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雷先生86岁又出了一本书《我和昆曲有故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还送给我一册。我于昆曲一窍不通，但是读来津津有味。
吴新雷1933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东乡贯庄村，从小就喜欢看草台班子唱戏，自谓“锣鼓响，脚板痒”，他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拉弹唱。1956年秋冬之际，他师从南京大学陈中凡教授攻读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入学第一天，陈教授就对他说：“今年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昆剧。这种局面应该在大学的讲坛上反映出来。我们南大在这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我已经和系领导商量决定，你的专业方向是中国戏曲史，重点是昆曲。”吴新雷可以说是我国该专业方向的第一位研究生。
陈中凡指导戏剧史专业研究生，继承了吴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求吴新雷首先从看戏唱戏入手，他还专门为吴新雷请来了曾师从吴梅的老曲师邬铠先生，花了两年时间专门教吴新雷昆曲，举凡“生旦净末丑”的南曲北曲都学了；还让他到江苏省戏曲学校昆曲班，跟宋选之先生学习《琴挑》的舞台身段。通过学习，吴新雷的昆曲演唱水平达到了能够粉墨登场的程度。过去南大中文系每年年终都要举行迎新晚会，吴新雷吹笛子，特别是昆曲清唱，都是保留节目。
吴新雷爱看戏、唱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尝自称“江南曲痴子”，还专门请刻印名家钱君匋刻了一方印。举个例子说吧，1988年在苏州举行中秋虎丘曲会，歌台设在千人石上。他原想在中秋月下，唱《玉簮记·琴挑》中的《懒画眉》，但主事人考虑到晚上公园要关门，把他安排在骄阳当空的中午十二点半唱起了“月明云淡露华浓”，一时间被曲友们传为笑谈。那天曲终人散，他心犹未甘，为了完成在月下唱曲的梦想，一个人迟迟不归，约摸转悠到了六点半钟，他又回到千人石歌台，他在书中描述道：“只见月上柳梢，月魄生光。于是，我便唱起了‘月明云淡露华浓’的曲子，正是‘一曲清歌才入调，千人石上夜无声’，我终于园了在虎丘中秋月下唱曲的美梦。”正当他自我陶醉时，园丁闻声赶到，大声吆喝他快离开，公园要关门了。
吴新雷善唱昆曲为他以曲交友创造了条件。1960年，吴新雷时年27岁，应中华书局邀请，到北京查考戏曲资料，先后拜访了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研究的名家俞平伯、傅惜华、周贻白、孙楷第、谢国桢、赵万里、吴晓铃等。有人告诉他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家藏有昆曲新资料，但只露出点儿口风，详情不得而知，便鼓动他去敲开路工家的门，像福尔摩斯一样去侦探一下。吴新雷预先做了功课，了解到路工爱好昆曲，便以昆曲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路工家的门。吴新雷在书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答称是研究昆曲的，他就让我进了家门。接着他又考问我能不能唱，我当即唱了《琴挑》和《游园》里面一生一旦两支曲子。他大为兴奋地说：‘想不到解放后的大学里，还有你这样的小伙能接续昆曲的香火！’我告诉他是陈中凡先生试图在南大恢复吴梅曲学的传统，所以让我学习唱曲的。这一来竟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他脱口而出地说：‘我告诉你，我发现了昆曲的新材料，别人来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于拾薪传火，我认你是个昆曲的知音，我独独给你看。’说着说着，他就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只大木箱，里面尽是孤本秘籍，有古本《水浒传》，有珍本《缀白裘》等等。他从书堆里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翻到一处给我看，并继续考验我说：‘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堂？’”吴新雷见到里面抄录了明人魏良辅的《南词引正》。他接着写道：“当我读到其中有昆山腔起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时，欢欣鼓舞，拍案叫绝！因为过去的戏曲史都讲昆腔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创始的，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和顾阿瑛，足足把昆腔的历史上推了200多年。为此，我诚挚地建议路先生及早把《南词引正》公之于世，为昆曲历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称赞我是个‘识货者’，表示要提携我这个研究昆曲的新人，乐意把这份珍贵的材料送给我。他叫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当场让我把《真迹日录》中《南词引正》的文本过录下来，叫我去发表。”但是，吴新雷自己却没有公布这条新材料，而是为了给钱南扬恢复名誉，让钱先生去发表了。钱先生是吴梅的入室弟子，原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因为“历史反革命”等问题被打倒，并被开除。陈中凡为了发展南大中文系的戏曲教育事业，想方设法将他引进到南大任教，但是一直未能以钱南扬的名义出书发表文章。在编辑戴不凡的大力支持下，署名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赫然出现在《戏剧报》1961年6—7期合刊上，而且目录用黑体字，突出其重要性。该文在昆曲界引起了轰动，钱南扬因而得到平反，并活跃于学术界。前辈学者发现新材料，为了有利于学术的发展，而让给别人发表，这种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思想境界，实在是值得赞扬的。
戏曲是综合艺术，学唱昆曲，不仅有利于以曲交友，更有助于学术研究。吴新雷深有体会地说：“昆曲课引我进入了戏曲研究之门，不仅突破了宫调曲牌的音律难关，而且唱曲就等于背熟了各种戏曲作品。”这对吴新雷写有关昆曲音乐方面的论文帮助尤大。吴新雷的大姐、二姐均为上海纺织工人，母亲与大姐家生活在一起，吴新雷1961年赴沪探亲，拜访了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受到热情接待，并加入了上海昆曲研习社。这年2月，他还拿着陈中凡先生的介绍信，拜访了上海市戏曲学校俞振飞校长，向他请教了唱曲的要领和小生练嗓的秘诀，并获赠签名本《粟庐曲谱》，从而引发了吴新雷研究“俞派唱法”。1962年暑假，吴新雷29岁，他再次拜访赵景深，拿出了《论昆曲艺术中的“俞派唱法”》初稿呈教，赵先生看后大为称赞，竟给全体昆曲研习社社员发出通知，定于8月15日举行报告会，由赵先生主持，由吴新雷主讲。《新民晚报》在9月20日第2版《上海昆曲研习社开展研究工作》一文中作了如下报道：“社员吴新雷研究俞派唱腔后，对于俞粟庐、俞振飞父子的唱腔艺术，作了较全面的估价和分析。昆曲青年演员岳美缇、蔡正仁等都来听了这个研究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吴新雷在作报告时边讲边唱，以昆曲演唱为实例。再一个突出例子是2014年8月13日晚上，吴新雷接到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音乐总监周友良乐师电话，说他要将青春版《牡丹亭》演唱和伴奏的全部乐谱编集成书出版，因为出版时间紧迫，期盼吴新雷在十天之内，写出乐理方面的评介论文，并希望帮他想个书名。吴新雷当即在电话中建议他，可以取名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音乐全谱》。后来此书在苏州大学出版社付印时，责任编辑减去四个字，定名为《青春版〈牡丹亭〉全谱》，该书卷首赫然印着吴新雷那篇从听觉效应论说青春版《牡丹亭》音乐美的论文。可见，吴新雷戏曲音乐知识的造诣是多么深，而且被行家所认可，这显然得益于学唱昆曲。
吴新雷不仅是当代昆曲发展史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一位极其重要的参与者。我觉得《我和昆曲有故事》实际上是一部当代昆曲发展史的史料集。作者在《题序》中说：“我把这些亲身经历的昆坛追梦的往事写下来，既可作为有趣可读的谈资，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可为昆曲发展史留存史料。”全书十卷，主要回忆了他与全国各地剧院剧团、民间曲社、著名曲友的交往；以及他在国内外和港澳台地区所参与的各种昆曲演出与学术交流活动。他在《题序》中还说：“我之治学，崇尚考据，虽是回忆往事，决不能信口开河，于是翻箱倒箧，查证手记资料，对于昆坛往事，务必做到确考时地，言之有据。”例如青春版《牡丹亭》无疑是昆曲振兴并走向世界的代表性剧目，吴新雷在《我与“苏昆”》一文中详细记载了作者参与青春版《牡丹亭》的排练、研讨，以及在国内外的巡演情况。其《昆剧青春版〈牡丹亭〉200场庆演亲历记》对之作了简要的介绍：“自从2004年4月首演大获成功以来，八年中在内地23个城市29个大学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英国、希腊、新加坡诸国巡演，直到2011年12月10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落幕，演到了200场，观众累计将近40万人次，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青年，这为中国戏曲艺术的传播，为民族文化的弘扬作出了靓丽出色的成绩！”作者还谈到这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第200场演出，“我的戏票是楼下池座第一排第一号，视听效果绝佳。”并且还将3张第一排第一号戏票的照片印了出来。这个细节也说明吴新雷对青春版昆剧《牡丹亭》所作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戏曲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还附有96张照片，如1958年浙江昆苏剧团在南京世界剧场公演时的戏单、20世纪50年代上海戏校昆大班实习演出的说明书、昆曲传习所成立60周年纪念演出浙昆节目单、唐圭璋为纪念吴梅逝世50周年填词的手迹等等，不仅可以增加读图证事的意趣，也提高了该书的史料价值。我们做学问如何收集与积累资料，也会从中受到启发。
吴新雷治学注重实地考察，这在《我和昆曲有故事》一书中也有鲜明反映。他在书中谈道：“我深入民间，通过实地考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活材料和新资讯。如到霸州五十里外的农村访见了王庄子农民业余昆曲剧团的男主角，到兰溪黄龙洞93号访见了童心昆婺剧团的女主角童心。又考察了上海七宝镇创建于嘉庆年间的昆曲庙台，考察了扬州老郎堂所在地苏唱街，考察了宁波老郎庙所在地效实巷和甬昆演出场所城隍庙戏台和秦氏支祠戏台，到武义陶村考察了昆曲唱班儒琴堂和民生乐社旧址延福寺。根据调查所得的真实记录，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有些调查还是很辛苦很费时间的，譬如河北霸州王庄子的农民为了自娱自乐，组织了一个业余昆曲剧团，吴新雷特地去作了实地考察，他写道：“1996年7月7日一大早，我在河北省深州市汽车站搭上长途汽车，向北穿越武强、献县、河间、任丘、文安五县之地，于中午到达霸州市，先找了一个每天只要十元钱的客栈安顿下来，然后出去打听下乡的路线，得知王庄子在东乡，离市区有五十多里。”吴新雷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摸到了王庄子，好不容易找到了采访对象邱汉民，了解到他家业余唱戏已世传七代，早在清朝同治初年就成立了下王庄昆弋子弟会，又称耕读会，曾培养过不少戏剧表演人才，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主席军阀韩复渠也是霸县人，曾捐助下王庄耕读会300元银洋。耕读会用这笔钱购置了全套戏装行头，并一直保存至今。1958年，下王庄改名为王庄子，耕读会便改称霸县王庄子农民业余昆曲剧团，在人民公社期间，曾拨出一百亩公田，将田里的出产收入作为剧团的收入。公社解体后，断了经济来源，剧团已名存实亡，但是一些演员却被其他剧团所聘用。吴新雷采访完毕已到了傍晚时分，末班车早已过去，徘徊到夜幕降临，幸得路人指点，到村里找到一位个体运输户，他有一辆破旧的三轮小货车，经再三商量，才以正常车票20倍的价格成交，车主拿出一个小板凳让吴新雷坐在三轮小货车上，终于将吴老送到市里那家小客栈。这些故事充分说明了吴新雷研究昆曲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
吴新雷很会讲故事，娓娓道来，逐步深入，颇能引人入胜，《因昆曲和匡亚明校长成了曲友忘年交》就是一例。匡亚明（1906—1996）早在1923年在苏州就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就听过曲学大师吴梅的讲演。1929年执教于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牖是个昆曲迷，特地延请曲师教子女拍曲。他的四个女儿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都成了著名的曲家，匡亚明教过她们，耳濡目染，也成了昆曲迷，而且还多次看过苏州昆曲传习所的舞台演出。
1975年“文革”末期，“军宣队”将匡校长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与中文系教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军事化管理。在闲聊中得知吴新雷是搞中国戏曲史的，而且会唱昆曲，非常感兴趣，并再三强调自己最喜欢昆曲。
1976年，军事化生活结束，校“革委会”恢复了匡亚明的自由。于是，他便约吴新雷到他家走走，唱唱昆曲。盛情难却，吴新雷便多次应邀到他家浅吟低唱，两人便结成了曲友。
过了一阵子，匡老说光这样干唱不够味，最好能有笛子伴奏。考虑到影响不好，吴新雷特地在当时已经停止招生多年的红色艺校，找到自己的故交曲笛高手高慰伯老师，正好高老师宿舍中没有其他人，并且很想重操旧业。这样每逢星期日的上午，在高老师家，有吹又唱，匡老听得有滋有味。
过了一阵子，匡老又对吴新雷说：你唱《琴挑》小生的曲子蛮好听的，可惜缺了旦角的搭配，整套曲子断断续续，连不起来，能不能请到唱小旦的人？生旦联唱，那就更好了。那时江苏省昆剧团早已撤销，演员们都回苏州去了，正规的旦角是找不到了。吴新雷想到自己的大学同学刘致中的夫人朱继云是清唱家，征得他们的同意，于是请朱继云到高老师那里曲叙。这样吴新雷唱小生潘必正的曲子，朱继云唱小旦的曲子，而且连带念白，把《琴挑》整出戏唱全了，匡老听得十分过瘾。
又过了一阵子，匡老对吴新雷说：在高老师那里虽然听得很开心，但离开后就听不到了，最好能现场录音。他在家里找出从前用过的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有二三十斤重，居然还能用，在吴新雷的帮助下，终于成功地录了音。有了昆曲录音，匡老在家里便可以随便播放，其乐无穷。吴新雷又托人从上海、苏州弄来一些昆曲大家的录音带，他听了眉飞色舞、喜出望外。
粉碎“四人帮”后，匡老恢复了党委书记兼校长的职务，江苏省昆剧院也在南京重建。匡老特地关照吴新雷，凡有什么重要的昆曲演艺活动，一定要告诉他。为了振兴昆曲事业，匡老着实帮昆剧院做了一连串好事。他在学校里拨出一批艺术教育经费，常请昆剧院来校为师生演出。为他们到省里帮助解决生活待遇等问题。他还特别关心演员的成长，1982年5月25日至6月3日，由文化部主办的“江浙沪两省一市昆剧会演”在苏州举行，匡老与吴新雷都参加了，匡老看了江苏省昆剧院演出的《南西厢·游殿》扮演张生的青年演员很有书卷气，唱做俱佳，极为赞赏。与会者告诉他，那是毕业于江苏省戏校昆剧班的女演员石小梅，通过面谈，觉得她是一位有志青年，是大可造就之才，准备为她拜名家为师创造条件。6月3日会演就要结束时，匡老权衡再三，当机立断，自掏腰包于6月2日下午五点半设下拜师宴，为石小梅举行了同时拜昆剧界小生行当中的三位大师沈传芷、周传瑛、俞振飞为师的仪式。石小梅由于获得三位名师的指教，勤学苦练，演艺大进，于1988年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评上了国家一级演员，又相继荣获文化部文华奖、如今已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没有辜负匡老当初的殷切期望。欲知其详，不妨将原书找来读一读。
（文/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有富）
