一口一个许先生，而不是委员长，听得舒服。我知道，在大学里，在中文系，叫先生是一种非常尊重的称呼。”
此后，我有几次与许先生邂逅，比方说在民进中央在上海召开的高等教育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国学论坛，在山东某地举行的儒学论坛等等，尽管多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在许先生应接不暇之际，但每次叫他“许先生”时他都投来会意的笑容，然后用“你也来了”之类的话匆匆招呼。
我到了澳门大学以后，与许先生有过两次较为近切的接触，一次是他到澳大中文系与教师见面座谈，还有一次是在珠海度假村酒店与赵校长和郝院长一起接受他的接见。这两次都有机会重温我们在南大百周年校庆时的几日相处。许先生果然没有食言，他又提起我送给他的那本《文学与人生》，而且真看了。
二
我与南大的高端缘分，当然更应该说到蒋委员长。
这里的“蒋委员长”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蒋树声教授，严格地说应该在他的职衔前面加上“前”和“副”两个字。蒋树声校长离开南京大学到北京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后，以前周围的人们都习惯于用这样的俗称称呼他。
我比蒋委员长早几年离开南大，事实上我觉得他一直到现在都并未离开南大。我离开南京大学的那年，他还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为了我离开南大的事，他特地叫人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与我谈了好长时间，那意思当然是尽量慰留，并承诺为我工作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做些努力。我因为已经答应了下家，本着一诺千金的基本操守，不便也没想过改变主意，但对校长的这一番不舍的情谊还是深感于心。即便是离开了南大，而且离开了许多年，来到了更加渺远的南国边地，可当年蒋校长和陈懿校长，还有洪银兴、闵铁军副校长等校领导对我的关爱之心、惺惜之情、慰留之意，每每都能唤起一种值得回味的温润之感，一如钟山之春，扬子之水。
所幸离开南大以后，各位老领导都并没有忘怀于我。老校长陈懿院士数次来澳，每次来必定令接待者找到我，知会我，让我有机会陪伴左右。即使不来澳门，老人家也常常借讨论一些文字上的事情与我联络。洪银兴副校长就任党委书记以后访问澳门，也转辗找到我，并当面交待组建澳门南大校友会的工作。我和澳门基金会吴志良主席将洪书记的嘱咐当作一个“政治任务”，差不多用了三个月时间，组织起了队伍虽不算庞大，但却相当有活力的澳门南京大学校又会，可以算是完成了这项特殊任务。
蒋校长就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后，与区区如我等自然就没有了联系。但他因公务两次来澳，每次都向人询及我的工作情况，以示关心，遗憾的是我总是错过晋见的机会。他来澳门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那次，本来学校安排我与老校长一起共进晚餐，奈何我因接待余光中先生，分身乏术，还是错过了机会。为了安排叶兆言兄的文学工作坊，我甚至连本应参加的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也没能赶上，又一次错过了接受委员长会见的机会。公事所系，虽有所遗憾，但情非得已，也只好徒作兴叹。
荣誉学位颁授典礼过后，我去新校园参加本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典礼，穿博士袍，进场，出场，一应如仪。仪式过后，我匆忙告别了学生，去停车场取车，准备尽快赶回老校园安排接待余光中、叶兆言的晚宴。迎面看到警灯闪烁，一个车队款款驶来。我和同行的几位马上知道这应该是蒋委员长的车队，便侧立路旁，瞩目凝视，让车队缓缓开过。我们继续前行，却意外地发现车队在前面不远的路边停了下来。赵校长从车窗探出身来，对我大肆招手，高声喊我的名字。我一路小跑走近车队，工作人员立即把我让进车内，蒋委员长早已笑吟吟地伸过手来，我捷步上前，大声叫着“校长！”蒋委员长的大手早已经握住了我。车上的人除了师母，都一律黑色西装，领带俨然，就是我，身着白色衬衫，脱下的博士袍提在手上，那模样分外局促，很不协调。赵校长说，委员长不止一次与他谈起我，见到我在路边上，便吩咐车队停下来见我。蒋委员长拉着手嘘寒问暖，一边耐心地倾听赵校长对我近况的介绍，不时表示嘉许和勉励。然后邀我陪他参观新校园。
车中坐定，这才得空与蒋师母和随行官员们打招呼，一边打趣地申述：称蒋委员长为“校长”，就浑然觉有自己也沾染上了一点“黄埔”系统的味道。蒋校长回想起当年为了我离开南大找我谈话的事情，赵校长表示非常惊讶，委员长竟然将20多年前的事情记得这么清楚。蒋委员长幽默地说，因为这是跟寿桐的一次谈话嘛。
蒋委员长一行饶有兴致地参观了澳门大学新校园的行政楼和住宿书院，与工作人员和学生等亲切见面，谈兴很浓，兴致极高。临别，他又一次握住了我的手，嘱咐我为澳门大学的中文教育和学术研究多做贡献，同时与南京大学保持联系。我表示，一定不辜负老校长的嘱咐，努力为澳大工作，不为母校南京大学和老校长丢脸。蒋委员长微笑着招招手：“我深信这一点！”然后上了面包车，继续在车内招手致意。
此时，南国的夕阳依然热烈地放射着无尽的光芒，清晰的海风照旧婉转地歌咏着粤地的斑斓。依然是警灯闪烁，面包车后面跟着数辆黑色的轿车，一个车队缓缓驶出校园，驶向风景如画的山海之间。
此后又有两次在北京觐见蒋校长的经历，每次都谈到南大，南大往事，南大故人。有一次还蒙蒋师母赠送她的画册，里面多的是江南的春景。
（文/朱寿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